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林:闻一多、李公朴死得其时!

  我写下这个题目,决不是希望我心中所崇敬的民主战士早死,而实在是阅读最近刚出版的鲁迅儿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的一些记述、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以后,不得不发出的感慨。现把这一段内容原文摘录如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说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房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正是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使我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份子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思考。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获得毛泽东最高评价的一位知识份子。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推崇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综观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于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一口气连用7个“最”的褒辞,并冠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鲁迅先生,按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在毛泽东统治下的1957年,依然要遭受牢狱之灾(除非他“识大体”,不说话)。那么,那些在毛泽东眼里地位要低得多、甚至不屑一顾的知识份子在1957年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道,闻一多、李公仆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6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国家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于是,国统区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战民主运动。连一些过去埋头书斋、不问窗外事的知识份子也终于拍案而起,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闻一多、李公仆正是这样两位正直的知识份子。他们参加学生游行,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辞,为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义无反顾,最后不幸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据解放后国内出版的的《文史资料选辑》披露,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并未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后来为此事还撤了昆明警察局长的职)。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因为他们两人的行为是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所以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获得了政府追认的崇高荣誉。有关方面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还被收入了中学的课本,成为必读课文。其家属、子女得到了政府特别的照顾。

  但是假设一下,如果闻一多、李公仆两个人当时躲过了暗杀,多活了几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开始,他们或许能弄个政协委员当当。但其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在新生的共和国刚刚立定脚跟之后,毛泽东即开始了对知识份子的整肃: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到了1957年,则展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反右”运动。全国敢说话的知识份子几乎被一网打尽……作为生性耿直,视民主、自由为生命的这两位教授,能逃过这一劫吗?

  再后退一步,假设闻一多、李公仆两位先生在解放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埋头书斋,一心做学问。他们或许可能因此躲过“反右”这一劫。但是,他们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据我记忆,1957年之后,一些坚持公平意见的文艺学家、历史学家如周谷城、翦伯赞等学者,也无不受到了当时群起而攻之的学术围剿。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66年。在“文革”这场毛泽东亲自发动、旨在反人类、反文明的“文化大浩劫”中,知识份子无一幸免。连在1957年最积极、最坚定地站在“左派”这一边、挥舞棍子打别人的吴晗教授,也未能摆脱被歹徒迫害致死的命运。那么,闻一多、李公朴两位教授的命运。又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通过这样的考虑,我为闻一多、李公仆两人庆幸:他们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为国人树立了民主战士的光辉形象,并一直受到人们的纪念,真可谓死得其时。要不然,……

  作者:许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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