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俊飞: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中共十六大是2002年重大国际事件之一。会后,中国产生了新一代领导集体,九位相对年轻的官员登上权力的顶峰。令许多西方观察家倍感惊讶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竟清一色理工科专业背景出身。

  中国人可能于此早已见怪不怪,因为大陆长期笼罩在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氛围中,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工程师主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实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大多数民众的收入也因此有了大幅提升。

  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仍然不能不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许多海外学者以“工程师治国”来描述这一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现象。它不仅是指工程师背景出身的政治人物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指的是该体制现象背后重理轻文的社会价值观。

  历史的进步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治国,它的确更具现代性。历史上的士大夫或为儒生,或为法家,或集儒法于一身。儒生强调仁义道德,法家强调权威与秩序,二者共同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共同的特征是鄙视技术进步。自百家争鸣时代结束,墨家淡出中国社会舞台以来,中国的古代科技主要为道家人物所控。其消极无为的人生观无法使科技演变为一种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于缺乏科技发展这样一种变异性的力量,中国才长期囿于“家国同构”基础上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士大夫治国在隋、唐以后孕育出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众多农家书生的梦想。中国历史上许多彪炳千秋的政治家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权力核心层。科举制相对于封建分肥制确有太多优越之处,它使得平民子弟得以晋身仕途,使得人才的配置相对优化。不过,科举制完全把技术人才排斥在社会精英阶层之外。科举选拔的标准,往往看重诗词文章,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身为官僚的士大夫自以为风花雪月,玩弄辞藻就可以包打天下,以致文人误国的例子举不胜举。一方面,自命不凡,惯于哗众取宠的所谓“才子”们无力治理国家;另一方面,科技人才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推动了欧洲的科技发展,可其发明人却是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

  与毛时代有关

  “工程师治国”比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治国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时,权力高层起初多为从事工农革命的军人,后来有陈永贵、王洪文等农工代表加入。由他们主导的领导层醉心于乌托邦,沉迷于階級斗争,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社会动乱此起彼伏。

  迄今为止,除开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期里,社会都被分成精英与大众两个阶层。在精英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帕雷托看来,人类社会各领域最优秀的人物都属于精英,而他们又可被分为统治与非统治精英。前者总与权力相联。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及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挑战了这一理论,一批属于大众阶层的工农兵分子成为掌权者。这似乎是人类追求平等理想的重大进展,可问题在于现代性的主题不单单是平等,还有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工农兵治国于此差强人意。俄国和中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试验以巨大的代价证明,工农兵的利益只能被代表而不能由其自身去追求。这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悲剧命运。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地位极为低下,但相对于人文社科类而言,理工科从业人员待遇稍为优厚。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社科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该领域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更是一度被迫关闭。人文社科被泛马克思主义化,严重教条化。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讨论性的,可由于原教旨主义盛行,正常的学术探索往往被视为异端。许多人为避祸,在选择职业时,对人文社科避之如虎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不合常识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校园的流行口号。工程师治国的局面直接源于此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

  合理的治国猛药

  应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拒绝科技的古老东方国家而言,“工程师治国”的确是一剂猛药,有它相当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对中国传统的改造力度之大还胜于“五四”时期的口号。它是符合生产力扩张这一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古代中国的经济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拒绝扩张生产力这一价值选择而把安定天下作为治国的根本目标。近代败于西方之后,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惟有走中体西用和富国强兵的道路才能确保中华的重新崛起。“工程师治国”可以说与这一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支流,在大陆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民经济的管理被严重党务化,简单化。对社会本身的研究被认定由马克思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而社会对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与社会结构精细化相关的人才需求不大。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投身科技,去构筑一个人间天堂。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到普遍认同。社會主義也声称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虽然说在经济上没有太多建树,但其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价值取向,培养了一支数目相对庞大的科技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对世界科学的开创性研究并没有做出什么令人瞩目的贡献,但他们成功地复制了西方的技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有制造业,更重要的是为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廉价熟练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这是毛泽东时代对大陆经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其结果也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驱们在天之灵所乐于见到的。

  “工程师治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它是古老的中国以强者姿态走向世界的开始。以工程师为主体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为中国之崛起做出的决定性贡献将为后世所铭记。

  过渡性体制

  然而,这一特殊体制现象又只能是过渡性的。关键的原因在于它不与市场经济模式相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单单由科技而是由科技-市场二者互动而共同推进的。市场的本质是一种动态化的规则,其创新紧密依赖于社会科学的成长。“工程师治国”在中国是一种进步,可又不能不被新的社会现实所超越。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与市场共同主导的混合经济,在于司法主导的制衡机制的建立。基于这一方向,将来的政治领导集体应该是由理工科与人文社科人才组成的混合体。

  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来看,“工程师治国”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对服务业的繁荣助益有限。服务业在西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支柱,几乎占GDP 总值的80%。2000年中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GDP 的33.2%,远远达不到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制定的现代化标准(45 %以上) 。

  2000年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为1 亿9566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7.5%,而1998年美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3.5%,日本为62.7%,韩国为60%。

  中国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地位也较低。1999年中国服务业出口在对外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中仅占10.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4%)。服务业当中的金融、保险、贸易、会计、法律、广告、旅游、媒介等主要行业规则性极强,而其制定都与有关的社会科学相联。在这些行业的国际规范制定过程中,中国几乎没有发言权。

  惟有振兴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振兴中国的服务业。“工程师治国”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本来会更多的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机会。

  有些学者将中国在1989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称为“精英治国”,并将其与西方所谓的“民主治国”相对立。说实在的,这并没有太多学术和实际意义。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都是精英型而非真正民主的。大众的参与对国家的政治运作至关重要,但其意义并不在于大众能决定国家的政策,而在于大众能制衡或选择精英来统治自身。这是中国人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中读出的宝贵启示。

  作者:伍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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