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永远的闰土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关心农民既非出于民粹主义的道德敏感,也非为了表演救世主的学术理性。原因只有一个:仅仅因为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大多不是农民问题的专业学者,但我们来自农村,我们知道那里存在的问题,而那些问题需要揭示出来。何况问题已经扑面而来了。在2000年被称为“春运”(一个多么麻木无情的词)的日子里,有民工被压死和自杀。就在前不久,骇人听闻的“苏萍轮奸案”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悲剧搬起了石头砸扁了我们麻木不仁的灵魂——这些乡村里长大的灵魂已习惯于在各种城市化装舞会里参加“知识经济”的表演。

  我们看见了“有限现代化”的开裆裤,一个从郡县设立时代就有的旧衣物。我们有话要说。我们必须说话。

  我们不否认我们的“农民情结”。“怀乡”是一种宗教情感,因此我不想为之寻找“纯粹理性”上的理由。即使一定要在“理论理性”上予以辩护,那么这种情结并不抵触” 现代性” ,毋宁说它是对伪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我们不想学卢梭用四条腿爬回原始的家园,我们期望寻找站起来的农民如何告别物质贫困和精神匮乏——我们尤其想解释这种生存状况的乡土以外的根源。

  我们的答案是:建立起点公正。

  而建立起点公正的途径是:给农民自由。

  这就是我的“自由先于公正”的理论,或“自由是最大的公正”的理论。不要“重视农业”,几千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一直是农业的灾难。一个司空见惯的指责是:农民素质太低,因此不能给农民自由。素质论完全是低级专制主义特有的歧视性的、纯主观的概念,只有最卑贱的“素质”的人才热衷于这个概念,因为只有在将他人强迫想象为低人一等的时候,他才能“显得”高人一等。反驳这个臭名昭著的“理论”可以写几本专著,但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出这样的反驳就足够了:既然今天的农民无力自治,那么50年前以及50年来的“农民”何以治人?难道素质是这样化分的吗:手里有枪的农民一定比手里那锄头的农民素质要高?根据常识我们知道,显然治人比自治需要更高的素质,如果不是一样的素质的话。

  历史也不断证明,有枪的农民“治人”能够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对农民的专政结果必然是国家农奴制或超级奴隶制的诞生。

  1949年以后,乡土中国第一次在政治上全面进入了“强制现代化”进程,但这一过程并未伴随“身份制”的“结构转型”。意识形态的热情控制了农民政府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这导致了农村经济在浪漫主义的起落中于1978年回到出发点,其最大的遗产是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同时,传统乡村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符号之间的巨大断裂强化了农业政治文化的生存机会主义特征。

  农民在经典理论中注定了他的命运。追溯马克思对工业社会里各階級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他对农民階級的政治蔑视。他认为农民是反社会进步(“社会化的生产”)的保守力量,这种教条必然使后继的“现实存在的社會主義”运动成为农民的一场灾难。

  按马克思的意见,农民即使不是反动的階級至多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如革命时期)同工人階級结成联盟并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与专政。后来这种观点被写进国家的宪法里。《共产党宣言》宣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对立的消失。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我们对小农的义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为此提供帮助。当然,到那时,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

  然而,由于社會主義在农业社会取得了胜利——也许它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取得胜利——新生的农民国家而唯一“足够的手段”就是以“兄长”的名义依靠强制力量剥夺自己的“兄弟”。这时候,最有力量的不是“土豪”,而是“国家”,不是城市国家,而是农民国家。

  中国农民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运动中,长期看来,是人类“有农民”以来最无助的“农民”。“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消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P.161 )。

  当第一个农业社會主義国家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在社會主義理论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国家落后,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社會主義在俄国的完全实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共产党政府继续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它也许会越来越多地丧失其社會主義的性质;“特米多尔式蜕化”也可能使社会在不公开破坏政治连贯性的情况下发生,苏维埃在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实现的条件下只能通过非社會主義的措施来保护政权。这种“非社會主義”的措施就是剥夺农民;对农民的粗暴的剥夺是在建立在工业文明的远大理想下进行的。

