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汉:八十年代以来的道德悖论: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差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政治上的禁锢开始雪化冰融。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有了一个稳步而又迅速的发展。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更丰富的物质基础;民主程度的加大与法制的不断完善,为道德建设和道德生活提供了法制的保障和生存的环境;思想文化领域的解放,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西方文化的引进重新找回了人的意义,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可能性更加增大了。

  然而,历史的悖论是:这二十年来,在现实性上,道德建设并没有走上一条我们预期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们的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经济发展与物质丰富产生了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民主程度的加大和人性的发现不是导致人们的反思和良心的发现与回归,而是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不断健全与完善的法制依然被某些不法分子借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所限制,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一悖论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

  很多人把当前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到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领域来解决。认为市场经济的利益竞争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唯利是图。有人还提出只要经济发展了,道德上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的观点。我不否认市场经济与道德有着某种关系,但把当前的道德上的种种不足都归因于市场经济则未免简化了问题。我个人认为,当前道德上出现不足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探讨原因。

  一,道德权威的缺失

  道德权威的缺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道德权威的缺失首先是传统道德的严重破坏与缺席。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雅号,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学是一种伦理型学问,道德传统之底蕴十分深厚。儒学由于受到统治階級的推崇及其政治手段而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威,宋元以来不断深入到人民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十分稳固的道德根基。然而,近代以来,传统道德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其中有两次十分严重。其一是以“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对儒学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否定,全面打击;其二是建国以来在社會主義化运动过程中对传统道德的又一次全面清算。传统道德被作为落后的封建的东西被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打击或许还是理论上的,生活边缘的,而“文革”的打击则是实践上的,生活内容上的。新文化运动中君臣关系虽已解体,但父子、夫妇、朋友关系依然存在,仁、义、礼、智、信依然被当作美德,但到了“文革”中,人们把心全部掏给了毛主席,“狠斗私字一闪念”,天下只有革命同志,没有父子、夫妇、朋友,只有忠于毛主席,没有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荡然无存。传统的缺失也就是根基的缺失,历史的断裂。

  道德权威的缺失的第二个方面是建国以来社會主義道德建设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权威。如果传统道德的权威倒塌的同时有新的道德权威来替代,道德境况不会迅速陷入混乱之中,道德不至于严重失范。但我们的历史却是在一次又一次打倒传统之后,并没有有序地建立新的权威。这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设中道德资源的严重溃泛;一是社會主義建设中的种种失误导致新的道德体系权威的动摇。

  建国之后,迅速进入社會主義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在反资、反封、反修的闭门改造之中,道德建设的资源出现了严重溃泛。传统的、西方的、苏联的资源都被意识形态的鸿沟阻挡在视野之外,留下的只有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化道德。这种道德并不适合和平时期、建设时期,也并不适合所有国民。这注定它从内容上无法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权威。加速它作为权威崩溃的历史事件则是以“文革”为代表的社會主義建设初期的种种错误。道德政治化(或说是以政治代替道德)以及政治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灵与肉的痛苦与创伤消解了社會主義道德的权威。八十年代,人们进入一种全面的怀疑之中,全面的怀疑正是心中失去权威的表现。北岛的诗《回答》几乎是用竭斯底理的声音在喊:我——不——相——信。

  二,革命道德的泛化与道德政治化对道德生存土壤的严重破坏

  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建国初期,用军事的手段行使建国的使命。在道德领域,由于闭关锁国的社會主義化运动,道德建设资源严重缺泛。革命道德作为社會主義道德被运用推广、泛化到到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纯粹地要求人们为国为民献身。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只讲公利,不讲私用;大公无私,舍小家为大家;只有革命、只有公社,没有男女情爱,没有父子、夫妇亲情,没有朋友友情,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道德问题完全用政治的方法来规范。表面看来,道德秩序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实际上,道德政治化以后,只有政治,没有了道德,政治取代了道德,人们渐渐不知道德为何物,道德出现真空现象。

