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桥:“窝里斗”纵横谈

  “窝里斗”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现实常见,但查遍各类辞书,却找不到这个词条。姑且笔者给其妄下一个定义——“窝里斗”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的交往中,为了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共同利益,甚或某些人仅仅出于心理平衡的需要,而发生的相互排挤、诽谤、攻讦、暗算、出卖、倾轧等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在此定义之下,我们再详尽说说是哪些横竖撇捺,结构成了这个人见人烦又挥之不去的“窝里斗”。应该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窝里斗”,“窝里斗”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古今,只不过“窝里斗”在中国犹甚,且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到底谁在“窝里斗”

  说起“窝里斗”,许多人以为那只是官场上的事,与我等平民百姓无关。其实不然,平日里,我们的某些举止言行,看似与“窝里斗”毫无关系,但你静下心来细细咀嚼品咂,却都和“窝里斗”有着内在的关联,可悲之处在于,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言行会与“窝里斗”相关。不信我说说这样一些你特别熟悉的生活场景:

  ——马路上有人吵架,人们纷纷驻足观望,围观起哄,甚至高声叫好。

  ——红灯抢行,十字路车辆横七竖八堵塞一片。原本互相谦让一下大家就都井然通过,但偏不,非得恶意对视、赌气较劲地“耗”着,直到交警赶来疏通,才不情愿地、骂骂咧咧地起车走人。

  ——除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凡是需要排队的事,只要无人维持秩序,肯定乱作一团,妇孺哭喊、老幼跌倒也无人理会。

  ——“大盖帽”、“红胳膊箍”们,吹胡子瞪眼,把乱设摊位的小贩们撵得狼狈逃窜,而后在散落在地的货物上狠狠踩上几脚扬长而去。

  ……

  这些在一切发达国家很难见到的景观,在国内我们每天都可随时随处目睹,但大家都已司空见惯。也许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些看似更像与公德相关的现象,就是我们国民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窝里斗”意识的外在释放。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普遍总感到人生不易,活得太累?其实都是“窝里斗”惹的祸。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工作不累人,干活不累人,真正使我们感到累的是为人处世,是人际交往,是平衡各种人事关系,也就是说,担心掉进或陷入“窝里斗”漩涡让我们感到心累、神累。

  人生最苦是心累,心累最易人憔悴。

  许多人出了一次国,回来后最深的感触就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活得轻松、潇洒,感慨之后总结道:“还是人家有钱啊!”仅此而已吗?恐怕不全是那么回事。这主要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我们和他们在对待事物、特别是对待人事关系上的思维观念和处事方式有巨大差别。在为人处世上,外国人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中国人习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记不得是在哪本书上读过这样一句令我过目难忘、发人深省的话: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索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索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边琢磨人和人的关系。这样说来,中国人研究“关系学”、精通“关系学”那是很有深厚传统和光荣历史的。

  人际关系复杂,就意味着彼此纠缠不清。那真是:斩不断,理还乱,越斩越理越麻烦。原本站在一边看,却身不由己当裁判,到头来,看到一方山头硬,跟着过去帮着干。如此一番瞎捣乱,“窝里斗”终于出现。

  也不知为何,我们原本十分注重礼仪崇尚和睦的中国人如今总会心有不平,肝火旺盛。出现摩擦很难检讨自己,发生碰撞坚决不说“对不起”。整个国民似乎都内心焦躁不安,人人都有这种潜在的“窝里斗”意识,无论是布衣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就都难远离是非矛盾和人事纷争。之所以给人似乎“窝里斗”惟官场独有的印象,那是因为官场中汇集了国民中的精英,玩起“窝里斗”来,不像街头普通百姓那样粗俗、直接,而是充满了曲折、艺术、玄机和智慧。因为精彩绝伦,所以耀眼夺目。

  行文至此,有些立志为官之人看了也许深为不安,以为往日对“窝里斗”研磨太少,担心以后身进政坛将无立锥之地。你休要担心,少要自卑!你虽然今日为民,可一旦明日为官,放心,对“窝里斗”的伎俩会无师自通、驾轻就熟,不用实习,很快就能进入角色。生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洗礼熏陶,社会现实的耳濡目染,这方面的“素质”和“潜质”,会天然地强于海外异族。笔者这样“胡说八道”,肯定要触动某些人敏感脆弱的神经。

  还请此类看官暂且息怒,静看老夫慢慢道来——

  为什么会有“窝里斗”

  其实我不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无数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处世之道大体上也还是——

  “尚德”——处世做人,贵在有德;“礼让”——君子无争,不贪为宝;“贵和”——和谐交往,和睦共存。

  ……

  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修身养德的名言也顺手拈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开诚心,布公道”;“礼之用,和为贵”。

