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千年易过,日本的罪孽难消

                 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人兵分三路征服世界:一路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一路绕过非洲经印度洋到达印度和东亚,一路从陆地上跨过西伯利亚抵达中国北方。前两路是西欧纵队,第三路是俄国纵队。在欧洲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一直对外部世界采取一种不管、不顾、不关心、不理会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并非因为中国没有了解外界的渠道,而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夜郎自大、熟视无睹。中国和日本是最后受到欧洲扩张主义影响的地区之一,欧洲的征服在这里遇到了障碍,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具有深厚传统的广大人民生活在完整、统一的国家组织之中,既不象美洲和非洲那样原始和落后,又不象印度那样松散和分化。

  面对欧洲强梁,中国沉沦了,一天比一天衰弱,而日本崛起了,一天比一天强大。对于当时的英国和美国来讲,到世界各地经商是他们的神圣权利,给贸易设置障碍是不能容忍的,强国尚且无权阻隔贸易,何论弱国如中日。这样的逻辑中国听不懂(150年后中国才认可WTO“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原则),而日本却立刻认可了。1842年中国因战败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58年又因战败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签约之后故意拖延批准手续),两年后再战败,又签《北京条约》,这一时期俄国人更趁火打劫,因“调停有功”轻易地从中国手中骗得黑龙江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珍贵肥沃的土地。只比中国稍后几年,日本在1854年被佩里舰长的炮舰胁迫,不待交手就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两年后再签《通商条约》,随后日本与英法俄各国均签订类似的条约,国门大开。此时,日本与中国处于类似的处境中,必须面对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租界、治外法权等等屈辱。中日本是同命鸟,理应同病相怜,但是不然,同样的遭遇并未产生同样的利益。到了1894年日本公然向过去的盟主和老师中国挑衅,中国立即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次年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日本的嚣张和凶狠比英法更甚十倍。日本在四年后的1899年,说服列强放弃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欧洲控制的独立国家,拥有自己国土上的完整主权,同时成为列强俱乐部中争权夺利的一员。1904年,日本为了与俄国争夺在朝鲜和中国满洲的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俄国开战并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取得了一个亚洲国家对一个欧洲大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日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由弱变强、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事实,令人惊叹,也令人深思。

  本来日本是远比中国更封闭更落后的国家,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显然比中国人更有鉴别力,更懂得如何与欧洲打交道,更懂得如何欣赏和模仿先进的生活方式。日本可以不战而降、主动变革,日本人几乎立刻就学会了“外交”和“维新”,不仅采用侵略者的武器装备、也直接在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下重建军队。日本人显然更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他们不仅不再拒绝找上门来的贸易和外交,而且他们还要主动去寻找贸易和外交。而中国则不战败不可以言和,战败了也还要自欺欺人,签了约又心中不忿并不真心开放贸易。总是在痴心妄想可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仿佛闭上眼睛就又可以回到昔日威加海内、万邦来朝的清平世界。凡外交家(如琦善、耆英、李鸿章)皆被时人(乃至今人)当作卖国贼,谈得再好也是卖国,打得再惨也是爱国,硬是把谈判桌上达成的赔款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战成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的《南京条约》,要搭进去大片北方领土和一座圆明园以后才肯批准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

  不识时务、拼命保守,可以说是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中国政府最在乎的都是些什么“国家主权”呢?核心的东西无非是向皇帝跪拜、向中国朝贡、阻止自由贸易、压制中外交流。不必替主战派、爱国者们否认,在他们眼中,天朝威仪、朝贡体制远比土地得失和人民生死要重要得多,往往是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很难而多割一块边远土地很容易,割地赔款权当恩赐、民间贸易却如临大敌,内河航行无伤大雅、教士传教则不容轻许,治外法权可以同意、互派使节就有失大体。在中国与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降、屡降屡战之际,邻邦日本的学者早已在颂扬“他们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日本的天皇颁布了“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誓文”,1878年甚至日本的儿歌都把蒸汽机、轮船、电报、照相机、报纸、学校等十种“好东西”编了进去让孩子们背诵。当中国人将洋事物当作邪门歪道、奇技淫巧的时候,在日本却将这些东西当作互相夸耀攀比的时髦品。

  虽然历史学家一般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但在当时的官方记录中却并没有把这场战争记载成一场需要认真对待的大灾祸,中国官员和皇帝都从名词术语、繁文缛节中用“精神胜利法”寻求解脱,似乎只要把英夷说得猥琐不堪、把战败说成是犯上作乱、把不平等条约解释成皇上施恩也就万事大吉了。从准确的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大败于日本才是中国人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可以算作中国走向近代国家的开端。因为日本太狠毒,日本对中国之苛刻让欧美也看不下去,以至中国人的“自我精神麻痹术”也不能消减日本带来的痛苦。甲午之败给变法维新、后来又给反满革命提供了动力,中国的维新派、革命党无不希望从先行一步的日本取得真经。而日本战胜俄国则给中国人更大的憧憬,孙中山说:“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二