  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暴行已经得到了很多披露,21世纪的人类将很难理解一种主义能导致的如此疯狂的悲剧。斯大林为此在克里姆林宫消灭了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从肉体上消灭了“富农”,并让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接下来发生的是30年代的大饥荒和国家经济的严重破坏。

  中国共产党同农民有着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更接近一场农民革命,党的干部大多来自农民家庭。建设了十年社會主義后,彭德怀重返老家看到“父老乡亲”仍在“吃糠咽菜”,他的流泪是真诚的。但是由于不懂经济和对理想的迷信以及对农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更为迫切的狂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农民的顺从习惯以及小农经济的软弱性和“力量崇拜”,使中国的农业改造运动更加广泛和影响深远。毛显然对农业集体化存有顾虑,我们可以把他对梁漱溟的无理攻击看作一种自我攻击或心理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理由认为,集体化与其说是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经济人”的物质利益的需要。如果官僚同样具有经济人的自利性需求,那么杜赞奇先生就没有必要为“国民政府”在乡村的官僚主义努力的失败而惋惜。前景并不美妙。

  改造“小农经济”至少有以下两个现实的原因:

  第一,“唯生产关系论”。这在哲学上实际是“疯狂的自负”(哈耶克),以为人类可以通过对经济制度自上而下的“设计”实现社会进步。

  第二,更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都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便于建立农民新政权的“资源占用制”,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从而取得“革命回报”。此外,产权单一化便于将政治成本降到最低,并能够顺利地贯彻“社会理想”。农业社會主義改造无疑实现了农民政权在农村的“产权单一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发现现实存在的社會主義国家以消灭階級差别的名义建立新的特权階級。而这个“新階級”以意识形态借口淹没了他们追求财富的经济动机。对农民的征收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所有权征收:通过农业的“集体化”以终结农民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劳动成果的转移支付:通过行政手段或国家经济政策在工农之间的倾斜进行有利于工业的资源再分配,如通过产品价格剪刀差或高税收等手段,将农村财富积累起来“投资于城市的工业建设”,当然最重要的用途首先是确保“国家”对这些财富的“使用权”。

  有人统计,除开税收, “30年来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 8000亿元”(《十字路口的抉择》 p.46 )。甚至在1990-1992 年,农业通过剪刀差被转移出去的利益价值达 3966 亿元,是1981-1993 年1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总支出的2660.69 亿元的1.49倍。

  由于“管理投资”必然导致的城市经济效益下降,不能追补农村的损失,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从而又引起工业后继乏力。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社會主義的原始积累过程;工业化使农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不平等。在一个农业的国里,这个过程还意味着,大多数居民生活在社會主義工业化神话所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中。

  集体化意味着一无所有的农民沦为“游民”(施蒂纳)。农民成为廉价甚至无价的雇佣劳动者,其经济存在特征往往使敏感的学者想到奴隶的命运:一无所有、对“大义名份”等偶像的人身依附、束缚在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而无任何人身自由(这一点比古代奴隶的命运还要悲惨)、不等价的仅够口维持生存的劳动所得、在政治上是二等公民等等。如果说在古代奴隶制社会,通过奴隶市场奴隶还存在找到有人格特征的主人的话,而现代的农奴永远只能拥有一个非人格的主人:国家。现代农民的命运因此表现为绝对贫困和普遍贫困。

  首先是城乡差别。工人階級是领导階級,农民是同盟者。八个农民的选举权相当于一个工人的“选举权”。历史上自由-民主主义曾经反对过按财富多少而享有不同的选举权或政治参与权这种不平等,也相继反对过因种族和性别不同而在政治上的歧视,而今天,将面对因产业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强制的结果)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和奴隶主义的荒诞的对话。

  农民生活的贫困。集体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工业化又把农村生产资金和消费资金转移到城市。生产力停滞不前,落后的生产工具得不到更新,传统的牲畜和西汉时期的铁梨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仍然是主要的工具。此外,长期以来,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现金收入,这与他们对“国家”的巨大牺牲形成鲜明对比。农民收入是在年终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交售义务后以实物和现款一次性支付的。由于集体农业生产率低,加上自然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既不稳定,也很难解决基本生活之需。为了生计,许多农民不得不到当地工厂或城里去做临时工或者借债。面对中国农村的落后与贫困,哪些自我拔高的“知识经济”的演说者们应该闭嘴。

