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明:中国行政人员批评

  1 、关键是进对门

  时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两句顺口溜:“男怕进错门,女怕跟错人。”意思是一个对家庭生计负有重大责任的男人,只要进对了前途远大、收入有保障甚至油水很大的行业或单位,不但不愁养活不了妻小,而且自己还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

  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社会上公认的最肥、最气派、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或单位往往是外资企业,因而,能到外资企业中作个白领阶层,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运气,甚至是一种荣耀;不仅可以有丰厚的收入和待遇,更诱人的是还可以有机会出国深造以至让事业向国外发展。

  而在欠发达地区,外资企业实在太少以至几乎没有。于是,最好的行业或单位,主要是那些实行垂直管理的行业或单位,如保险、金融、电力、邮政、电信、烟草、税务、工商、技术监督、盐业管理等部门。这些行业或单位,或直接与钱打交道,或做垄断性的独门生意,或有收费权力,或属于执法部门,等等,总之是工资福利待遇普遍看好。

  如金融部门,在其它行业的人看来,总是那么财大气粗,职工收入高得令人咋舌,生活待遇好得超过县长,工作轻松得犹如打电子游戏。走遍神州大地,金融部门以至准金融部门,所修的建筑物无一例外地都是最高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即使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乡镇,银行的储蓄所门面必定也是当地一流的建筑。至于银行职工的住宅,普遍都是崭新、宽敞、豪华有如宾馆。行业或部门之间的差距十分突出。

  改革开放之初,行业差距还不是很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基本上还没有什么行业实行垂直管理,因而收入差距还不是很大。然而时间不久,有钱的或者能挣钱的单位,几乎都被当作金娃娃收上去垂直管理了,没钱的或者挣不了多少钱的单位,几乎都被当作包袱甩给地方上。例如,同属能源行业,石油能挣钱,便垂直管理了;煤炭挣不了钱,便交给地方上管理。再如,供销社经营状况好的时候,收上去实行垂直管理;效益滑坡成为烂摊子后,又被甩下来让地方上管理。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地方上的中小企业是目前普遍收入低、待遇差、没保障的弱势单位,有条件和有背景的职工普遍想调往行政和事业单位。而行政和事业单位的人,除了被组织部门任个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去企业,愿去冒下岗以及退休后没有生活保障风险的人几乎没有。

  垂直管理的行业进不了,中小企业又不愿去,相比之下,虽然收入不是最好但是“旱涝保收”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由于吃“皇粮”或者有稳定的收入和待遇,便成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想流动进去的地方。

  而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之间,由于前者不仅完全拥有“铁饭碗”,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权力和政治地位,以至于有许多油水可捞,因而只要有可能、有机会,大多数人们更愿意进入行政单位。

  并且,在众多的行政部门当中,从待遇方面来看,也有不同甚至是较大的差别。社会上公认的所谓“好单位”或热门部门,主要表现在“有权”和“有钱”上,以至既“有权”又“有钱”。

  在许多人们的眼里,“有权”的部门如: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秘书处或办公室、组织部、纪委、人事劳动部门,等等;“有钱”的部门如:财政、审计、民政、土地管理、运输管理,等等。既“有权”又“有钱”的单位如:公安、法院、计委,等等。

  在许多人看来,“好单位”和“差单位”的区别是:前者不仅工作条件好,工资待遇高,而且在工资之外,还经常有各种数额可观的补助;后者不仅工作条件差,办公有时连一瓶墨水都没有钱买,而且,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或者由单位自筹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发不全,以至于纯粹没有办法解决。

  由于待遇的差别,行政部门之外的人,常常想的是如何调进来,有条件、有背景的人在进来时还会挑拣单位;已经在行政部门的人,主要想得是如何从不太好或较好的单位,倒腾到比较好或更好的单位去,因而,对于“有权”或“有钱”的“热门单位”,人们时刻都有一种挤进去的冲动。而且,从实惠的角度看,宁可在“好单位”当一个科长,不在“差单位”当一个处长。

  由于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行业或部门差距,因而许多人还在上中学时,为了进对门,提前打好分配到“好单位”的基础,常常在高考报志愿时就已经煞费苦心,一心要考到将来分配去向好的学校,如金融、财贸、电信等专业的大专院校,因而,这些学校每年都属于报考拥挤的热门学校。相反,一些去向不妙的学校或专业,报考的人便不是很多,甚至因为招不够名额而不得不降低分数段。

  例如教师这个职业,虽然我们宣传、歌颂了许多年,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来提高其社会地位,但是实际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也常常被其他行业的人们瞧不起,而且人们也普遍认为当教师发展前途也不大。因而,即使高考时师范本科院校是第一批录取,相对收费也比较低,但是,许多考生仍然不愿填报,即使被硬性录取也常常有人不愿去上。宁可上将来待遇好的二流学校,不上将来待遇差的一流学校。宁可上金融或电力中专,不上工业或师范本科。

  这就是当今流行的价值观念,要人为地加以改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切以将来的待遇高低为标准,而这一切的关键是进对门。进对了门犹如进了保险箱,衣食住行都无忧;进错了门就像钻入了死胡同,越往前走心越凉。

  2 、挤破脑袋往进钻

  收入高、待遇好的优势行业或部门,如金融、保险、电力、邮政、电信,税务、工商,等等,虽然令人垂涎三尺,但是由于几乎都实行垂直管理,人事上实行类似近亲繁殖的内调政策,“肥水不外流”,因而一般人往往难以挤进去。

  相对来说,在前几年人事调动卡得不太严的时候,进入吃财政饭的行政、事业单位较为容易一些,特别是当你有相当过硬的关系或背景时,不但很容易进去,进去后还可以占到好位子。

  于是,在垂直行业基本上无法进入的情况下,在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普遍陷于困境、职工下岗较多的深刻背景下,行政和事业单位由于工资基本由财政拨给等好处的吸引,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困难企业中的职工,生活有保障的和没有保障的,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向行政和事业单位调动的冲动,都把行政单位作为工作比较理想的去处,于是通过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一齐向行政和事业单位发起冲击。

  有一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6 月末的时候,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数比1996年增加135.2 万人,而1996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126.8 万人,国企减少的人数恰巧与1997年上半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增加的人数大致相等,这一组数字是否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减少了的人,基本上又都流动、补充到行政、事业单位? 不能说企业减少了的人,全部进入了行政、事业单位,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的确,在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没有完全好转的情况下,企业的大部分职工,即使是目前看起来情况还好的企业职工,一颗心总是高悬在空中,时常担心有一天会落到难以养家糊口的境地。而那些长期陷入生产经营困境,面临下岗或已经下岗的企业职工,其生活上的拮据和对前景的茫然就更不用说了。

  相比较而言,行政部门就像一个永不亏损的企业,只要能进入就等于一本万利,就可以高枕无忧。

  既然行政工作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份工作,甚至利用拥有的权力还可以捞到不少好处,因而人们便都趋之若鹜,削尖脑袋想法设法朝行政机关的大门里挤了。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畸型的结果:行政机关到处人满为患,以至于连假干部都多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据报道,几年前海南省万宁市公安局竟有54名假干部。原局长邱某1992年至1997年4 月任职期间,滥用职权擅自为3 人转干;未经局党委讨论擅自批准调入假干部7 名和工人17名;还由于邱某把关不严,致使该局近年共进假干部54人,其中以局名义呈报假干部28人,调入假干部26人。在1997年3 月向省公安厅呈报的75名录警名单中,竟有42名是假干部。

  不过,这一批假干部的数量与下面所举的例子比起来,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调入、录用、审批假干部,前者只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操作,后者则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进行。不知道下面这个例子是否可以算着假干部之最?