  然而,历史无情、日本无义。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人有资格做中国人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战争暴发户日本一旦小人得志,立刻飞扬跋扈,它既有见贤思齐之能,更有恃强凌弱之性。对于落后的中国,日本既没有打算报中华文化的哺育之恩,也没有打算施同病相怜的同情之义。在加入强国俱乐部之后,日本首先把刺刀和炮舰对准了中国,而且永久地对准了中国。早在1876年日本就开始侵略台湾,1894年侵略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掠夺白银2亿两并割走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因俄德法干涉才暂时退出辽东,另索赎辽赔款白银3千万两),1900年日本从《辛丑条约》中取得中国京津至山海关的驻兵权,1904年日本又在中国辽东打响“日俄战争”,终于夺取辽东半岛和朝鲜的统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再次跑到中国领土上来对德参战,趁机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富国强兵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中国的赔款、丧权、失地,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每一次外交和每一场战争无不直接以欺侮掠夺中国为目的。对中国而言,日本是远比其它列强更凶恶的敌人。如果说英国人更注重的是在中国的贸易利益,美国人更关心的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俄国人最热心的是掠夺土地,那么日本人要的则是灭亡中国、统治和奴役中国。美国人以他们的政治制度为傲,俄国人以其广袤疆土为傲,而日本人赖以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却是武功、武士道、皇道,他们靠对华战争起家,靠对华战争发家,每战日本必有所得,中国必有所失。用中国的赔款养肥自己,用得自中国的战利品填充日本人的欲壑,渐渐地形成了日本对战争的依赖,走上了这条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日本的近代史。就在中国人被日本的崛起大表钦羡的同时,日本朝野也已经打定了征服中国、瓜分中国、掠夺中国、奴役中国的主意,并上升为日本立国之本、富国之策、强国之道。

  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吗?康梁袁孙曾经寄予厚望。中国人何等愚鲁,竟没有发现日本人司马昭之心。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军阀和政客、学人和商贾在师法欧美和以日为师之间寻找救国道路和合作伙伴,更多的人无疑更心仪后起之秀的日本。但“二十一条”很快就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五四运动后中国新一代人终因失望于美国的公理、愤怒于日本的强横,而倾向于“以俄为师”,因为列宁的俄国不仅宣扬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宣布废除中俄间所有不平等条约(虽然并没打算兑现)。

  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白无误地把征服中国作为日本的国策,这样一个吃柿子专挑中国捏的国策,这种把日本的强盛建立在征服中国的基础上的国策,即便是对其它有霸权野心的国家而言,也是闻所未闻的。然而日本人不顾其它大国的反对,显然铁了心要与中国为敌,就在世界性大萧条席卷欧美日、中国不仅保持经济增长而且国民政府行将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1932年建立满洲国,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野蛮侵略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横生枝节,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生态,抗日救亡不仅极大消耗了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也改变了中国启蒙变革的历史路径。

  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三

  如果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却不仅仅如此,它超越了战争的伦理、突破了战争的界限,表现为一个罪恶的民族对另一个有恩于它的民族的残忍、暴虐的侮辱!它不再是国家之间的较量和军队之间的厮杀,而是对平民的虐杀、对妇女的强暴、对人性的摧残、对人道的践踏。这场战争留在中国人记忆之中的不是两军对垒的场面,而是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细菌战、万人坑、慰安妇、杀人比赛、荒淫强奸、刺刀挑婴儿、割乳流肠、活体解剖。

  罗斯福总统将同盟体系中的中国视为世界四强之一,邱吉尔轻蔑地将这一安排称为“绝对的滑稽剧”,他不幸而言中。日本虽因不自量力地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攻势,但罪恶的日本仍然是幸运的,无辜的中国仍然是不幸的。二战刚结束,中国人以远大于抗日的热情、投身于规模远甚于抗战的国共内战,继而走上了与西方为敌并自我孤立的道路,于是,日本不仅逃脱了向中国赔款、被中国惩罚的命运,反而在韩战、越战中大发其财,以第二大经济体系的地位重新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中国人最终连一声道歉也没能力获得。

  所谓中国人以德报怨,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不错,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国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国。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

  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战胜国?是一个得不到赔偿也得不到道歉的战胜国,是一个只有牺牲而没有胜利者权利的战胜国,是一个为了内战需要随时准备与日本和解结成友邦的战胜国,是一个不会惩罚敌人只会两党两派自相残杀的战胜国。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战败国?它宣布“终战”而不是投降;它无可奈何地接受东京审判,但时刻想推翻审判的结论;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被绞死,而推动侵华战争、与希特勒同样十恶不赦的裕仁天皇仍然高高在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无罪,实施细菌战的石井四郎受庇护,大批战犯走上战后政坛,甲级战犯岸信介创建了自民党并出任日本首相。很难相信,日本是战败国吗?德国被一分为二、纳粹被彻底清洗,日本呢?德国慷慨赔偿、勃兰特下跪谢罪,日本呢?德国人的自我反省和对纳粹的清算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而勇敢的,德国和受害国一道清算纳粹战犯,这一切被日本右翼人士嘲笑为“自虐”、“没有骨气”,而日本却未曾主动惩罚过一个战犯,相反,东京审判刚结束,日本就掀起了一股不息止的战争翻案风,战犯被当作“受害者”、“殉国的英灵”(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语),阵亡将士成为“国家今日繁荣之基础”(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语)。战后日本的政客、财阀、学者、精英绝大多数是侵略战争的思想继承者和利益继承者,广大日本国民也仍然是侵略战争的受益者和支持者(1972年民意调查中认为侵华战争是“迫不得已”的占一半)。别国人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受日本荼毒至深的中国人却没有理由不予正视。

  日本是如何反省战争的?裕仁天皇在1963年说:“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象1946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日本从未纪念过外国的战争死难者,他们只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从不追问战争责任,他们只反思“战败原因”;日本从不正式承认侵略,他们只忙于篡改历史。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全部错误只在于还没有彻底征服中国之前就早早向美国人开战,这大概是很多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全部看法。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独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中国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国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中国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发酵。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2003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国,正象1936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国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国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独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国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国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国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国逞威。中国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国。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人切勿掉以轻心!

原载:燕园评论

  作者: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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