  “文革”十年,政治混乱,法律无存,道德遭受重创,一方面政治取代道德以后,政治混乱无疑导致道德失范;另一方面,“文革”对人格、人性的摧残,直接给一代人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心灵创伤。更深入地说,道德形成于民间社会,来于民俗,是人们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自觉形成与遵守的规范。道德形成以后,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恒常的法律来保障。六七十年代,时局混乱、社会失序,法律荡然无存,道德得以生存的土壤被完全破坏,道德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可能空间。道德的政治化极端走向和道德生存土壤的破坏导致了这一时期道德的一穷二白。

  三,在唯经济增长论的泛滥与蔓延之后,政策上自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局面

  进入八十年代,政策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发生重大转向,社会恢复正常与稳定的运行。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我国得到支持与拥护。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法制开始走上正轨。社会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大好景象。鄧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应该说,道德建设将开始稳步发展起来。然而,历史的悖论恰恰相反。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之一,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是十分英明的决策。但是,在我国当时的背景下,是很容易走极端的。因为我们刚刚从“文革”的政治极端中走出来,一旦提出经济中心,就容易滑向经济极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被庸俗为唯经济增长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是好的,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唯经济增长论的泛滥与蔓延之后,政策上自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局面。官员评定很大程度上只与其所辖区域经济挂钩,为了职务晋升,狠抓经济,不少官员甚至不惜践踏法律与道德,地方保护主义泛滥成灾,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官德出现严重失范。

  官德失范的后果是民德的失范。官德是民德的模范。好的官德未必导致好的民德,但恶劣的官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德的败坏。官德失范,腐败分子大肆进行钱权、权色交易,甚至逼良为娼,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民德败坏势所难免。很多人认为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西方传过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是西方思想导致了当前的腐败,导致当前的道德滑坡。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促使事物发生质变的是内因而非外因。西方思想充其量只是一个外因,如果没有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内因,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道德权威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以来的道德成长与发育。由于没有权威,加上道德建设上的“手软”的现象,道德信念与文化思潮一样呈现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热潮更替。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各类思潮相继涌入,热潮层迭不穷。然而,由于根基的缺泛和权威的缺失,中国走着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国人在怀疑心态下寻觅,容易饥不择食,每一思潮传入都会涌起热潮。热潮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道德虚空。共时态传入的外来思潮本身就存在着历时态的、异质性的问题,我们的道德虚空根本无法有序地吸收和利用,只能是一盘散沙,各行其“德”。二十年的社会急速转型,加速了人们对传统知识话语的怀疑与瓦解。摸着石头过河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有每一个国民。明天会怎样不仅仅是政治家在发问,每一个国民都在发问。明日无法把握,所谓价值、信念、终极关怀等高深的长远的问题已不必去也无法去过问了,“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种国民心态是导致道德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今天的道德生活。滑坡论是不可取的。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道德生活,而否认今天,那只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毛泽东时代以政治代替道德,大兴政治运动,实质上是取消了道德。非道德以“合法合理”的形式大行其道。打小报告、任意侵犯他人人身权等等严重缺德行为被鼓吹成光荣而伟大。政局动荡、法律无存,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生存环境都没有了,还能说有很好的道德生活吗?相反,这二十年来,社会稳定,法制不断健全,民主程度不断扩大,人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人生存与生活得到了保障,道德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了,比之二十年前已是天壤之别,这是我们无法否定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必须肯定的道德进步而不是道德滑坡!

  事实上,今日的道德被人们诟病的主要在日常道德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在道德建设力度上下功夫,不能再一手硬一手软。跨世纪前后,我国接受的发展观有了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批判,代之的是全面发展观。我国“十五”规划显然接受了这种全面发展观。全面发展观不再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评价标准,而是以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来衡量。在全面发展观的支配下,道德领域自然会有重大的改变。过去不重视,“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情形至少不会被默认而流行,相反,道德建设将作为一项重大事务要求真抓实干,纳入评比考核之中。最近中共中央提出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就是明显的表现。这一建设将是划时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

  2002年8 月7 日于池州虹庐

  注:本文以及发表于2002年7 月15日《安徽日报》的《从经验信任到制度信任》一文是笔者今年五月为池州师专全校学生所作“公民道德建设与诚信原则”讲座讲稿的主要部分。

  作者简介:尹文汉,1975年出生,男,湖南长沙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史。电子信箱:yinwenh@sina.com.cn

  转载自《中国研究》

  作者:尹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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