  据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1991年至1998年期间,共非法、违规录用366名干部。在这些假干部中,有在校学生14人,农民4 人,工人39人,党政机关工勤人员156 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假干部中还有十来岁的“娃娃干部”,最年轻的“娃娃干部”1989年12月7 日出生,1993年12月31日被“招工”,1995年6 月10被“转干”,当时只有5 岁半。

  行政机关涌进如此多的假干部,显然是权力违规或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的结果。在同心县非法、违规招工、录干过程中,为亲属、子女、家属办理手续的科级以上的干部共95人,其中省级干部1 人,地级干部4 人,处级干部23人(同心县14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原县委书记、县长,多次为其不少家属、子女招工、录干,其中有些人连一天班都没有上过,却连续数年领走了数万元的工资。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周文吉,可以算为非法或违规录用亲属及关系户当干部的“冠军”。他在担任固原行署分管人事工作的副专员和自治区人劳厅厅长期间,先后为两个儿子、女儿、两个儿媳妇、弟弟、侄子、六个外甥、小姨子、以及亲家的六个子女共计十几人都办理了转干,转干后老的留在原单位工作,年轻的则被调进公安、财政、税务等部门工作。其中13名亲属办理录干手续但是直接由周文吉亲自签批,或由周文吉亲自交办的。在办完亲戚的事情后,周文吉又指示下属,共为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地区各种关系介绍来的114 人办理了录干手续。在周文吉的“带动”下,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也迎头赶上,纷纷为亲属办理转干手续。在大面积违规或非法录用干部的同心县,有如下几起“典型事例”:

  县财政局长丁某,至案发时其女儿挂空名从县财政局领取了35个月的工资;

  县粮食局长陈某,先将9 岁的儿子“录用”为粮食局“合同制工人”,一年后转为国家干部,14岁读初中时被调进县检察院,享受股级干部工资。随后,陈将11岁的女儿也转干“调进”了县法院;

  县法院院长马某,将10岁的儿子“招工”后“调入”了县检察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打起了私刻人事部门公章,倒卖《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的主意,当地的几位农民还为此“发家致富”,甚至有刚刚转干的你农民现身说法,传经送宝,向渴望转干的人们收取“信息咨询费”。在同心县违规或非法录用的366 名假干部中,有140 人属盖假公章,伪造了干部身份。

  本来,真干部都已经多到人满为患的地步,现在又加上假干部充斥机关,致使行政干部队伍迅速畸型膨胀,挤破了行政机关的大门,而国家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却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安排工作,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据称,同心县一个仅有3 座墓碑的烈士陵园,竟然有 20 名在册管理人员,平均7 个人管理一座墓碑。然而这20人都是“挂职干部”,真正到这里上班的一位离休后返聘的名誉园长。

  同样,由于“半吃皇粮”的好处的诱惑,事业单位也在权力的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下人满为患,出现经费拮据运行困难的端倪。几年前曾有过这样的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教育局徐某,从教育局长的司机升任人事干部不到一年,便私自批转“公办教师”73人,而后从受贿的款项中拿出5.3 万元向人事劳动局官员行贿,终于把手续繁多公章丰富的“转化”过程,变为易如反掌的流水作业线。与此同时,教育局中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开展“转公办”的经营业务。结果是“全市吃财政饭的6000余人中,有3600人来自教育系统”。群众惊奇而气愤地议论,“连摆摊卖菜的人也去当教师了。”

  记得已经辞世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曾经说过:要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将来要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羡慕的职业。现在看来,多亏这个构想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否则,在一些权力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较为普遍的地方,说不定连文盲或半文盲都会堂而皇之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而真正的人民教师倒有可能会被“优化组合”掉,只好上街捡破烂去呢!

  像这样的事情竟然在机构改革期间仍然还在发生着。潜江市工商局在2000年招考公务员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集体造假舞弊问题即是一例。

  2000年初,根据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做好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所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的通知》,湖北省人事厅和湖北省工商局在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公务员过渡工作完戎后,对有行政编制空缺的地方采取考试考核的办法,在“以工代干”人员和富余人员中择优录用公务员。

  3 月12日,潜江市“以工代干”人员录用公务员考试如期进行,结果因试题泄密而不得不在9 月23日举行第二次考试。按照计划,潜江市工商局本次考试将录取180 名公务员,成绩公布后,共有187 人过了线。过线考生接下来的程序是考核和体检。

  据工商部门人士介绍,为保证体检结果的公正性,对各考点提出了严格要求,一是必须在指定的地市级中心医院进行体检;二是体检表采取编号方式,没有姓名,各考生的编号只限于政工科及分管的局领导知道。考生舞弊的可能性很小。

  检察机关在介入此案的调查后发现,负责此次体检工作的潜江市中心医院曾调换过10张体检化验单。为什么要调换化验单呢? 有人接受调查时称:“体检结果出来后,被体检刷下来的几个人中有的是潜江市工商局领导的亲戚……”

  结果,在第一次体检中不合格的10个人,自行到医院“复查”后竟全部“过关”。甚至个别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左腿有残疾、走路不便,明显不符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要求的人,也都顺利“过关”。

  检察人员在查看潜江市工商局本次参考人员的档案时发现,能够证明一些参考人员高中学历的仅仅是他们高中时代的一个学生证。有些学生证尽管盖的是当时称为某某公社中学的公章,但填写的字迹过新,与学生证的破旧反差鲜明,还有的学生证上有明显涂改过的痕迹。

  目前,检察机关已经查出10余人有持假文凭嫌疑。如有的档案上填报的高校是“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是1996年以统招自费生的身份就读该校法律专业的大专,但事实上,湖北广播电视大学1996级的学生中根本没有此人,而且毕业证号也不对。

  今年2 月底,潜江市检察院对潜江市工商局招录公务员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已正式立案调查。负责此案的检察人员认为工商部门有关责任人至少存在着“徇情”问题。

  像这样严重违法乱纪的事情,仅仅说是“徇情”,是不是有些轻描淡写了?

  3 、身份的变迁

  在以階級斗争为纲的年代,出身即成份几乎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成份好,根子红,招工、录干、参军、上学等等影响到人的一生的大好事就都有份,至少是有资格、有机会,相反,如果出身不好,或者亲属带有“四类分子”帽子,那么好事就会统统与你无关,并且你一生都将生活在出身不好的深重阴影里,即使有旷世之才也是白搭。

  如今早已不讲出身了,但是干部身份仍然是人们公认的一块金招牌,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干部身份几乎就是行政部门之外好多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然是因为干部的待遇普遍优于其它身份的人们。换句话说,干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等公民,高高地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农民要从土中刨食吃,餐风饮露、收入微薄不说,如今常常被过于沉重的负担所累,可以实际地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工人虽然从理论上讲是领导階級,却因为企业普遍处境艰难,而时常面临下岗的危险,甚至已经下岗,要靠自己找出路,因而常常感觉到,头上空有一顶红帽子。

  相比之下,只有行政干部高枕无忧,旱涝保收,名声响、牌子亮,甚至吃香的,喝辣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仍然地位显赫、受人羡慕的阶层。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自然一心要削尖脑袋往行政机关钻了。君不见,有那么多的人凭借着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办法把自己的亲属子女弄进行政部门,有那么多的人不惜花费血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身份变为干部,连年轻人找对象都要找当干部的,可见,干部身份对于一些人们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

  据说,50年代令人崇敬的是英雄,60年代让人欣赏的是劳模,70年代最吃香的是军人,80年代最走俏的是知识分子,90年代最风光的是大款。而行政干部,是任何年代都令人羡慕,都吃香,都风光,因而总是令人趋之若鹜。

  为了改变身份调入行政机关,或者调入行政机关后改变身份,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许多巧妙的瞒天过海的办法。比如,一个非干部身份的人为了调入行政机关,可以先不正常地把工作关系迁入某个行政或事业单位过渡,或者是作为跳板,在档案中把非干部身份更改为干部身份,再从这个单位把换了身份的工作关系,通过正常渠道迁入最后要调入的行政单位,身份转换和调动目的就完成了。

  而且,有的人在这样一种曲线调动中,甚至把自己包装成了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新闻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几起骗官事件,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达到目的的。当然,要达到上述目的,有时候需要与组织人事部门相关人员一起非法操作,才能完成必要的手续,单靠当事人自己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这里面存在的非法交易显而易见。

  据报道,2000年夏天,辽宁省公安厅宣布悬赏30万元,缉拿该省头号在逃人物,阜新市公安局原局长兼党委书记毛景祥。毛景祥除了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之外,还违纪将上百名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人员调入公安部门。“上百名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人”想进入公安机关,而掌管生杀大权的公安局长想借权发财,周瑜黄盖,愿打愿挨。

  毛景祥从1993年起当上阜新市公安局局长后,“公安局局里我是爹”成了他的口头禅,“毛老爷子”的话在局里成了“圣旨”。在他把“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人”,往公安部门调入的“事业”干得差不多,而面临退休的时候,他又一直想着如何将儿女亲属调入公安部门。

  毛景祥的长子原在石油公司当经理,“毛老爷子”觉得不如在要害部门掌权实在。于是,1996年年末,他先为儿子作了假档案,使儿子变成了彰武县公安局正科级干部,后又成为刑警大队副政委。

  毛景祥的女儿曾当兵3 年,既没入党,又没提干,复员后在县机关当打字员,后又调入阜新市建设银行工作。毛景祥为了使女儿有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可谓是煞费苦心。

  第一步是将女儿调入公安局。他先与市人事局打招呼,然后授意自己的副手吴某,一定要将女儿调入公安局的时间前移到1994年,为日后授警衔做好“铺垫”。吴某让毛的女儿在一天之内连升四级,成了正科级干部。

  第二步是让女儿入党。吴交代给机关党委副书记王继增去办。王一听是毛局长让办的,竟拿出一张空白的《入党志愿书》让毛的女儿填。毛的女儿在填写学历一栏时,置初中毕业的事实于不顾,信笔写了大学本科毕业。于是,毛的女儿在几个小时内不仅“大学毕业”了,还成了正式党员!