  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劳动保险与农民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农民的工作条件是比较恶劣的,他们既没有各项劳动补贴,也没有法定的劳动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恶劣的劳动环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国家不负责农民的“劳保”和医疗费,生产队要自己办理农民的医疗和赡养老人的福利事业。生产队显然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普通农民患病无钱就医被推出医院或倾家荡产或坐以待毙的现象是极为平常的;而享受公费医疗的干部或职工对生病则没有这么强烈的恐惧,借公费之便作医药文章的反而屡见不鲜。农民显然对“医疗公费”做出了相当的奉献。有人统计,农民患者有 70%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得不到治疗;68% 因同样的原因应住院而不能。由于制度性歧视,在中国,穷人治病反而要多付钱。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集中说明了一种结构性的荒谬与不人道。

  农村救援和农村流放。农村往往是农业浪漫主义倾倒政治错误和政策“拉圾”(在某些人看来)的脏水池。“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城市的政治危机和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村的一个荒唐和丑恶的例子,“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回去的社会”(《上山下乡》托马斯·伯恩斯坦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5月第一版p.2.),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农村的就业危机,也给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留下了深重的“孽债”。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可变资本的短缺,农村失业现象尤其严重,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膨胀而日益明显;只是由于农业劳动的特点使这一现象暂时隐藏起来。中国农村的隐蔽性失业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民工潮”中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

  民工歧视。80年代以来,中国约7000万民工正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支持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新建的林立的高楼,到处涂抹着他们的血汗,而城市当局仍然拒绝把他们看作城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潜在的罪犯,经常利用警棍、耳光、监狱、劳改、遣送回原籍等流氓手段来对付民工。正是这些“盲流(具有中国特色的污辱名词)”给他们生产了低价粮食,以奴隶价格修路建房,并向城市妓院提供未成年少女,向城市家庭输送小保姆。中国农民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和城市化奉献了一切,而在他们几代人用生命和血汗建立起来的城市里,能在水泥管子里(啊,中国城市的水泥管子,多少官僚的仁慈假汝之名行之!)平安地度过一夜都已经是一种幸福了,似乎已经是一种恩典了。即使给这些劳工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王山先生也心痛了(参见<<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他说,毛泽东时代多好啊,国家使用民力修路修桥修水利根本不用花钱,现在人心不古,“国家”建设的成本高了。让我们祈祷吧,这位先生仅仅冒充了德国人……

  万恶之源的户口制度—现代保甲制度。如果说国有制使人民沦为游民,户口制度则把人民视如罪犯。户口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在这方面,农民连奴隶都不如。“治安良好”,因为它把人民象植树一样“栽种”在土地上了,并在上面刻上具有侮辱性的记号。在广东的一位警察据此能分辨出落在他脚下的一片树叶是来自大兴安岭,或者来自乌鲁木齐。

  农村改革开始恢复经济学的常识。但农业改革10年以后面临着改革的深入的问题。同时,“赢利型经济”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买东西不给钱”即“打白条”是这些伟大发明中最伟大者。一般认为,这种行径是日本鬼子或中国流氓之行为特征,现在据说已经是某些新“土豪”的精神文明的体现了——“我们毕竟打了欠条的!”这种事情曾是国民党的若干“政绩”之一。

  根据农业部长刘中一的说法,1993年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购了 500亿公斤粮食,平均每公斤收购价在0.50-0.60 元,而同时,农民手中共有白条 30 亿元。也就是说,1993年中国的抢劫犯彻底地凯旋了.

