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道德底线”何处寻?

  有个妓女到银行兑换嫖客的支票,因无效被拒付。妓女当场惊呼:“我被强奸了”。

  这是个美国笑话,看上去挺黄,其实很严肃。它讲的也是诚信问题。嫖客付了嫖资,最多是道德问题;使用无效支票则是欺诈。在以诚信为基础的商业社会,这是严重问题。

  诚信是近年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说起来它也是所有职业道德的基础。

  几个名女人被黑社会强拍的裸照数年后上了《东周刊》,这成了上两周中国娱乐圈的头号新闻,并引发了一场有关“职业道德的底线”的论战,连董特首也出面表态了。

  有人甚至说,这样的媒体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但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新闻的第一生命是真实。这是媒体职业存在的基本意义所在。如果承认这个前提,就必须承认新闻的职业道德底线“真实”。因此媒体的大恶是蓄意制造假新闻(非主观故意的失实另论),而不是其它。

  有关媒体的“道德底线”之争,近年中国也发生好几起,最近的例子是一群娱记围堵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歌手高枫的死亡;更早则有戴安娜死后, 中国也兴起一股讨伐“狗仔队”的浪潮。

  但等待高枫死亡, 毕竟还有个高枫病危的事实在;刊登艺人裸照,也确有那裸照在,只要这里不存在媒体与黑帮合谋,就可以说《东周刊》并未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说《东周刊》的职业道德水准太低可以,说它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却未必成立。

  职业道德的底线是由职业的特点决定的。

  比如教育,奴隶社会只有“贵族教育”。你能说只教贵族的教师没有道德?他们毕竟在从事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作为职业的教育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了呢?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师只收钱却不教育。或者学生“造反”打老师,教育无从进行了。就像文革时红卫兵干的那样。滑稽的是,那时舆论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教育革命”。的确,那时教育的命被“革”掉了,作为一种职业的教育不存在了。

  教育的职业道德最高标准是什么?

  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但自古及今也没几个国家办得到。如今许多中国农村的孩子,连“义务教育”都享受不到了,所以我曾多次撰文表示,中国目前的最大教育危机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有崩溃迹象,这可能成为制造大量新文盲的根源,从而成为拖累整个社会进步。

  再看医生职业的道德的底线是什么?

  医院拒绝对垂死而没钱的人施救,就可以认为医院的职业道德底线崩溃了——因为救死扶伤是医辽职业的天职。医院守不住这个底线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主观上唯利是图;二是这种情况太多,医院无能为力了。

  任何职业的出现都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任何职业能成为职业,前提是公众对它表现出的普遍水准还能放心。也就是这个职业基本能给人以“诚信”感。

  《东周刊》用受害女名人的裸照,虽然有职业伦理问题,但与捏造亩产万斤的神话,造成饿殍遍野相比孰轻孰重? 比之文革的造神运动导致的泼天大祸又如何?

  “亩产万斤”固然是遥远的历史。但与80年代以来泛滥的“有偿新闻”比如何?与那些在利益驱动下蓄意制造假新闻的媒体比如何?与记者用“批评报道”敲诈勒索比又如何?一句话,若以真实性为媒体的职业道德底线,《东周刊》刊登裸照事件就算不得第一大恶。

  职业道德近年的确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

  今年初,我曾撰写过一篇《嫖客与嫖贼的“道德比较”》,说的也是类似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现在很多嫖客的道德水准都比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教授强多了。

  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刺耳。不过这年月是很难指望复兴什么“上古道德”了。

  上古道德是什么呢?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今天怎么可以想象?其实三代以降,中国人就很少说这个了,老百姓常念叨的是“盗亦有盗”。

  所以北宋时会有这样的传说,开封有一名震江湖的神偷,绰号“三只手”,他曾给门徒订过“三不偷原则”:一不偷忠良;二不偷贫寒;三不偷良家妇女。如果误偷,则要加倍奉还。门徒若犯此训将逐出山门。

  现在呢?只能退而求其次。

  比如“拾金不昧”,有多大可能?还我一半,就谢天谢地了。

  钱包被偷了,贼能把皮夹子里的身份证寄回,就阿弥陀佛了。

  再如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美国笑话,其实在今日之中国,嫖客赖帐,被妓女告到派出所有之;卖淫者设圈套敲诈对方也时有所闻。陕西甚至还有警察与妓女合谋,引诱嫖客上当,“为国库创收”哩。

  比这更拍案惊奇的是,2000年8月8日,安徽东至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去合肥公干时招妓,事后他向对方索取发票,否则不付款。干部吃喝嫖赌都要报销可以理解。但你说那小姐何处寻发票,这不是诚心拒付嫖资吗?不忿之下,小姐叫来男友,把这局长数刀捅死在宾馆。这够令人惊叹的吧。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 后来还有人为这个因为不讲“诚信”送了命的局长弄个因公殉职的名号奔走。

  “盗亦有道”,就是说各行各业乃至于人都就有底线。而这诚信就是一切底线的底线。

  所以,人们热衷追问娱乐圈曝光艺人隐私的职业道德(伦理),对媒体造假的大恶及其成因却很漠然实在不可解。

  在“诚信”普遍缺席的情况下,我很同意这样怀疑:我们这社会有很多行当和营生,却可能少有象样成型的职业。因此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也就无从说起。

  比如,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就是在没有规范框架下运行的伪职业足球。其最荒唐典型的一个表现是,许多人居然把“足球市长”当作好事来炫耀。所以意大利的教练老马尔蒂尼可以叫总理闭嘴,不要干涉他的排兵布阵;而我们这颇有很多官员有兴趣也有能力决定谁来当教练,当然也能决定教练用什么人。

  再说这些年名声相当不佳的法官队伍。按说法官也是职业。既是职业,法官就必须具备要相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可怎么理解,舞女也能法官,流氓竟能提院长?法官的人品也不说了,仅就法院充斥不懂法律,考试普遍不过关的情形看,这法院还能成其为“法”之院吗?

  作为“职业”的媒体虽不见这方面的总结,但能感受其运作的方式的并不少。比如就媒体弄虚作作假的手法而论,很多人知道媒体有时并不一定非要在事实上做手脚。我这手头恰好有个陈年老例可供大家欣赏:

  1990年有则来自陕西的消息《陕西全面扫假治劣成效显著》说:“陕西自《关于禁止生产经销伪劣商品的通告》发布以来4个月中,全省各地共查处伪劣商品498·6万件,罚款46·44万元。极大震慑了不法经营者。”(《中国消费者报》9月24日)

  各位看官,近500万件伪劣产品,罚款额却不到50万,精确计算平均每件的罚款额只0. 0931元。这如何能“极大震慑”不法经营者?这年头,很有些媒体擅长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公众的智商。

  媒体的职业道德确实早该好好追问一番,不过从什么地方追问才切中肯綮却大费周章。我敢断定的是从《东周刊》或围堵高枫之死的事件追起,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原载:搜狐视线 NEWS. SOHU. COM

  作者:赵牧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道德底线”何处寻?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