  1997年8 月12日,阜新市人事局向大连市公安局开出调干函。毛的女儿摇身一变,顶着一级警司、主任科员、共产党员、本科毕业等光环,成了大连市公安局缉毒处主任科员。

  据调查,毛景祥通过类似上面的办法,先后将自己12名亲属通过非法手段调入公安机关。

  想想看,如果像公安部门这样的行政机关没有特别的诱惑力,能有那么多“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人”,为改变原有的身份而费尽心机吗? 毛景祥还会千方百计地把12名亲属往公安部门弄吗?

  在“铁官位”依然显赫的当今,好多人一旦取得干部身份调进行政机关,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平庸者,甚至一个“二百五”,一个蠢货或者窝囊废,都立刻自我感觉良好,身价陡然增高,头罩五彩光环,在世俗的眼里一下子显得那么有出息、有本事、有前途。本人觉得十分得意,有中了状元招了驸马的感觉,亲属也似乎很有面子,仿佛朝里有了人,日后要沐浴浩荡皇恩了。

  从传统观念来看,进入了行政部门,等于步入了仕途,一下子从“民”变成了“官”,从社会底层进入了上流社会。一个进了行政机关的人,至少在最初,常常有一种其他行业的人们所没有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优越感。

  的确,在许多人们看来,身份就是地位,身份就是待遇,身份就是命运,身份就是前程,尤其是在社会还没有完全达到公平正义、机会均等、不分贵贱,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自由发展的初始程度时更是如此。如今干部身份所标志的一切优越性,以及所包含的一切不合理性,只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程度较高,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阶层均衡发展的时候,才能消失或者接近消失。

  据说,时下在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干部身份已经不吃香了,人们认为谁能当大老板,谁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挣个百千万,谁才是真正有本事的,只有没出息的人才去当干部,“再哭让你长大当干部”成了一句吓唬孩子的时髦咒语。

  而在欠发达地区,至今还有许多人为了把自己的身份变为干部,不惜花钱买通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员伪造文凭和工作经历,涂改档案,通过曲线调动以达到变更身份的目的,这实在是当今时代一种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怪现状”。

  4 、突击调动为哪般?

  由于掌握着巨大权力、并且永远“吃皇粮”的行政机关,在一些人眼中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于是,总有一大批人强烈地渴望挤进这个“围城”,而要挤进去又必须与“守城”的政府官员,主要是掌管人事调动大权的领导干部,明里暗里做一些周瑜黄盖式的交易,结果为了争时间、抢机会、占位子,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形成“突击调动”之风。如果往行政部门调,操作起来难度实在大,那么退而求其次,干脆放弃做官的念头,到“半吃皇粮”的事业单位混饭吃也行。

  据报道,从1997年底到1998年初,山西省忻州市曾刮起了一股突击调动风,本来就严重超编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地委、行署主要负责人批签,突然涌进了大批人员,直到1998年4 月3 日新班子宣布冻结人事,这股突击调动歪风才被刹住。

  据山西省委组织部调查,从1998年1 月1 日至4 月3 日,忻州地直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共调进265 人,其中不符合有关规定的169 人。经核实,在不符合规定的169 人中,工人38人,干部68人,学生63人。

  由于人事调动批准权最终集中在地委、行署两个主要领导手上,因而那些一心想进入行政和事业单位抱上“铁饭碗”的人,目光紧紧地盯着书记、专员,通过各种渠道活动,以期从这两个人手上拿到决定“命运”的一纸批条,这股“跑调动风”在3 月份达到高潮。

  据知情人介绍,当时两个主要领导因公住在太原,一批又一批的人坐着公车到省城,或趁中午休息时间,或利用晚上夜幕掩护,千辛万苦、各显其能地搞批条。一旦拿到批条,立即回转忻州,即使是深更半夜,也直奔地区人事局长家,敲开门要他签字办手续。那时人事局长家就像赶集一样,白天晚上人来车往,好不热闹。

  当4 月3 日新班子上任宣布冻结人事调动后,仍有十多人拿着原领导的批条到人事局办手续,遭拒绝后,他们忿忿地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批了字,你们为什么不给办? ”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调进地直行政部门的人,大多数都进了社会上公认的“好单位”,如地委和行署秘书处、公安处、法院、土地局等等。如土地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三个月内先后调进14人,单是1998年3 月30日这一天,就同时有6 人从人事局办来了调动手续。这10多个人基本上都属违规调动。

  忻州地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原本就超编严重,1997年底实有人数突破万人,超编820 人,如今在权力的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下突击调动,无异于雪上加霜,让本来就十分吃紧的财政负担更重。这些负担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加到企业职工和农民头上。据测算,忻州地区280 万人口,平均每27名老百姓养活一名干部,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突击调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坏,群众气愤地讲,现在除了“卖官”,还卖调动编制,当时在忻州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几千块钱挂个号,一万元能买张表(调动表),要想工作调动了,还得再送再多跑。”对“花钱买调动”之说,当地一些领导也承认“在所难免”。

  时下,在许多地方,一个人没有相当的关系,或者不花一大笔钱,不给某些掌权者行贿,就别想调入行政部门。而掌握着一定人事权的官员和部门,利用了人们渴望进入行政部门的迫切心理,往往把人员调动作为捞一把的好机会,不给好处或给得少了便不给你办,一旦得到好处,够不够条件,都不顾一切地往行政机关调,结果每一个行政部门都塞满了人。

  在行政机关本来就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像这样大批地恶性往行政部门调入人员,而且许多还是不够条件的人员,近年来全国是否只有忻州地区一家? 没有被媒体曝光的还有多少? 只要一看行政干部的数量年年都在增长,就可以断定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别。

  为什么行政机关一直人满为患,“吃皇粮”的人永远是有增无减? 为什么机构改革进行了多次,总是不能有效地把多余的人员精简下来,即使一时精简下来,过不了多久又会悄然地增长上去,以至于比原先更多? 为什么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一直提不高,而且工作效率总是那么低,完全可以排到全社会所有行业的倒数第一名? 为什么机关包干经费总是不够用,除了发工资用于办公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忻州地区发生的事件中找到。

  在行政机关年年增加的人员当中,除了一部分大中专学生和军转干部,是根据有关政策分配、安置之外,另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因工作需要而从其他行业调入的。而这一部分增加的人员,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构和人员的膨胀,但是,相对来说他们的素质还比较高,应该说给行政机关输送了新鲜的血液和增添了活力。

  机构和人员持续膨胀以及人员素质低下的主要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像河北省忻州地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那样的非法或违规进人! 换句话说,是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的人事调动权力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导致了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持续膨胀,以至于接近造成举步维艰、濒临崩溃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把一大批不够条件的人员作为干部调进来,造成了行政工作人员素质长期持续地下降。

  在有关这方面事件的大量的报道中,人们除了看到突击调动人员的闹剧,还惊讶地看到突击提拔干部的荒诞剧。

  几年前据报道,广东省雷州市水利局原局长林全,一天之内连发6 张任免通知,轻而易举地任免了47人,被称为“官职大批发”。类似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过多次报道。

  “突击提干”多发生在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工作变动之际,主要是解决手头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机会提拨的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往往与离任领导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怕自己走后在别人手上提拔不起来,于是便采取离任前“突击提干”的办法来解决。这类事在行政机关已屡见不鲜,中共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提拔任用管理条例(试用)》中,就有禁止领导干部在工作调动期间突击提拔干部的条款。问题是,突击提干的危害比突击调动的危害更大,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更恶劣。这种丑恶现象的存在实在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毒瘤,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有效制止,必定是后患无穷。

  5 、混在机关

  如果说天底下最好混的地方是行政机关,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其实,仔细考察一下社会各个行业对其成员的要求,以及不同行业的人们究竟都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着的,就会大致同意上面这个观点。

  如今当个工人不容易吧? 现代化大生产,越来越要求工人必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甚至是特别尖端的技术,要经过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培训,以及较长时间的岗位实践才能完全掌握,才能成为一个技术过硬的、能够创造较高利润的现代化产业工人。

  倘若没有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一个工人就会在企业中混不下去,就会被严格甚至是残酷的竞争淘汰,时刻面临下岗的危险,即使一时下不了岗,也不会让你处在关键的岗位上,收入也相应地不会高。而且,大多数工厂如今都实行计时或计件工资制,别说旷工就完全没有工资,即使迟到一次也要承受严厉的处罚,如果是在私营或外资老板开办的工厂上班,稍有不慎还会被毫不留情地辞退。因而,如今一个工人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是很大的。假若是在那种经营不善以至濒临破产,即使上了班也领不到工资的企业中上班,那处境就更加不妙,所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

  到事业单位去也不轻松吧? 当教师要取得师范院校毕业文凭,要考职称,要能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当大夫要医学院毕业,能熟练地诊断和处理病,或者能操手术刀,自然也要考职称;搞科研要有专业知识,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要出有经济效益的成果;当律师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更不用说。

  总之,事业单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比企业好一些,但是如今也越来越不容易混了,特别是没文凭、没职称的人,待遇相对低不说,还让人瞧不起,自己也总觉得比人矮了半截。

  当个农民的难处和苦处就不用说了。说真的,就算你愿意当个农民,在时下还真当不好以至当不了呢!