  ……

  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界中,包括台湾官场里,甚或包括世界各地一切有华人生活的地方与这些思想南辕北辙的“窝里斗”却须臾也没有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窝里斗”也源远流长。许多朝代都上演过宫廷政变、篡位夺权,杀父弑子、群臣相谤,同室操戈、白刃相交的“窝里斗”悲惨活剧。也许我们要问,莫非中国人骨子里、血脉中就有“窝里斗”的劣根吗?且看笔者略陈管见——

  我们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史,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文明史一样,利弊共存。无论从经济基础上、传统文化上、民族心理上,还是官僚体制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似乎都有利于营造、培养“窝里斗”的氛围,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携带着“窝里斗”的基因。

  首先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始终属于农业社会,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农业社会发展史,农业经济发展史,农业文明发展史。这培养了我们浓厚而牢固的自私、自负、狭隘、短视且喜欢妒忌的小农意识,而缺少工业社会大生产中分工细化带来的全社会都必须协作、配合、开放、宽容的意识。

  农业经济的特点主要就体现在封闭性和等级性方面,这需要在一个较小的经济单位里的尽可能的协调一致。另外,传统农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家庭所有经济,而为了保证这种家庭所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家长自然就成了这个小经济单位里绝对的权威。时至今日,家长制作风不是依然盛行吗?一旦有人对家长权威构成威胁,冲突就在所难免,成员要根据利益取向来立刻做出方向选择,“窝里斗”由此而生。

  其次,从文化传统看,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以儒学为基本框架的。儒家文化的精髓却是封建宗法思想,体现在为人处世上,从积极的角度说叫特重感情,特重人际关系,重视和珍惜乡情、友情、亲情。但从消极角度看,过度看重感情和人际关系难免要关系学盛行,形成圈子和帮派体系——战友帮、同学帮、同乡帮、同族帮等等。

  儒家文化在官场上的最大特点是人治。而人治往往又会使人情大于王法。人情的亲疏、关系的远近,往往就是利益选择和分配的标准,上级也会以此来决定属下官员的升降、奖罚、得失。所以,想走仕途要先找靠山,进了官场更要找更大的能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靠山。找到靠山就有了归属,就进了“圈子”,此后发生“窝里斗”,他想不参与也不行了。

  儒家思想对官本位情有独钟。中国有句名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紧跟着还有一句:“学而优则仕。”这种官本位的文化体制,不断强化了人们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意识。人们争相拥往升官路,而官位是有限的。僧多粥少,便你争我夺,明争暗斗。为在官场谋一肥缺,大家拉帮结伙立山头,心黑招损手段阴。拍马风、结拜风、裙带风久刮不衰。“窝里斗”由此而生。“窝里斗”斗什么  老夫以为,任何“窝里斗”的起源都是因为利益之争。在机制不那么健全、制约不那么严密的情况下,哪里的好处越多,哪里就越容易发生利益之争——“窝里斗”。

  从官僚体制看,因为当官确实有数不尽的好处。不算不知道,一算真奇妙。或曰不算不知道,一算明白了。

  应该说,在中国当官,有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两大好处。

  精神层面可以满足个人发号施令的领袖欲望,满足光宗耀祖的虚荣心理。一人当官,全家光荣。官袍加身,光宗耀祖。

  物质层面上看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官员的经济收入远比普通百姓的收入多,且旱涝保收。清朝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真实写照,那三年昏知府、贪知府又会有多少雪花银流入私囊呢?

  即使在当今社会,我们的干部虽然实行的是低薪制,但薪金以外的待遇,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的待遇,却是让一般百姓所望尘莫及的。特别是当权力缺少监督,失去制约的时候,官员除了制度本身规定的待遇,诸如工资、奖金、医疗、住房、配车之类以外,必然还会有礼金、贿金等形形色色的超过正常收入几十倍、几百倍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可能谁都不会否认,目前,“职务不同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领导是人民的公仆”的理论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现实确实存在官品“含金量”的问题。市委书记和企业党支部书记,财政局长和史志办主任的含金量可能是吨、两之分。你若由档案局局长改任水利局局长,组织谈话时会告诉你这是组织对你的重用;朋友祝贺你时会明说,你将比先前的岗位得到更大的实惠。对此通俗地理解是水利局局长比档案局局长在人财物方面有更多更大的支配权。“上升到理论高度”讲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官员群体控制着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资源的配置也不全是市场和经济杠杆在起作用。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改革进程中,由于必然存在的制度空隙和监督的滞后,某些掌握资源的人不可避免地正在将这些资源变成私有财产,这就是权力变成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扬帆认为,权力资本扩张,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估计中国转型二十年中,“少数人”得到的好处,不下于三十万亿人民币。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惜花大价钱买官的根本原因。老百姓说,当了官什么都有了。因为“主人”不如“仆人”,所以无数人争相逃离“主人”行列,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要挤进“仆人”的队伍。这也就是官本位经久不衰的物质因素。

