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 月至次年1 月,交10圆;第二期自2 月至6 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 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

  “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 55 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 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 20 圆;医术费(药费另计) 2圆;体育费 2圆;杂费 2圆;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 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 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 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 圆,制服费2 圆,体育费2 圆,新生入学费2 圆,杂费1 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 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 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 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 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 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 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 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 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 —10%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 ,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 —200 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 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 —600 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階級”,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階級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 卷151 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 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 块银圆可以买6 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 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 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 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 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 角—8 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 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 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 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 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 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 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 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 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 —8 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 —10%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作者:陈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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