  相比之下,行政单位就好混多了。没有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那么大的压力,也没有农民那么多的难处和苦处,而是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待遇相对比较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优哉游哉,渴了有清茶以至纯净水喝,闷了可以与同事天上地下地闲聊,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直到最近的一次机构改革之前,还没有听说过谁下了岗。总之,只要进了行政部门,就等于端上了如今真正名副其实的、也许是唯一的一只摔不烂、碰不扁的“铁饭碗”。

  而且,由于人太多了,常常是一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一天能干完的工作往往一周都结束不了,不干似乎也没有人太过问,反正有你不多,无你不少。

  由于要求不严,迟到和早退不算什么大不了事,即使旷几天班也几乎没有人管。如果班上烦了,还可以上街逛商场,或者到熟人那里聊聊天。倘若身子不舒服,例如感冒了,可以去住院,花个千儿八百,回来还能报销80%。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标准不高,干好干坏都一样,只要人缘好,或者领导赏识,年终说不定还会当一回先进。万一出了点事,也不用过分害怕,会有领导给你包着,大不了在会上轻描淡写地把你批评一下,完了照样是一个好同志。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某个单位实在呆不下去,或者你觉得呆腻了,还可以通过“平调”的方式换换环境。

  在行政机关,“平调”是一个很平常的字眼,意思是一个官员从此处调到彼处,级别保持原来的水平。一个人如果没有进一步提拔使用的可能,就只能“平调”。比如,工业干不了,就平调干农业;农业干不了,就平调干商业;商业干不了,就平调干工交;工交干不了,就平调干教育、文化,实在不行还可以到“打狗办”之类的临时机构中去,总之,到哪里都是招牌依然闪闪发亮的国家干部。

  虽然衡量干部有“四化”标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表现如何,考察时没有办法定性定量,因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缺乏知识和能力不要紧,行政工作又不是搞原子弹,基本上不需要过多过深的知识,能开个证明盖个公章就可以了。写材料让人犯愁一些,不过也不用怕,有秘书科长或文书担负呢。以前总认为年轻就是不成熟,如今实在是三十年风水轮回转,年轻不仅等于才思敏捷和大有作为,简直就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守株待兔也能等天上飘下个乌纱帽。至于专业化,就甭提了,行政工作嘛能有什么专业,叫你指挥农业生产,你就是农业专家;让你检查工程质量,你就是建筑大师;让你在大会上做报告,你就是学者教授,要不怎么把搞行政工作的人称为“万金油”呢! “万金油”的意思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十八般武艺没有不精通的,你常踢踏的那几下功夫,李连杰都赶不上,什么事也难不倒你。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在行政单位这样好混,只有傻瓜才想不到挤破脑袋往进钻呢!

  “混得怎么样? ”这是行政机关的人们,与同处“江湖”的熟人见面时,经常相互探询的经典用语。如果对方得到了提拔,朋友、熟人常常会称赞道:“混得不错啊! ”

  因此,说行政干部“混在机关”,并非故作调侃或恶语中伤,实在是有充分依据的。

  在行政部门,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活得十分潇洒自在。这类人见人总是笑嘻嘻、乐哈哈的,貌似忠厚,实在心机很深。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惯于结交各类人,红道、黑道上都有朋友,因而办起事是路子很广,能量大得令你咋舌,几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在别人看来他们不学无术,但是他们却总是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这类人虽然惯于夸夸其谈,却并不张狂,而总是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你问他在哪里高就,他总是说:“随便混混! ”这些被许多人看为社会“油子”的“混混”,在时下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弄潮儿。

  “混混”们善于看风向,对“政治”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其人生信条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因而总是能正确估价形势,决不会去做冒风险的事,决不会轻易跳出来撞在别人的枪口下。

  而且,为了混得像模像样,“混混”们平时总是琢磨“混”的策略和“混”的办法,把人情世故操练得犹如巧妇揉面团,又如一个高超的指挥家面对浩大的乐队。他们“有奶便是娘”,谁有势力和实力就依附谁,但是又做得不露声色,轻易不让你抓住什么把柄。

  常常听到有人感叹:会干不如会混。的确,行政部门的“混混”们,即使不认真干事也吃香。原因是这些人往往比其他人脑子活,会来事。比如,会混者不像其他人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功夫在工作之外。例如领导的父母或岳父母何时过寿? 夫人何时生病住院? 家里有没有婚嫁丧娶? 这些信息对于“混混”们都非常重要,到时备以厚礼务必前去探视或参加,以此博得领导的赏识。还有,领导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或关照的,如换煤气、打面粉、搬家等等,会混的人对此都会仔细考虑,有时亲自上门去干,就像为自己家或为丈母娘家干一样。

  在领导干部中也有这样的“混混”。这些人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时常挂在嘴上,但是,要真正搞出政绩又谈何容易。于是,会混的领导干部决不像别人那样傻干苦干硬干,而是善于做表面文章。没有企业,拍拍脑袋上几个,以后有没有效益那是后任的事;企业效益不行,搞个“拉郎配”建立几个集团公司,或者把工厂的牌子换成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就算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没有开发区,先圈上一片地再插几个标语牌就算搞成了……总之,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或请上级领导剪彩,或请新闻单位报道,把声势造出去,这样,不愁没有显赫的政绩。

  还有一种更高明的“混混”,明明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不但不会受到党纪政纪国法的惩处,反而还会官运亨通,活得潇洒,以至头上有着许多光环。这种人的“混术”多是上下打点、“攻关”有道,许多有权有势者都成了他的同道,使他逢山有人指路,遇水有人架桥,凶可以化为吉,险可以化为夷。如果有人举报,这类人也不用愁,十有八九,那告状信会旅行一圈后,又回到他的手中,然后照着字迹再收拾那个可恶的家伙。

  所以,你敢说在行政部门混了大半辈子,已经成了人精的“混混”们没有能耐吗?

  6 、你是搞什么专业的?

  话说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各自介绍所从事的专业,其中有从医的,有教书的,有搞科研的,有经商的,还有当记者的,等等。大家都依次介绍了,只有一位没有开口,看到别人投来探询的目光,他才吞吞吐吐、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专业。”

  这位自述“没有专业”者,并非没有工作,而是在机关搞行政的。只是在工、农、商、学、兵五大阶层中没有“行政”的位置,从各类正规院校也几乎找不出“行政”这个专业,因而上边那位只好据实说“没有专业”。

  有时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在履历表上“专业”一栏中也填上诸如“汉语言文学”、“医疗”等字样,但这只是表明自己上过什么学,或者以前从事过什么专业。现在搞行政,“汉语言文学”没有什么大用场,也不需要给人看病,而是要具备行政工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因而,在知识爆炸、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从前所学的专业基本上也就作废了。

  如果一定要探究搞行政工作属于什么专业,也有人会回答是“万金油”,意思是说什么都搞,搞的人什么都会,甚至于可以说,搞行政是什么专业都包括了。

  比方说,有一位音乐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专业是搞器乐的,但是他走出校门后没有一天搞过器乐,而是从学校一毕业,就被组织安排到机关搞行政工作了。这行政工作也是包罗万象,头几年他当会计,后来当秘书科长,再后来当管水利的副处长,现在是某某县管农业和城市经济的副书记。

  既然他当初所学的专业,在行政工作中一点也没有用上,还能说他的专业是搞器乐的吗? 他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器乐”专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行政工作搞得好或者说“混”得好的人,如上面那位是什么都搞过,可以说都搞出了政绩,这一方面是自己悟性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行政工作同其他工作相比,本身专业性并不是很强。但是,搞得不好或者“混”得不行的人,也往往是什么都没有搞好,或者说没有“混”出个名堂。

  比方说,有一个人从农大毕业了,分配到机关,刚开始让他当会计,结果他不善于管账,工作上一塌糊涂;于是让他写材料,但是他文文字功底浅,写的讲话稿让领导念不下去,别人也听得一头雾水;又让他管基建,做监工,他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工队偷工减料他看不出来,结果楼的质量出了问题;最后让他到农业科研单位搞专业,由于已有10多年没有接触过农业科技,因而现在要搞科研时,当初所学的东西也基本上过时或者忘光了。

  这样一个不适合于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可以说当初算是走错了路。如果他不到行政部门来,而是从一开始就去搞专业,说不定现在已有不小的成绩了。但是他偏偏当了行政干部,结果把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荒废了,喜耶? 悲耶?

