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昨天是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的65周年。作者以中国战略家李家泉最近对蒋介石名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肯定为出发点,讨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作者还就法国学者的“(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晚了两年”论断,讨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是否使用于今天的台海局势。

  1935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中国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阎锡山从太原南下出席,以行动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两广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北上参加,亦以行动表示维护全国统一、全党团结的决心。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出席大会,发表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后这句话便经常被引用,特别是用来“说明”或者“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67年之后,这句话还在发挥其作用:2002年8 月10日,《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周锐鹏先生报道:已经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李家泉,“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安排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两句话用在现在很恰当:‘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笔者与李先生素昧平生,只记得1996年和2000年两次台海局势紧张、台獨浪潮汹涌之际,他都出现在两岸的电视节目上,谈话内容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少有新意,很令一些对大陆“台湾问题专家”们寄予厚望的台湾统派惆怅忧郁。

  想不到李先生在荣休之后,竟能对李登辉、陈水扁集团的新动向,以及北京的对策,作出十分中肯的论断,实在难能可贵,也许代表目前大陆的一种新气象。

  中共对蒋介石的“定性”

  李先生说:“这两句话符合江澤民主席一再强调的‘以最大的诚意追求两岸的和平统一’,同时也是”最大的决心来粉碎任何想分裂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企图“。换言之,1935年的蒋介石绝对不是”投降主义“,而是一位有为有守的坚定民族主义者。

  事实上,据出身中国军人家庭的朋友介绍,中共早已在内部将蒋介石“定性”为“民族主义者”,可为李先生的话作有力的注脚,而后者引用蒋介石的发言,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

  不错,中共宣传家们曾经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渲染成历史污点。但是,宣传归宣传,史实归史实,到了今天,信口开河的宣传家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蒋介石到底是不是“投降主义”?他实行的是不是“不抵抗政策”?具体而言,从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有没有抗日的准备和决心?笔者认为答案证据十分充分,不妨举出无可置疑的几件历史大事为例:

  其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中国首批德械装备的第87师(原第一模范师)和第88师组成第五军参战,另外剩下的唯一德械装备师404 师急赴汉口包围日租界,作出全面对抗的准备。第五军的赫赫战绩,马上令《字林西报》和其他西方传媒评论中国将成为军事强国的前景。中日战争史权威威尔逊(Dick Wilson )也认为“淞沪抗战”是中国实质上的军事胜利。

  其二,中国大力支援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受到中国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后,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

  继续影响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资本

  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其三,建军备战。从1932年淞沪战争结束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德械部队从3 万激增至8 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20万以上。

  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20万德械部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这也使得不少有识之士到今天还深信当日蒋介石应该设法拖延时间,如果全面抗战拖到1939年才爆发,中国可望及早独力击败日本。

  其四,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绝大部分人并不注意到八·一三是蒋介石下令后中国采取的主动。

  德国顾问团领导、总顾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传记和其他资料,都清楚表明蒋介石选择上海为与日本军事摊牌的地点。当时英国从上海发出的情报报告以及日裔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国史》,都明确说明日方对中国的进攻措手不及。

  蒋介石作为中国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既然无可质疑,人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是否过早地放弃?

  依笔者之见,蒋介石当时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企图吞并华北五省之时,基本上没有政治回旋空间,在上海主动出击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是义无反顾之事。

  但是不可不注意到,法国学者让·爱斯卡拉(Jean Escarra)在《日本的体面和平》(L ‘Honorable paix japonaise)一书第8 页指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晚了两年。”

  原来让·爱斯卡拉的结论是:如果1937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延缓两年爆发,中国将会有能力独力击败日本的进攻!(这里的感叹号是笔者所加)。威尔逊在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也特地在总结性的结语中引用了爱斯卡拉的这一结论。

  对蒋介石的评价影响中国命运

  因此可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如果如实反映北京今日对台政策,那么中国1937年发动上海抗战是否过早?同时日本发动进攻、蚕食华北五省,是否己经错过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这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意义超出历史学术研究,而其答案对今后台海局面更是息息相关,相信不少读者都希望听取李家泉先生等权威专家的意见。

  虽然北京重新评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早已进行,对蒋氏历史作用的全面肯定,将会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命运以及整个亚洲的未来前途,产生关键的影响。

  笔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前“十年建国”时期“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成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维护中国统一的最重要两个里程碑,即青海、西康分别建省,也应该在历史课本中大书特书。

  更重要的当务之急,是逐步恢复蒋介石的正面历史形像和荣誉。这是抵制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影响的终南捷径。台獨政权的生存,最终要靠台湾军队维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事实。北京应该迅速、坚决为蒋介石彻底恢复历史名誉,以期对台湾军队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冲击。

原载: 《联合早报》

  作者: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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