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友兴:“黄河边的中国”:劳动力与市场

  中国大陆有两个中国,或者多个中国。黄浦江边的中国充满机会、生机、繁荣、国强;黄河边的中国:落后、贫穷、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堆。作者认为,中国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如何解决两个中国的问题却是重中之重。

  有人说中国好极了,有人却认为中国糟透了;有人说中国充满机会与财富,有人却说中国依然落后与贫穷;有人对中国充满希望与期待,有人却异常的悲观,认为中国危机四伏前途叵测;有人以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和平的福祉,有人却说这是对世界和平构成一种新的挑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见智见仁的事,不必强求有一致的看法。不过,这里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如何认识中国。

  新加坡华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情结。比如,最近中国教育部修正历史教科书激起了海外内炎黄子孙的强烈反映,光《联合早报》就发表了多篇评论性的文章。由此可窥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关注,内中不少文章观点各不尽相同,但是一股浓浓的中国情结还是跃然纸上。可是,新加坡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并不多,至少笔者以为新加坡对另一个中国即“黄河边的中国”了解甚少。

  “三农”问题令朱镕基头痛

  中国大陆有两个中国,或者多个中国。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那边似乎风景独好,世界看好中国,《华盛顿邮报》也有文章说,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这个版本的中国是对的,也是真实的:充满机会、生机、繁荣、国强。这是黄浦江边的中国。黄浦江、上海,那是一个充满机会、充满希望的一片土地,全世界都看好她。但是,别忘了还有另一个中国,那就是黄河边的中国:落后、贫穷、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堆。这是中国著名的学者曹锦清教授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所描述的。这是另一个中国,同样是真实的。

  黄河边与黄浦江边的对比如此强烈。50个中国富家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300 万百万富家的资产等于9 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他们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沿海地区。而2000年,湖南、湖北、安徽、河北、河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24元 (人民币,下同,约400 新元) ,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等为1464元。一边是大都会,而另一边则是黄土高坡;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农村;一边是东部,另一边为中西部;前者代表先进与繁荣、富裕,后者代表的是落后与衰败、贫穷。两个中国并存是中国的国情。

  2002年3 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说最令他头痛的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主要有下面这几个方面。第一是农民负担。农民要供大量的公职人员。乡镇有几大班子 (党委、政府、人大等) ,另一方面学校、水利等公共设施、农业开发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等都需要乡镇政府负责,而这些费用不得不转移到农民的负担上。

  第二,农家子弟受教育难。原因一在于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硬件与软件都差;二是各种教育收费多且高。第三,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只是对城镇居民,而农村的居民是没有纳入这个系统,目前全中国只有浙江一个省将农民包括在最底生活保障线之内,2001年近30万浙江农民得到生活补贴。第四,资源缺乏与发展、创业难,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中国“九五”期间(1996 年-2000 年) ,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而2000年仅为2.1%; 2002 年1-3 季度(1-9月)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721元,而低于1000元的省有甘肃(841元) 、贵州(903元) 和青海(918元) 。第五,社会秩序与治安状况不好。

  2002年中国农村几件大事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2002年主要有下列几件大事。第一,2002年8 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将于2003年3 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法律共计5 章65条。它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下面三种需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产生:适应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形势的需要、稳定农村政策的需要和保护农民经营权益的需要。这一法律的颁布应该说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乡村民主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十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正式颁布。

  2002年中国有23个省区进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的第一次村民选举,涉及有60多万个村庄和4 亿多农村选民。这次选举在民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乡村的选举是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亮点。而乡村的民主选举推进了城市的选举,2002年北京等地城市居民开始进行社区居委会干部直接选举的试点。可以说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已经进入巩固与深化的阶段了,而怀疑或否认中国乡村民主是不了解或无视农村的实情。

  第三,农村税费改革。中国国务院在河南、上海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最具有实际成果恐怕是农民的教育附加费的取消。以往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依赖于农村的集资,而现改为由地方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政府办学体制,这一方面切实地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另一方面向公民平等跨出一步( 城市居民没有教育附加费,义务教育经费完全由政府财政负责,农民为二等公民)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改革的措施尽管各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预计可减轻中国农民负担30% 。比如山东省取消了88项专门向农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和集资项目,取消了40多种由农民出资、出力、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 如农村治安达标、文明村建设达标) 。尽管税费改革有成就,但任重道远,农民的负担还是相当重,这反过来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2002年还得提及“入世”与中国农业。2002年为中国加入WTO ( 世界贸易组织) 的第一年,但是,2002年中国农业受“入世”的影响并没有如人们所预计的那么大。不过,有关专家认为其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当然,无论对农村,还是城市,2002年的中国大事中少不了中共十六大。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对农村来说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如何到达,尤其对那么还不怎么小康的农村来说如何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社会”。

  急需整合两个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一是可以提供劳动力,提供几乎无穷的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二是“黄河边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也是人们认为中国市场巨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是潜在的。

  但是,两个中国的存在也潜伏着危机,其中就是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所带来的危机。比如,按国际惯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少机构的计算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 ,而城乡、东西部差异不是在减少,相反,这些年来在不断地扩大。这种危机促使有学者警告中国切毋走上“拉美化”之路。

  我们得承认中国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也有不少别国所担忧的问题,如安全问题,但是,如何解决两个中国的问题却是重中之重,换而言之,如何整合两个中国。可是,代表“黄河边的中国”,即代表农民、农村、农业的利益很少,虽然关心农民的不能说没有,但真正的办法、措施不多。过去知识分子总是标榜自己是人民大众利益的代表,可现在越来越少了。

  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

  作者:郎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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