  在干部“四化”方针提出之前,行政机关基本上没有人想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达到知识化、专业化,以改变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在工作指导上实际常常存在的瞎指挥问题。

  但是,即使在把专业化,作为提拔任用领导干部一条重要标准强调的今天,客观地说,行政干部的专业化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或者说与现代化建设要求相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专业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

  而且,行政干部究竟应该具备什么专业,并且专业化达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明确要求和规定过。有些从党校函授或进修出来拿到文凭的行政干部,有时在履历表专业一栏含含糊糊地填上“党政管理”或“行政管理”,乍一看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推敲却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行政工作对专业化要求之所以不是很高,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行政工作的标准和质量,以及对行政工作人员文化科学素质要求不高所造成的。另外,由于我们的干部队伍最早主要是由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工农干部构成的,加之以往多年来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冲着拥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来的,因而行政干部从出身上就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并对其抱有较大的偏见和蔑视,以至进而轻视知识和专业。

  这种情况造成长期以来,在对待行政干部的专业化这个问题上,要求和标准一直是含糊的、不确定的,没有具体的实施和考核细则,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衡量一个干部的专业化程度究竟有多高。举例来说,当会计、出纳是必须具备足够的会计专业知识的,比如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会计事务所,至少要求工作人员都要有会计专业文凭和会计证。但是行政单位的会计无论专职还是兼职,对此都没有过高的要求,从现状看似乎也难以有较高的要求,因而只要忠诚老实,责任心强,会写阿拉伯数字,会打算盘,甚至不会打算盘而会摁计算机就行了。

  同样,在有关农业行政管理机构工作,除具备一定的行政工作知识和技能之外,也应该兼备农业基础知识,如果是科班出身自然更好,对工作只会起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农业管理以及许多类似的行政部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这方面系统的全新的专业知识,只是凭着一般化的了解,就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应付着日常工作,其指导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不言而喻。在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的年代,行政机关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并不具备一定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值得深刻反思的事。而知识化、专业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正是造成行政工作长期效率低下、存在着大量的瞎指挥、普遍决策水平不高、以至于劳民伤财、交学费的事情太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大专文凭满天飞

  在干部“四化”方针提出之前,行政机关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问题,基本上没有明确和过高的要求,因而,相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有较高学历的人并不是很多。

  而且,由于过去长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属于小资产階級的知识分子,落后于相对缺乏知识的工农大众,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并且历次政治运动主要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因而行政机关的人们在“以階級斗争为纲”的年代,一方面为自己出身工农、没有多少知识而盲目自大和庆幸,另一方面也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抱以偏见和鄙视。在那个崇尚文盲的年代,一个特别而荒诞的现象是,知识分子被自己具有的知识所累所误,就像一个私生子为自己来路不明而自惭形秽。

  改革开放以后,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且,干部“四化”方针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化和专业化,特别是时下选拔领导干部,一条基本标准就是要求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于是,在行政机关里也兴起了学历热,一些没有大专学历的干部,纷纷报考诸如电大、夜大、函大和自学考试,其中主要报考由各级党校开办的党校函大,据说党校函授与其他形式的在职学习和考试相比,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因而容易拿到大专文凭。

  如今,行政机关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了,应该说由于学历的普遍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方面的素质,与机关工作水平也应随之提高,尤其是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更应该有较大幅度地提高。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时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实际工作水平,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要求相比,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在整个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的大背景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为什么大专文凭越来越多,而人员素质和工作水平并没有从根本性得到提高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行政机关相当多的人报考党校函授,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提高知识水平和自身素质,而是为取得提拔和晋升时所需要的资本。由于仅仅是为了提拔而捞文凭,因而相当多的人,即使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但是知识水平和基本素质,却往往还仍然停留在以前的程度上。

  另外,由于一些基层党校常常考虑到经济效益和报考人员的身份、地位等因素,因而对报考函授的基本条件要求不是很严。例如报考大专文凭的基础学历应该是高中或中专,但是,一些实际是初中毕业的人,找个地方盖个公章或者想方设法弄个假学历证明,也能最后被录取参加学习,因而造成学员的起点往往不是很高。

  再从报考人员的实际学习情况来看,不少人由于工作忙或者单纯获取文凭的原因,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认真参加学习,或者不按要求上课、做作业,或者考试时作弊,有的领导干部让手下工作人员代替他做作业,有的领导让秘书把考试重点输入商务通,有的考前数天就拉着土特产到学校“活动”,有的花钱买通监考教师,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一些领导干部还找“枪手”代考。据报道,陕西省富县三名副县长在报考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考试中分别让各自的秘书顶替代考,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结果三名副县长全部被撤了职。像这样抱着不正确的态度和目的,以不正当的手段来捞文凭,即使拿到硕士、博士文凭,实际知识水平和基本素质又有多大提高呢?

  当然,并非所有参加党校函授取得大专文凭的人员,其实际知识水平和能力都没有得到提高,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经过努力学习后,在知识和能力方面产生了一个飞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人只是一部分甚至是比较少的一部分。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很多,而工作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的状况,在行政机关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至少是没有给机关工作带来一个让人可以切实感受到的明显的变化。

  正如一些行政领导常常抱怨地那样,机关里大专文凭满天飞,工作中能独挡一面、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却并不多。相当多的具有大专文凭的年轻人,长期刻板、僵化的机关工作生活,使其日渐养尊处优、精神退化以至失去活力,成为一个十分平庸、没有较大作为的人。相当多的人虽然干了大半辈子行政工作,到头来却往往不会组织,不会管理,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很好地运用所学的知识指导实践,甚至连一份工作总结都写不好或者就干脆不屑一写,只剩下一个内心修炼得十分世故圆滑,然而缺少思想的锋芒和创造的冲动的躯壳了。

  在大大小小的机关里,不光大专学历满天飞,比其牌子更亮的研究生学历也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在进入公开选拔副处级或者之上的干部候选人名单上,还是在单位外墙上张贴的什么代表的候选人当中,或者在某些单位招聘人才的报名薄上,到处都可见“研究生”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连一些乡镇干部名片上也印着“经济学硕士”的学位。《人民日报》记者王慧敏在某县采访时,县上一位领导告诉他:我们县政府班子里的成员,全是大本以上学历,正副县长7 名,有四名还是研究生呢! 不过有人私下告诉记者,这些人高学历一色水货,7 人中只有一人正经念过师范。一位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还告诉王慧敏,全县干部正在读研究生的有24人,读本科的98人,读专科的167 人。研究生三年下来,学费、路费、吃、住等加起来,至少二三万元;学个本科,少不了一万元,函授大专也得三五千。这些钱加上培训费、课题费、资料费、接待费等等,一般都报销了事。这位副书记说,有一个乡共有7 人在念在职研究生,3 年间共花去乡财政20多万元。

  有一位舞文弄墨的朋友曾经透露,他给别人撰写过好几次取得“研究生”文凭的“论文”,有一次人家给他送来了VCD ,还有一个主儿张口就给他开价3000元。他发现,这些需要文凭的人,多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并非因为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写论文,而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论文该论什么,怎么论。这些“功夫在论外”的速成的研究生,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完全经过从大学生到研究生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而常常是中学毕业,经过夜大、函大或电大的“洗礼”,又当上了一个小官,手中有了点权,账上有了点钱,一心想着为今后的升迁创造一点条件,于是便与掌管“读研”的部门某些人搭上关系,经过一番暗箱操作,便堂而皇之地进入“研究生”行列。

  在这些研究生当中,自然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是是否个个都是货真价实,就很难说清楚了,反正有些大学的函授部只要收足了你的学费,就会及时地给你一个XX学历的本子,上面的钢印绝对不是假冒的。拥有这样高级的文凭的人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据说,中科院一位专家被请到某县咨询一项从德国引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县上党政领导作陪,工作人员向专家介绍说:我们县的党政领导都是XX大学的“研究生”,对高科技项目非常重视。专家一听肃然起敬,于是便用英语介绍项目的一些技术问题,然而两位“研究生”毫无反应,专家又改用德语介绍,两个领导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专家无奈地摇摇头,只好用汉语来说了。可是到了酒桌上,当谈到喝什么洋酒时,两位“研究生”领导的外语水平发挥出来了,直接用英语说“人头马”,专家很感兴趣地询问道:“二位是读酿酒专业的研究生吧? ”两位领导解释:“不,我们都是读经济管理的。”研究生学历泛滥的真实效应可见一斑。

  8 、最欠缺的

  相对于事业单位特别是科研机构来说,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或者说知识层次还比较低,即使在大力提倡知识化、专业化的今天,行政工作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在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时,行政干部普遍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知识和能力的问题便更加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行政工作人员,几乎就没有多少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

  行政干部之所以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总觉得行政部门就是搞行政工作的,就连经济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是搞行政工作的,经济工作是经济部门或者直接就是企业的事,行政部门搞好指导和管理工作就行了。这样便产生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行政机关干部不具备足够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今天,行政干部如何能真正给经济工作以正确而有力的指导,来真正有效地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呢?