  官场上巨大的利益驱动力,使人们忘记了恭良俭让和寡廉鲜耻。一些官场中人为了加官晋级,越发变得目光远大,心胸狭窄;抱负宏伟,举止卑微。“窝里斗”愈演愈烈——你阴我,我阴你。你黑我,我黑你。为了壮大势力范围和抵抗力量,有些人尽管对某人的能力、人品未必瞧得上,但也收买笼络之,西瓜皮钉鞋掌——将就利用之。他们结伴勾连,对共同的对手使黑绊暗中作梗,写黑信恶意诽谤,造黑谣混淆视听,抡黑拳明争暗斗,直至把“窝里斗”发展到极致——捅黑刀雇凶杀人。

  探究当代“窝里斗”

  当前,“窝里斗”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视。

  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影响。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怀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无穷的乐趣,亲自发动、领导了“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階級斗争的泛化和极左观念的作祟,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敌我意识,人们对是非忠奸有着特别敏感的神经,把小孩看电影的水平作为衡量同事的标准,见人先问好人坏人。一旦划定敌、友,便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的哲学对待之,而且还以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的标准处世施政。如此这般与人人为敌,岂能“窝里斗”不遍地开花。

  “文革”时期,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华大地出现数万个保皇派、造反派的司令部、战斗队之类的组织。就是家庭中的夫妻、父子,也要阵线分明,划清界限,从不同的派别立场出发,敌对监视、揭发批斗。许多家庭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半途拆伙,分道扬镳。可以说,“文革”时期,使中国的“窝里斗”发展到了世界少有、世间罕见、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水平。他老人家没有想到,在他过世近三十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文革”的巨大历史惯性对今天的人们在心理上依然产生着难以想像的动力。

  另一个是“单位人”意识作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中国,人们的职场空间这么狭窄。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一单位,基本就是工作到退休。职业的终身制和单位的福利包办,使“单位人”对单位有着强烈的依附感。人们把一生都“托付”给单位了,既然已经终身相依,可能子女还要接革命的班,世代相袭,子子孙孙供职一隅(这又使近亲繁殖、裙带关系不可避免),这一代当然要打下一个好底儿,有职有权是惟一的选择和追求。于是为争夺有限的“单位资源”而拉帮结伙,搞宗派,小人兴风,是非横生,政见不一,德行相左,善恶不同途,冰炭不同炉。

  第三个因素是实行多年的干部任用制的局限。长期以来,我们常常对“伯乐相马”津津乐道,而众多“千里马”也把自己的前途寄希望于能幸遇伯乐。但从古至今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相马何如当众赛马?人选人何如制度选人?如此说来,政治上的伯乐还是越少越好。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伯乐相马就是任用制的滥觞,“伯乐”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原本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却变成了“伯乐”个人恩赐他人职位的权柄。这种知遇之恩,岂能轻易背叛?这种知恩图报的忠诚,怎么会没有帮派体系?因此说,干部任用制的弊端就是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选自己喜欢的人。伯乐稍微心术不正就会选巴结自己的人,选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选可以颐指气使的人。如何进入选人者的视野?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取悦于人,就是用金银耀眼的光芒,换来选人者的垂青,于是买官卖官盛行,结果造成用人标准失衡,致使公正晋级少见,进而引起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人的不服和愤怒。结果只能是同门异户,针锋相对;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于是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搞盯梢,凑材料,举报、揭发,矛盾激化,“窝里斗”在所难免。

  因此,官员的遴选,要本着民主化、法制化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切实施行“考察责任制”、“选任制”、“公示制”、“票决制”和“任期制”,要按照江澤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干部制度改革力度,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选拔任用干部,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真正把那些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践行“叁個代表”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选进党的干部队伍中来。这可能是减少政坛“窝里斗”的一个有效办法。

  “窝里斗”授人以柄

  许多有识之士和志士仁人,早就对我们民族中广泛存在的“窝里斗”恶习深恶痛绝,革命先驱孙中山至死不忘救治“散沙”之民性;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竭力呐喊消除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台湾的民主斗士更是对国民“窝里斗”的恶习口诛笔伐。可时至今日,我们旧病依然,令人汗颜。

  我们可悲呀——长于勾心斗角,不善团结协作。别忘了外国人是这样评价我们的: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是一堆虫。当日本作家长谷川弘一曾经发表蔑视中国人的言论,称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时,国人义愤填膺,在互联网上展开了对他的声讨与批判。但是讨伐了半天却鲜有对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历史进行反省的文章。

