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有关中国媒体的几个数字

  有人问,王克勤在采访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时是否遇到过危险?

  前两天与王克勤欣然相会,我向他转述这话,他回答说:“我揭露兰州黑股市时,有人扬言要用500万买我的人头,当时情形真是很危险。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没什么,虽然遇到一些障碍,但情况好得多了。

  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但即使“情况好多了”,王克勤的那个长篇调查报告《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6日)刊登后,还是有同行感叹说:一个记者一年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报道足矣!

  能说这话的,在我看来肯定是个相当好的记者。因为他心中的“标准”比我高许多,也比普遍的实际情况高许多了。

  说到我的“标准”,我以为,一个记者从业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报道,就算没白干这一行。

  1988年,我曾拿着计算器对某“大”报(数期)的“本报讯”做过一番统计,统计结果是,这家报社全体采编人员平均每人一年大约只要写500字就可以完成全年任务。十多年过去后,这样的情况并无多大改观,而且十多年来,这家报纸也没一篇在揭露时弊方面能让我相当佩服的东西。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大致的感觉是想让中国的记者达到“一年写一篇足矣”的要求,很难。

  所以我也不奇怪王克勤“身价”能被标得那么高,确实高得有理。

  在中国,“身价高”的记者还能数出几个,比如卢跃刚。几年前,他的一篇批评报道能让一个退休的副市长当着数百之众拔枪对天“当当”十响,发誓要与他“血战到底”——用市侩的眼光打量打量吧,给多少钱,才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王克勤这篇直接导致北京出租行拉开改革大幕的报道,其灵魂就是一串串过硬的数字,而且只用加减乘除就扒开了众多出租车公司“空手套白狼”的面目;就是这一串串扎实的数字,证明了一个国家、司机、消费者三者利益均受其害,只肥了出租车公司的事实;就是这一串串数字,最终催生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了改革出租车行业的决定(当然,这里还包括一些人大代表和学者的努力)。

  据中国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则达40万之众。按照我的低标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辈子不用多干,就干这么一件能触动一个行业变革的好事,那就是40万件大好事。累加起来,这会对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起多么巨大的作用?

  让40万人都能干一件这样的事或许标准或许还是太高了,那就换一种算法。

  同样是依据中国新闻出版署的公布数字,目前的中国,报刊已有2000多家,杂志8000多家,合计一万多家。这些报刊除去专业类报刊,就算只有一百家报刊每年能各出一篇这样扎实的重量级报道,于国于民,累计就是上百件功德。

  这样的标准算不算高?

  希望这不能再算“高”了。再说“高”,未免太丢人了。

原载:搜狐视线 NEWS. SOHU. COM

  作者:赵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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