  在行政机关,除了为取得文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之外,长期以来学习的风气似乎一直不浓,相当多的人满足于已有的文化基础,从进入机关那一天起,就基本上不再打算学什么了,觉得凭已有的知识就足够应付自如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行政工作本身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就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也由于相当多的行政干部,整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应付事务性工作上,把心思耗费在处理各种关系以至与如何做官上,没有想到也没有安排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

  而且,由于“读书无用论”在行政机关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加之以往的政治运动几乎每次都是拿知识分子开刀而给人们留下后怕,因而在行政部门长期弥漫着一种轻视知识、厌恶书本的风气。人们视不读书、不学习为正常,如果看到有一个常常手里捧着书本、整天在钻研什么学问的人,大家往往会认为这是一个不足以成大事的书呆子,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风度。

  与此相反,比较常见的一种“正常”的景象是,许多人宁可把好多闲暇时间放在玩麻将等许多娱乐活动上,也不肯看一点书,更不愿去弄通什么学问,有道是:“刘项原来不读书”,“百无一用是书生”,搞行政工作主要是钻研“政治”,似乎多看一点书就会变迂腐了。而许多人心目中所谓的“政治”,既非治国之术,又非施政之举,而主要是关于做官的本领和诀窍,以及如何在官场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学问与技能。

  行政干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特别是长期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对于经济工作基本上是外行,甚至连起码的经济规律都不懂,因而在工作中一遇到经济问题就无所适从,搞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如果硬要指导经济工作,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十足的瞎指挥,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和失误。

  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行政机关常常出现似乎通晓一切的“全才”,甚至产生典型的官僚或政客,但是很难造就知识型、专业型特别是懂经营、会管理的经济型人才。长期呆在行政部门的人,搞行政工作还算得心应手或差强人意,让其去搞经济工作则便难为他了,如果在时下让他去领办一个企业,则问题会更多: 一是企业普遍生产经营困难,他本身不愿去自找麻烦;二是即使让他去搞,由于能力和素质的欠缺,他也往往搞不好。

  虽然行政机关难出真正的英才,但是常常出具有“开拓精神”的“能人”。所谓“能人”,就是一般人不愿想想不到的事他会想想得到,一般人不想干干不了的事他愿干他能干,一般人所没有的本事他都有。总之,这类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比别人有门路,有办法,有奇方。这些人平常都善于广交朋友,熟悉各种关系,对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预先准备好一大堆对策,并且会钻空子,走门子,然而又做得不露蛛丝马迹。这类人头脑精明,总是能让上级赏识又觉得离不开。

  有人给如今的“能人”总结了如下几条特点:一是能“跑”,跑项目,跑资金,跑批文,跑关系,跑路子,自然也能跑官;二是能“吹”,本来工作平平,但是只要经能说会道的“能人”一吹,立即癞疮疤成了美人痣,臭狗屎变为香饽饽;三是能“骗”,要发展经济,光靠傻干不行,还需虚实结合,比如能造假商品、假数字、假报表、假政绩等等,还要能骗出银行的巨额贷款,所谓大款即贷款嘛,这些事自然是那些老实无用之辈难以胜任的,非“能人”不可;四是能“溜”,只要启用了上面那些“三能”的人,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因而,要在纪检、政法机关查出问题之前,就狡兔三窝,先把巨额公款转移到安全地方,再把家属子女安排到国外,这样,等你上门来抓人时,“能人”手持早已办好的护照、签证或绿卡,乘飞机逍遥到南美洲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享福去了。

  战争年代,时势需要运筹帷幄、弛骋疆场的军事人才;和平岁月,时代呼唤能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经济管理人才。在当今,衡量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卓越的才干,应该看他是否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能够大有作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企业家。

  而现实情况是,与思维最活跃、创造力最旺盛的经济领域相比,行政机关显得多么沉寂和平静,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显得多么僵化和保守啊!

  当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如一块沸腾的工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之际,当浓厚的商品经济的气息如花香袭人的时候,行政机关的许多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仍然如一个旧时代常见那种的典型的刀笔吏,整天蜷缩在咫尺案头,自鸣得意地制造着实际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处的文书,似乎凭着发一大堆文件就能创造不朽的历史,这是否多少有一点荒诞以至悲哀的意味?

  9 、当媳妇只为熬成婆

  长期以来,行政部门是个等级比较森严的地方,虽然我们一直讲官兵一致,人人平等,但是事实上很少能做到这一点,领导就是领导,干事就是干事,其间的界限十分分明,等级差别一目了然。

  行政部门又是个十分讲究资历的单位,在企业或事业单位是凭本事吃饭,在这里本事就在其次了,主要看谁来得早,资历长,年轻人要特别注意尊敬老同志,老同志凭着积累的经历也总有资格指教年轻人。

  刚进行政机关的年轻人,就像旧时刚娶进门的新媳妇,见了老资格的同事要问好,说话不能声音大,走路脚步要放轻,做什么事都要向老同志请教。总之,要像初入大观园的林黛玉,处处小心,时时留意,夹着尾巴做人,生怕一不小心违犯了什么规矩,冒犯了哪个惹不起的主儿。

  不管学历有多高,本事有多大,在行政机关一个人初来乍到,都要从零开始,从当小学生开始,从提水、抹桌子、倒痰盂开始。即使坐办公桌,也要从没有带“一头沉”抽斗的桌子开始,从最靠近门口或者光线最暗的地方开始,什么时候靠近挨窗户的大办公桌了,资格也就渐渐有了,什么时候从几个人的大办公室挪到单间里去了,也就表明当了科长或当了处长了,也就预示着从媳妇熬到婆婆了。

  当媳妇总是一件常常受气不讨好的事情,在行政机关也一样。对刚开始工作的人,以前叫“干事”,如今叫“办事员”,从字面上看,无论叫干事还是办事员,其含义都是要动手干事的,等不当办事员而晋升了科员、科长以至处长时,就可以到达“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崇高境界”。

  既然“小媳妇”必须无条件地做那些在戏剧中属于丫环们才做的事,甚至当一个谁都可以出气的“出气筒”,那么,一个办公室里的要干的事,尤其是一些又苦又累、需要加班或者别人不愿干的事,就基本上都落在干事或者办事员的肩上了。

  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某市最年轻的一位处长,在经过最初的磨练之后曾很感慨地说:大学毕业后三年中,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打水扫地。几年前,《中国青年报》也曾辟出专栏,讨论大学生要不要从打水扫地做起。许多大学生迈入社会本想成就一番与自己的学历、专业相符的事业,而现实却是面对“打水扫地”式的琐碎之事,以及周围人们挑剔的目光。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一般人总认为大学生潜意识里优越感太强,缺乏社会阅历与工作经验,应放在艰苦或低贱的岗位“锤炼锤炼”,杀一杀他们身上的骄气。另外,由于长期形成的普遍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意识,仍然在一些人们的脑子里,特别是在知识欠缺的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总认为知识分子是异类,因而对于大学生总有不同程度的偏见。这就使许多大学生感到其角色难以定位,心理调适十分费劲,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常常感到迷惘与失落。

  如果说想干大事得从小事做起的话,那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时至今日还坚持认为大学生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因而不但不可重用,而且还故意贬低以至折磨他们,那便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在作怪。

  许多部门为了考验大学生,设置了打水扫地这门必修课,如果说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应该说用意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是像过去把知识分子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教养那样,则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至少说这种做法多少还残留着轻视和戕害知识分子的痕迹。

  当然,打水扫地都是任何人应该干的事,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如果衡量一个大学生的价值,主要看他是否把提水扫地的事干好了,那么这件具体的事就有了特别的意味了。

  本来,大学生们一般都是想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报效国家、成就一番事业的,你让他成天干一件文盲也可以干好的一件事,他会感到所学非所用,应该发挥的能量不能正常发挥出来,便会使他产生着急、苦恼以至愤怒的情绪。他如果要迎合大家的趣味,取得人们的认可,适应周围的环境,直到几年后不再像一个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而是同一般人一样平庸以至庸俗,他就会慢慢圆滑、世故以至麻木、颓废起来,在打水扫地这类琐事中消磨掉锐气,最终失去闪光的理想和信念。

  然而,不管环境是多么苛刻和无奈,一个初进机关大门的年轻人,总是要靠一步一步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直至有一天熬出头。

  而行政机关一条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不干事自然不会出错,要干事就难免出错,干出了成绩,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旦出了问题,便是你不听大家的意见一意孤行的结果。尽管时常小心,处处留神,但由于毕竟年轻(有时是不成熟的代名词),还不太熟悉行政工作的圈圈套套,还没有经验,还没有搞懂一些名堂,因而总是难免有时不知不觉地捅下漏子,有时即使是别人出了错,也会由于你资历浅、地位低而让你背上黑锅,代人受过。

