王四四:我们的语言有了毒瘾

  前些时我看了电视上的一个科普节目,一位院士只用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我一直搞不清的毒品的机理——毒品的成分是吗啡,吗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它是药,能止痛,也能给人快感。人体自身会生产内源性吗啡,一是使人饮食男女后产生快乐,二是在人病痛时止痛。但有人为寻求额外的快乐,去吸食额外的吗啡,而人体为了平衡吗啡量,不但不再生产吗啡,反而生产“抗吗啡”。因此即使那人后来想不吸了,但时刻一到,抗吗啡达到一定量,就疼得他不想活,于是他只能再补充吗啡,并且还得递增,直到中毒死亡。

  原本是为了增加一些快乐,失去了控制,就掉进了魔窟。

  语言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

  1958年钢铁放卫星,亩产放卫星,你放一颗,我就放两颗,他再放三颗。语言也跟着加码,有了豪言和壮语。

  1958年9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诗,讴歌安徽繁昌县亩产卫星: “不见早稻三万六/ 又传中稻四万三/ 繁昌不愧是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9 月9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这位科学院院长兼诗人的《笔和现实》一文,文章要求将诗更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郭院长惊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果然,几天之后,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 斤。同日,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

  郭诗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诗人”,把语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剂量弄得过大了一点,搞得后来乡下就死了一些人,不是吗啡过量,是卡路里不够量——饿死。

  语言的瘾到了林彪,就到了顶峰。他先用了一个“最”字,一步到位,到了最高级。后来不过瘾,加剂量:“最最”,把语言学家的眼镜吓得跌了下来。林彪他一个人讲得舒服了,别的人就倒了霉。因为语言的剂量也是不能随便减的,只能加。比如有人用了两个“最”,别人就不敢再用一个“最”,以免被人家说成不忠。果然,后来没多久,我就看见“最最最最”的巨幅标语。这时候语言学家已经没有眼镜可跌了——他因为不忠而进了牛棚,眼镜早已在“坐飞机”的时候掉到地下,被人“踏上一只脚”,踩烂了。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不然真不知道要加到几个“最”。不过加不加,反正都已经是世界之最了。

  我们的语言戒掉了林彪的瘾以后,开始好好说话。但可能有一些人脑子里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心瘾难戒。没过多久,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其他一些领域,有人又犯起瘾来——

  我买了一瓶汽水,上面写着:“不含防腐剂”。过了不久,我又买了一瓶,上面写着:“绝不含防腐剂”。于是我猜想先前那种不带“绝”字的可能有防腐剂。

  前几天看见一幢大楼,身披巨幅标语: “真正宽频,超值享受”。我立刻怀疑别的大楼号称宽频,可能到头来还是用电话线上网。走了没多远,又见一幢大厦,赫然大字是“铁定8 月入伙”,让人想到别的楼盘没铁定的入伙时间,可能有诈。

  我家楼下有个面包屋,面包纸上总是印着:“绝对当天生产”。说明很多写了当天生产的面包,不绝对。当然,也可能恰恰是这个店的面包不绝对。那么,我信谁的呢?

  瓶装饮用水更好玩,先是“矿泉水”,然后是“天然矿泉水”,后来是“优质天然矿泉水”,最近我看到“珍贵优质天然矿泉水”,相信不久就会有“极品优质天然矿泉水”。这样的剂量已经不太合理了吧?搞到最后,所有的水我都不敢喝。

  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某些日常活动中的比学赶帮超,我在这里没篇幅说了,反正一些文艺评论一篇比一篇剂量大,让一些人看了产生欣快感,而让另一些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些思想理论文章,一些大会小会的发言和表态,调子一篇比一篇高,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你积极我比你还积极,剂量轮番加,让人闹不清谁最革命、最积极,就像闹不清谁的面包是当天生产的一样。

  一种语言要是离开吹嘘、标榜、上纲、诅咒发誓、捶胸跺足,就无法正常表达意思,那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以及该怎么做人了。

  我上学时有一门课叫《语言学概论》,一上来就学革命导师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革命导师的话我至今也没忘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所以,我愿意按导师的理论作一个推导: 上述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或者,没办法,也加一个“绝”字,当然只加一个——绝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

原载:新语丝

  作者:王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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