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洪:崇尚购物中体现的社会安定

  原文内容提要:热衷品牌的年轻人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城市生活观念。但是年长的一辈能够接受这种变化吗?

  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上品牌意识比较浓厚的市场之一了。作为一名生活类杂志的出版商,在这里,我想对中国高端消费者的消费状况作一次非正式的预测。毕竟,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他们的喜、恶、品位以及消费倾向。

  以我的读者为例。一位28岁的女性读者至少有一只“路易威登”的手提包、一双“古奇”的鞋子、七支“兰蔻”或是“雅诗兰黛”的唇膏。我的男性读者们或许年龄稍微要大一些,在31岁左右,但是他们的心态却更加时尚。他们喜欢身穿“阿玛尼”的西装以及“爱马仕”的领带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他们还会经常向人们展示自己的Zippo 打火机。我们近期曾经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多花一些钱来买国际名牌”;调查的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74% 的人回答:“是”。当然,年老一代的中国人经常指责年轻人浅薄无知,缺少上一代人身上的那份质朴和深沉。但是,在近距离观察了我们的城市社会许久之后,我认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就断定年轻一代在疯狂追逐高消费的同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这样个性、时尚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对我来说都是新颖而独特的。作为一名“老顽固”,我出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国。在那个年代,家庭生活十分节俭,社会观念相当滞后。无论是什么季节,所有人都穿着绿军装,肩背一个绿色帆布书包。我能够记得的唯一一个品牌就是:“美又亮”牙膏。但是,就连这支牙膏都没能在我的家里常住,我害怕因为它而被扣上资产階級生活习气的帽子。80年代,我和我的朋友成为了自觉醒悟的一群人,在经历了超过30年的思想禁锢之后,我们开始追本溯源,尝试突破界限,这体现在音乐、电影、文学以及艺术等各个领域。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一起,讨论中国人肆无忌惮的消费欲望给社会以及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而且我们的观点经常大相径庭。

  我认为中国人最终会在物质世界里彻底放松自己,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政府教育我们要舍弃小我成全大我。这种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更加根深蒂固。我经常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足够的人性,我们总是在强调集体主义:家庭、公司以及国家。而如今,对“无私”一词的新理解将改变中国未来一代的观念。贪婪的私欲有害无益,对于这一点我们毫无疑义。但是对自我的考虑可以从小事做起——例如挑选一款自己喜欢的唇膏品牌等等。在特定的环境下,也许我们会被一场对我们自己来说毫无利益相关的大型政治运动所淹没;接着,这个运动只需要在精神上或是政治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意义就可以了。而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够劝说中国人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苦苦追求,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中。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也许不够高尚,但是却更加人性。

  中国年轻人对知名品牌的情有独钟只不过是一时的喜好。如果上海孩子们一心想要的耐克鞋超出父母的支付能力该怎么办?这样的矛盾也经常在西方的家庭中听到,如今中国家庭也不能例外,当然这更多地涉及到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生活价值观念。产生品牌意识只不过是中国年轻人在追求个性生活方式的道路上必不可缺的一步。(毛主席也曾经教导我们说:“要想知道一个梨子的味道,你就要亲身去尝尝它。”)我们需要记住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年轻人噩梦般的思想禁锢。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身穿绿色军装,到处为了虚无的政治犯罪嫌疑而批斗他人的社会更加危险一些,还是年轻人热衷于上街购物的社会更加危险一些呢?我更愿意年轻人以身穿“普拉达”的方式引人注目,而不是依靠階級斗争出人头地。

  至于说到这一代的社会意识以及精神生活,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水到渠成。因此,我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该算得上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所能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代了。

原载: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0月28日

  作者: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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