  如同旧时每一个媳妇都想当婆婆一样,搞行政的人几乎从刚进机关那一天起,就一直默默地渴望成为婆婆。要成为婆婆,就要当“官”,只有当了科长或处长,就会从媳妇一跃成为婆婆,就再也不会去干干事或办事员干的那些琐碎的事情了,就等于跳出了“苦海”,就像孙悟空历经九九八十一次磨难之后,才终于修成了正果。

  倘若实在当不上“官”,要改变媳妇的身份,就只有熬时间取得一定的资历了,如同《红楼梦》中的焦大,虽然是个老奴才,却是跟老太爷经过世面、以至于救过老太爷的命的,因而即使不干事,贾府也得白养着,还是个别人轻易惹不起的角色。

  虽然每一个进了行政机关大门的人,都想从媳妇熬成婆,也即当上“官”,但是,这样的念头只能悄悄藏在心里,倘若不小心流露出来,上司会认为你动机不纯,或者对他的位子心怀叵测,同事会冷眼相对甚至故意给你难堪。因此,悟性很好的人,很快就会觉察到表面平静的环境,其实有潜流涌动,因而总是把自己真实的心思深深地埋在心底,在同事面前藏而不露,凡事采取低姿态,生怕有什么干扰了自己目标的顺利实现。

  有些想当“官”想得发疯的人,一旦当了官就像范进中了举人一样欣喜若狂;也有大半辈子“混”得不走运,到临退休时还没有当上“官”的人,心境便如同一辈子没有中举的孔乙己一样悲凄。至于为没有当上“官”而真的得了精神病的人,在行政机关也大有人在。

  行政机关特别讲究级别待遇。级别标志着待遇,待遇显示着级别,哪一级的官可以坐什么样的汽车,哪一级的官可以住什么样的房,哪一级的官可以配什么样的秘书,哪一级的官可以用什么样的通讯工具,哪一级的官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招待,哪一级的官可以参加什么样的考察,都有明确的规定。级别越低,待遇就越低;级别越高,待遇也就越高。

  由于实际上存在着等级,并且等级象征着地位以至待遇的原因,许多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从媳妇熬成婆。温饱没有保障的时候,国人见面相互问的是“吃了吗? ”;据说如今在一些离婚率高的大城市,熟人见面相互问的是“离了吗? ”;而在行政机关,朋友见面相互问的往往是“升了吗? ”可见,干行政如果当不上“官”,几乎就是无能或背运的标志了。难怪有那么多的人,想官,梦官,跑官,买官,甚至还有骗官和逼官的。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干部在正县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十多年,一心想晋升一个副地级,结果壮志未酬就患上了绝症,临去世前苦苦要求组织给他解决个副地级待遇,以了却他多年未竞的心愿。鉴于这位老干部也确实有不少佳绩,组织上便同意考虑给他解决个副地级待遇,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决定,这位干部就去世了,于是副地级待遇也就最终没有落实。但是,这位干部的老伴却多次找组织部,一再要求发文明确老头子为副地级待遇,好让他们家属在坟头上祭奠时烧化,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组织部答复说,人既然去世了,发文已经没有意义,再说,给死人发任命书成何体统,也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这位干部的遗孀就是不罢休,直到老头子去世三周年时,还在组织部哭鼻子抹眼泪地索要任命书呢。

  著名作家方英文曾在一篇杂文中谈到干部对级别的追求和讲究,其中有两段大意是:有一位镇长去世了,县长带一班人马去吊唁,发现纸扎的祭品中除了一枚萝卜刻的公章之外,还有一辆皇冠小车。县长不悦起来,向家属指出:你们用这种车是违反规定的,一个镇长怎么能坐皇冠? 我这县长也不过坐伏尔加。家属闻之欲哭,县长不耐烦,正色道:还是换了吧,否则这抚恤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就不好说了。家属问:那换什么车呢? 县长很干脆地回答:吉普,科级嘛。还有一个人去炒股票,被车撞了,领导去医院看他,问是什么车撞的,回答说桑塔纳。领导说,幸亏是桑塔纳,要是碰上拖拉机,可太掉价了。就是这位说话的领导,由于工作不顺心,家庭也不幸福,便对生活产生了绝望,决定撞车自杀,结果从早到晚,一直没有能撞上车,原因是一整天都没有出现奔驰,而他的级别是坐奔驰的;中途曾遇上了一辆红旗,他终究没有撞,因为他的级别没有到,不想越级犯上,他是老干部,组织观念还是挺强的……

  作家的笔调不无夸张,记叙的事自然是虚构的,但是对特别计较级别和待遇的现象,所做的讽刺却是入木三分。

  10、深不可测的关系网

  关系网或叫人情网,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现象。这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扭曲,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每个人都串起来,形成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共生关系,它是一种宗法制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产物。

  关系网还可以叫“圈子”,与历史上的“朋党”差不多。毛泽东大半生一直警惕并口诛笔伐的“宗派主义”,基本上就是这种东西在党内的具体表现。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整顿党风就是以反对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问题是,关系网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宗派主义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行政机关。

  关系网或者宗派中的成员可以是亲戚,可以是朋友,可以是老乡,也可以是同事或上下级,还可以是同学或其他熟人。总之,有关系就会逐渐亲密起来,许多人相互亲密的结果便会结成一张网。

  欲入网,先得与网中人联络感情,择几个掌握实权,占据要津的人物,今日请其品尝山珍海味,明日约其跳舞桑拿,后日邀其玩保龄球……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既然请他如此这般,他自然会这般如此,你投他以桃,他报你以李,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这样彼此一来二往,便成了亲密朋友,三番五次,便成了铁哥们儿。以此法交朋友,犹如滚雪球,要不了一年半载,便会成为老资格的网中人。

  表面上看,关系网是亲情、友情、同乡情、同窗情或其他什么感情维系的,因而关系网又叫人情网,置身这个网络犹如进入一个温情脉脉人人幸福的大家庭。但是,如果透视关系网的深层结构就会发现,支撑这样一个网络的核心往往是某种深刻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往往是金钱或者地位。

  层层叠叠的关系网,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在行政机关,纵横交织的关系网则更加复杂。如今人们办事都要找关系,有了关系好办事,没有关系办不成事。于是,好多人都似乎有意无意地要把自己编织进一个或几个关系网中,成为一个群体或帮派的一分子,这既是国情使然,也是出于无奈。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把关系网或人情网,当着侵害社会健康肌体特别是毒化正常人际关系的不正之风来反复批判,但是,关系网不但没有被拆散,反而于今为烈。

  一般来说,凡热心搞圈子、拉宗派、编织关系网的人,大多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自知靠自己的本事难成气候,便寄希望于哥们弟兄拉一把,于是心思常常专注在关系网的营造上。一旦建成或挤进某个关系网,形成“互助组”、“共进会”的气候,即使不能造成垄断,也还有一定的便宜可占,有相当的利益共享。

  人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做一个网中人,好处实在很多。一是可以互通有无,只要哥们儿张嘴,一张条子就解决了。二是可以互相利用,我给你的公子安排一个美差,你给我的千金安排一个肥缺,总之,我办不了的事劳你,你办不了的事有我。三是可以共同取利,你亲戚办的企业,我负责推销产品;我关系开的酒店,请你经常消费,反正都花的是公款。四是可以互通信息,五是可以互相包庇,要动网中一个人,就要牵一发动全身,整个关系网便如同雷达网都有强烈的反应。

  权力网的一大优势是权力共享。做一个网中人就等于长了三头六臂,原先那手中的权力就等于扩大了几十倍。如果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掌握一点权力,就能做到一呼百应,圈子里的弟兄们想办的事情,一件件都可以办成。所以关系网复杂的地方,往往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正不压邪的现象。

  老实人不懂得关系网的厉害,以为靠自己诚实的努力,总会得到社会或人们的承认。应该说这种想法是正常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现实常常是,许多品质恶劣、能力低下、不学无术的人,由于身处某种圈子,有一种圈外的人看不见的力量在暗中支持他,因而总能把好处占尽。关系网天然的排他性,使那些在由小圈子把持的单位里,老实人总是受到排挤、压制、打击。

  乍一看,行政机关的人们彼此似乎都是同事加同志,都是正而八经的国家干部。事实上在看不见或隐约可见的背后,许多人都有自己一个或几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明确或心照不宣的“宗旨”,有不成文的章程,有固定或不固定的活动时间,有不拘一格的活动方式,或叙叙旧,或“嘬一顿”,或打招呼。总之,表面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际目标却是为了寻求或强化某种共同的利益。近年来到处泛滥成灾的同乡会、同学会或其他形式的联谊会,便是这种关系网或人情网的具体表现形式。

  关系网或人情网在平常是看不见或感觉不到的,一旦网络中的某个成员有了事,或者遇到较大动作的人事变动或利益分配的时候,这个平时如隐在水中的潜艇一样的“实体”,便会浮出水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行政机关,对关系网感受最深的人除了当事人之外,就算掌管人事调动、资金和物资分配等部门的领导和办事人员了。