  在广义上,白条是一种政治文化:在革命时期,革命承诺人民以幸福,于是,我们以鲜血和生命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在和平时期,建设允喏我们以将来,我们不断贡献劳动成果。但是,所有的承诺从来没兑现过,也没有人给个说法。所以我感到,发誓是往往是积累财富的惯用谎言。“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白条政治文化的一种必然现象。没有人相信,《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对于改变这个问题有多大意义,但是它至少表明了,在80年代以来,对农民的剥夺并没有因为农村改革而减少,有的甚至更加不人道。《人民日报》1994年2 月1 日一篇报导说: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平舆县辛店乡两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蔡天偿经请示乡党委副书记郑玉林等同意,带领19名乡、村、组干部,到 5组村民蔡玉堂家收取集资办电尾欠款。在拿走99公斤小麦、10公斤芝麻之后,有人又强拿另半袋芝麻,蔡玉堂不让拿,有人吓唬说‘把他捆起来’,蔡玉堂遂于当夜上吊身亡。”

  这种报道太多了.日本鬼子进村也不过如此而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应该是,不是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站起来了!同年的《经济日报》等报刊也刊载了一些类似消息:由于各种各样的收费太多,农民很难按时交齐,于是许多地方就成立了“征收工作队”、“突击队”等,到农民家催粮催款,有的甚至还带着手铐、警棍,农民交不齐,他们就拿粮食搬家具……

  在各种白条中,还有一种叫“绿条子”,《中国青年报》1994年 1月22日以“农村又出绿条子”为名,揭露了邮政部门不兑付汇款的丑闻。

  四川.一个15岁的小女孩为取100 元汇款给母亲治病,前后4 次往返40里山路,邮局无钱兑付,小女孩跪地苦求。这篇文章还说,到去年一月末,黄冈地区共积压待兑付的汇款单1.8 万张,金额达65.6万元。

  解放农民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身份消灭而非肉体消灭)。这不仅要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保持 10%增长率),重要的是必须给农民以自由。但问题是谁“给”农民自由?我们的答案是:农民自己。农民自己必须争取自由,走锄头和枪杆子之外的第二条道路。1949年以前,中国农民的解放道路是陈胜、吴广的道路。历史证明,这种道路通向过去,而不是未来。革命偶像毁灭后,“山还是那座山”。而且,今天开付白条者曾经就是陈胜和吴广——要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中国农民历代祖先没有走过的解放之路。1949年以后,大寨和小靳庄展示了另一条道路。但它不过是乡村精英和政治精英互相吹捧而产生的神话,这是一条陈旧的道路,锄头的道路。出路也不在这里,不在南街村。

  农民的解放最后仍然要靠他们自己,再也不需要救世主和揭杆而起,再不需要被树立为政治标本并在土墙上用水泥化装。美国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是在农民的压力下采取的(联邦政府预算中每14个美元中有一个美元用作农业机构的经费,农业计划是政府预算的第三大户,农民从政府所得到的帮助可能比任何职业领域的人员都多),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援助不仅是一种道德选择,更是一种政治选择。中国农民有揭杆而起解放自己的英雄主义传统,有发轫改革(安徽凤阳)的理性的勇气,也必然有和平解放自己的智慧。

  由于农民缺乏对现代化的移情,“文明”的观察者也缺乏对农民的移情。我们必须看到,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国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在这种认识上,我们就会对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愚昧”给与更多的同情,对他们可能支持自由报有更多的信心。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最不可救药的道德败坏不是欺压弱者,而是嘲笑弱者。不是不道德,而是嘲笑道德。不是强暴,而是恭维强暴。不是无耻,而是羡慕无耻。

  是的,我不反对说农民有各种缺点,但我赞同林贤治先生的观点:这是“各种绳索”捆缚的结果。我更赞同赫尔岑的辩护:“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你能举出哪个社会阶层比他们高尚呢?!”想想吧,那么无耻的政客,那么无良的商人,那么无聊的文人,那么无知的学生!

  那些来自农村、而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首先有责任“回首家园”。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这各共同的家园,或者刚刚走到村头,“出走”只能堕变为城市农民或伪市民,永远也不能成为市民。北京不过是一个大村庄,它只有反省自己才能进入城市文明。

  我们希望能向“苏萍”赎罪,为我们这些“城市农民”向她赎罪,代表我的强大的、厌恶忏悔的祖国求她宽恕,向她忏悔。

  我们渴望得到支持和理解。

原载:<<万维读者周刊>>第50期 (2000/8D)  www.DZZK.net

  作者: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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