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俊飞:西方如何应付第三次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西方人沉浸在极度的自信和喜悦当中。西方文明独步天下,大有一统江湖之势。九一一事件横空出世,西方人这才意识到卧榻之旁已有一个新的敌手。政治伊斯兰运动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当中的行动派,以恐怖活动的形式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那么,这一次西方能不能最后将其击溃,避免西方社会更大的骚乱与恐慌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检视一下西方以前如何较好地排除源自于环境的危险。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发端于西欧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成形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之后,主要由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等构成。西方在向全球大举扩张的过程中,遭遇过许许多多的挑战。其中,两次最强大的反西方努力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

  成功瓦解两大对抗势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志在推动世界革命,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力曾与西方相差无几。第一、第二国际曾给西欧各国带来诸多社会动乱,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其典型标志之一。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迅速扩张,建立一系列社會主義国家,形成社會主義阵营。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加入,更是使世界版图大大不利于西方。苏东集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军事上甚至一度压倒西方。

  西方在上世纪末以军事对抗与和平演变的两手彻底瓦解了苏东集团。这一成功是构筑在西方坚固的实力基础之上的,而西方自身的变革是其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的根本保证。西方通过向海外的资本与商品输出,曾短暂地缓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难以克服的国内階級矛盾,但最终使西方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的措施,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西方政府以强势介入经济生活,矫正了市场的缺陷,也通过罗尔斯所说的“差异原理”照顾了底层大众的利益,从而根除了社会动乱之源。

  社會主義阵营坚持计划经济,无法同西方修正后的市场经济相抗衡,终于烟消云散。西方的胜利归功于它的自我演变能力。它巧妙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使国民经济实现良性运行,以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成为冷战的赢家。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曾在全球范围内沉重打击西方利益。在上世纪初,占地球可居住土地的70%沦为西方殖民地,构成了西方财富的重要源泉。然而,自一战前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非拉国家陆续独立,四百多年的西方殖民体系全面崩溃。西方不仅失去了一个高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而且还在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付出血的代价。1961年以后出现的不结盟运动,逐步发展为联合国之外的最大国际组织。它一直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呼吁尽快解决南北矛盾,演变为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关系结构的最大反对派。

  民族主义本来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早期的民族主义强调一定程度的统一,即要求国家占有一定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市场保障。在语言和族裔的冲突显现出来以后,民族主义转而追求分离。两种形态都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亚非拉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正是在接受西方教育以后,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展开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

  西方在利益受损以后,对自身的战略进行了反思,逐渐抛弃民族主义思想,向第三世界传布新的普世性价值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世界市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它们在西方已成自由主义的代名词,而民族主义则被高度妖魔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赢得独立,但在经济上一直发展缓慢,或者严重依赖西方。到头来,它们还得屈服于西方新推出的普世性价值观,把本国的主权越来越多地让渡给西方。当然西方不可能完全放弃民族国家体系,它毕竟还需要民族国家来维护市场秩序。它只是在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市场及人权等普世性价值观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它有着强大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能力。面对国际共运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西方一方面以武力对抗,另一方面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战略。正所谓标本兼治,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巍然不动。

  第三次挑战运动

  九一一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应该说是挑战西方的第三次大规模行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原教旨主义。古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纯粹是一种宗教思潮,主张全面复兴伊斯兰教,复归原始教义,奉行先知穆罕默德遗训,恢复《古兰经》的真正精神。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伊斯兰旗号下的一种社会运动。它在宗教上主张罢黜异端邪说,独尊伊斯兰教;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公平分配,反对高利贷;在文化上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的确就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之一。

  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大行其道,其中一部分信仰者走向政治伊斯兰运动是有其复杂原因的。第一,它与现行国际关系结构紧密相联。笔者曾在早报“天下事”版撰文指出,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众多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二重态,直接导致南北方收入的巨大鸿沟。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属于贫困的南方。第二,它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相联。很多伊斯兰国家为被西方操控的专制政府所掌管,贫富悬殊惊人,民众普遍感到在世俗生活中没有出路。第三,它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联。为确保廉价的石油供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向来主张牢牢控制中东各国。沙特、科威特等国人口较少,不在乎油价低廉,但伊拉克、伊朗等人口大国一直倾向于高油价。它们在中东坐大必然不利于西方,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采用传统的分而治之策略对付中东诸国,以沙特、科威特等约束伊拉克、伊朗等国,又以以色列钳制沙特、科威特甚至整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由于美国国内犹太势力庞大,以色列在美国的庇护下,片面追求单方安全,使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能否制服对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若要真正解除来自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威胁,不仅要在军事上做“治标”的功夫,还要在自身的政策方面做“治本”的努力。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经验。西方已有许多学者在呼吁新一轮的自我扬弃,其中有三个建议值得西方领导人认真考虑。

  首先,西方要在全球福利制度和民族国家体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各国向南方输出的不要仅仅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还应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财富。西方也要着手逐步强化联合国的职能,给予它全球范围内的财税权,从而能在制度上保证南方国家分享西方的繁荣。

  其次,西方要尊重一些伊斯兰国家民众对民主化,对平等的愿望,不要一味袒护各专制政权。

  再次,美国固然不能坐视石油价格失控而不管,也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其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应该诉诸于和平而非鼓励暴力甚至战争的手段。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其实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作为一种本性上崇尚超越与创新的动态文明,西方总能基于强大的实力,适时改变自身,制服对手。在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较量中,西方能否最终获胜,答案仍取决于它能否实现良性自我嬗变。从目前来看,欧洲人已经在开始反省,并在增加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方面有所行动;而大多数美国人仍被九一一之后强烈的报复心理所支配。

  笔者以为,后者迟早都会跟上欧洲人的步伐,但是就整个西方而言,把国内的福利制度推广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伍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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