  比如,一位大学生毕业分配,如果正常分配就会下基层,但他不想到艰苦的基层去,而想进城市中某个工作舒适、待遇较高的单位。为了达到目的,他便找一个熟人或关系为他说情,如果这个关系户恰好掌管分配大权,分到好单位自然没说的;如果关系户没有这样的权力,受利益驱动,这个关系户又会继续找可以接近分配部门领导的关系户,这样持续地、连锁性地找下去,最后终于找到并说动大权在握的人,这件事就算办成了。许多人利用关系网,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到好位子,在利益分配中越来越处于上游,形成庞大的吃利集团。

  因而可以说,学生分配、军转干部安置、工程承包以至紧俏物资供应,都是关系网活动的频繁期或者叫高潮期,都是各种关系的一次大展览,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局外人一般并不知情。

  隐藏深厚而又强大无比的关系网,已深深毒化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行政工作秩序,成为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根源。虽然人们都看清了关系网对社会的危害,但是,时至今日,谁也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它,甚至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去编织它。

  也许你素来对关系网深恶痛绝,但是当你有一天按正常渠道无法办成某件事时,说不定你也不得不向关系网低头,自觉地去加入或自动编织一个关系网。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裙带风盛行,人情化力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份包含巨大毒素的历史遗产完全被国人继承下来,使正常的行政事务受到难以抗拒的干扰,甚至有时还使神圣的法律徒具虚名。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十分令人困扰的问题。

  11、家族化现象

  同垂直管理行业近亲繁殖相类似,如今行政机关家族化现象也值得警惕。

  据报道,几年前,华东某省人事部门对省直56个单位工作人员的血缘、婚姻关系作了一次书面调查。结果是,在被调查的46个机关部门的4051名职工中,干部与其亲属在同一机关工作的人数竟占职工总数的18%,在10个事业单位中具有亲属关系的人数,竟占职工总数的25%。

  地方上是这样,军队中竟然也有类似情况。据报道,西北某省某部机关有500多人,亲属在同一机关工作的人有104 人,竟然占机关总人数的20%。

  又据报道,安徽省涡阳县有一史姓大家族,科级以上干部出了4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出了近10人,此外,与史姓联姻的几个大姓也无不“藏龙卧虎”。

  如此显赫的家族势力,便使一个叫史青峰的人狂妄之极,流氓成性,竟然以“县法院干部”的真实身份将一名少女强奸。受害人次日即去县公安局、县政府报案、告状,但一直告了5 个月,也没有能损史青峰的一根毫毛。直到这个案子惊动了省委书记卢荣景,才最终排除重重阻力,历时三年之久,将史青峰捉拿归案。

  当省委书记了解到,罪犯的背后有强大的保护势力,特别是史青峰的父亲、阜阳地区纪委某副书记三番五次阻挠办案时,不禁拍案而起:“罪犯作案,明火执仗,如此猖狂,这就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党风不正,养出这样的败家子,不教育,还要庇护他犯罪,这哪里还像是个共产党员? 这样的案子如果不办,如何向党交代? 如何向人民交代? ”

  《粤港信息报》曾经报道,广东省某个地区的14户国有企业在1983年时,共有2154名职工,其中彼此互为直系或旁系亲属关系的有251 人,约占总数的12%。到1989年时,这些企业的员工总数增加到4006人,其中互为亲属关系的职工也增加到1422人,约占总数的35%。在这些有亲属关系的职工中,具有夫妻、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亲近关系的占到92.2%。

  又据《了望》杂志海外版在1992年曾经披露,在国家某局850 多名职工中,互为亲属关系的为130 多人,约占总数的15%。

  至于乡村组织机构尤其是村级党支部或村委会,由于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往往是以几大姓为标志的家族群体,因而,家族化现象更为普遍。

  行政机关中的家族势力过大,无疑会对正常的行政工作产生一定的干扰,甚至容易把行政机构演绎成谋取家族利益的工具,产生一系列腐败行为。以血缘、姻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往往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网络。他们会自觉地产生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如果一个人有了事,立刻会受到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的关注,这些人会自觉地形成一个隐型的救援组织,其结果是对政策、纪律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在农村,由于家族势力把持村级组织大权而造成的危害也时有报道。

  12、一个也不能少

  时下,在整个社会风气还没有完全好转的大背景下,作为各类关系网盘根交错的行政机关,除了个别人确属工作需要,经过正常渠道决定调入外,除了一部分大中专学生和军转干部属于政策性进入而外,其余新增的人几乎可以说都是凭各种关系进来的,特别是那些一眼就可以看出不符合条件的人,往往关系网最为深厚,或者来头更大。

  在行政单位,只要稍有一点洞察力,就会一眼看出即使是一个打字员,一个临时雇佣的司机,或者一个毫不起眼的看门人,都有可能是有深刻背景的。一般情况下没有相当有力的关系,便不可能进来。至于一个来路不明、完全不符合要求,甚至素质低下、几乎不能胜任工作的人,突然调进行政单位来了,不用说大家都会猜出,这样的人往往是相当级别的领导的什么亲戚或关系户,或者背后有相当雄厚的金钱实力的支撑。

  条件不合格的“干部”大批进入行政机关,占掉了本应由合格的干部占据的位子,结果国家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便难以正常分配进来,造成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一直难以真正提高,也造成行政机关长期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不良局面。

  为什么机构改革总是走不出“精简-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就是因为在权力的非法或违规恶性运作下,相当多的不符合条件的人,一直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地涌入行政机关,结果使行政机关角角落落都是人,并且为了养活这么多的人又不得不经常地扩展机构,靠千方百计地“拓宽生存空间”,来艰难曲折谋取超限人员的合法化。

  在行政机关同社会其他角落一样,不可避免地被各类纵横交织的关系网所覆盖的情况下,要触动一个人的利益,便等于无形中要触动一群人的利益。处于各类关系网中的人,往往提起是一串子,放下是一堆子,这种局面使一个单位仅仅靠自身的能力,几乎无法正常地处置一个不合格的工作人员。

  在三资企业中,开除一个违反纪律的员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司和员工双方谁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然而在行政部门,情况便大大地不同了。对于不称职的人,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犯下大错或者造成重大失误的人,如果不能被政法机关收捕判刑,就几乎难以把他清理出去或者开除,甚至连处分也给不了。因为往往在单位要处理的时候,这个人总是能不失时机地动用深厚的关系储备,来从各方面给单位施加压力,并且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处理意见,甚至能完全化险为夷。这也往往就是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以至造成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名为《说客盈门》的小说,对关系网施加给一个单位领导强大的影响,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发生在企业中的事,但是对于行政单位也同样适用。

  小说的大意是:浆糊厂有个叫龚鼎的合同工,经常不请假不上班,有时还到厂里胡闹,以至打了管理员。于是,厂里经过认真研究讨论,把这个合同工给除名了。但是这个龚鼎是县委“一把手”的表侄,于是12天之内,共有近200 人次来找厂长丁一为龚鼎说情,其中来电话说项人次:33;来信说项人次,27。确实是爱护丁一,怕他捅漏子而来的,53,占27%;受龚鼎委托而来的,20,占10%;直接受县委书记委托而来的,1 ,占,0.5 %;受书记委托的人委托而来或间接委托而来的,63,占32%;受厂长老婆委托来劝“死老汉”的,8 ,占4 %;未受任何人委托,也与丁一素无来往甚至不大相识,但听说了此事,自动为书记辛劳而来的,46,占23%;其他4 %属于情况不明者。丁一拒绝了所有说项,激怒了说客中的85%,他们纷纷向周围的人们进行宣传,说丁一愚蠢,当了弼马温就忘乎所以,说他一意孤行,脱离了群众,说他沽名钓誉,别有用心,以此来发泄对县委没有给他更大的官做而不满,还有的说丁一有神经病,一贯反动,等等。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作者描述这类现象时不无夸张之处,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在现实中却是存在的。如果一个行政单位要开除某个干部,不外乎也要面对这样强大的关系网。因而有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在中国,行政单位要开除一个人,比政法机关枪毙一个人还难。你处理一个人,往往就成了对一个或几个关系网的宣战,在关系网强大的反击之下,几乎很少有人能顶住四面而来的压力。甚至关系网已影响到政法机关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理。比如,要给某个罪犯定重罪,其家属有效地调动起了关系网,巨大的作用发挥出来,结果,该定贪污罪的定成了挪用,该判死刑的判成了死缓或者无期。

  (说明:本文为笔者所著《中国行政批评》书稿第二部分,成文于2000年底,文中所述的一些情况现在可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方家不吝指教和提出批评。

  一位领导同志讲:发现问题是能力,揭露问题是党性。《中国行政批评》一书旨在揭示、研究和批评目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端,对行政机关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及其腐败现象和根源进行了粗略的剖析,所列举的大量事例全部出自权威性的党报、党刊及一部分文摘性报刊。)

  作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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