  前两年曾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在网上与中国青年网民展开论战,中国众多青年在互联网上同仇敌忾、十指飞快地敲击键盘,义正严词地对这个深谙中国民性的日本人否认侵华历史,侮蔑中华民族进行口诛“指”伐。中国青年说理透彻令人钦佩,爱国热情令人感动,但那小日本鬼子说了这样一段令我们懊恼不已、羞愧万分的话:

  “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的‘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这就好像在变相地夸我们啊!看到你们无力的咒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没有上面的缺点啊。

  “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认真,靠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我们的官员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是我们不忘记先辈的牺牲,不管他是不是杀过中国人。而你们的抗日烈士,还有百姓记得每年纪念他们吗?就是你们被我们杀的爷爷、奶奶,你还记得祭奠他们吗?

  “你们中国人最爱”窝里斗“。你们的汉奸不是杀都杀不绝吗?不是还一批一批涌现吗?汪精卫、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

  这小鬼子的确恶毒,其恶毒绝不比那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老鬼子们逊色。他一刀就捅到了我们心灵上的痛楚,一招就点到了我们精神上的死穴,立马令我们中国青年哑口无言,发呆傻眼。辱骂不是战斗,论战以理服人。面对小鬼子的揭丑,众中华爱国青年,众中国青年网虫,只能茫然“落网”、掉线“休眠”,狼狈羞愧地败下阵来。

  “窝里斗”,让外人瞧不起,也让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我们却还在不断地制造“窝里斗”的闹剧授人以柄。没事大家可以到法院看看,一家人因为不足挂齿的民事纠纷或数额不等的经济纠纷,抛弃人伦亲情,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的案件多得不计其数。

  有些人嫌脸丢得还不远,竟把“窝里斗”带到了国际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许秀琴不久前曾对采访她的记者无奈地说:我们出口企业不择手段地竞相压价,致使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了,结果是谁也得不到好处。出口到东欧市场的衬衫价格从每件三美元跌到了不到一美元,在国内售价约一百元左右的书包,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仅为二十元左右。一些企业往往采取低廉的价格以图挤占同胞的国外市场,不但出口企业挣不到钱,同时也损害了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窝里斗”式的做法恰好授人以柄,给外国企业提供了反倾销的充足借口。但目前还没有哪个企业有改弦更张的迹象,看样子很有把“窝里斗”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窝里斗”后患无穷

  中国到底为什么穷?经济学家说,国民普遍的“窝里斗”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内耗,使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反而用在了抵消别人创造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虽然致使中国贫穷的原因很多,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窝里斗”危害无穷。轻则阻碍社会进步,重则国家四分五裂,甚至山河破碎,国家灭亡。

  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璀璨夺目的古代玛雅文明的神秘消失令考古界迷惑不解,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支包括考古学家、动物学家和营养学家在内的共四十五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考察队,踏遍了危地马拉佩藤热带雨林,用了六年时间,对约两百多处玛雅文明遗址进行了考察,结论是:玛雅文明是因争夺财富及权势的血腥内战,自相残杀而毁灭的。这种“窝里斗”主要是为了争夺王权、珠宝、美女和其他一切奢侈品……战争永无休止,生灵涂炭,贸易中断,城毁乡灭,最后只有10%的人幸存下来。公元820 年以后,玛雅人舍弃了这片千年间建立了无数城市的佩藤雨林,再也没有返回这片文明的发源地。“窝里斗”毁灭了玛雅文明。

  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确实应该养成善于反省的习惯。虽然反躬自省,回眸自视我们自身的龌龊和鄙陋,会令我们羞赧难堪,但找到病灶,才是疗救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不能像一个不知自己病情的癌症患者,在盲目乐观中,可悲地从世界上消失。

  心齐不怕万山重,人和才能百事成。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开明经济,讲究协作共赢,追求互利互惠。我们要在开放中寻找新的参照坐标,扬弃传统文化,参照现代文明,同心同德,共建强国。作为民族精英群体的公务员队伍,更该恪尽职守,尽心为公,彻底抛弃与江澤民总书记“叁個代表”思想背道而驰的“窝里斗”,把体能和智慧投入到为国富民强的奋斗当中去,以不负自身职责和国家使命。愿国人早日告别窝里斗,开怀同沐团结风。中华民族才会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民族比肩同富,傲立寰宇。

  作者电子邮箱:zhangzq615@isna.com

  作者简介:张卓桥,1961年生,锡伯族,中共党员,现为黑龙江省纪委明鉴杂志社副总编、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转载自《中国研究》(http://www.nows.com/c )

  作者:张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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