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一)

  一年前的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军机炸毁并造成严重伤亡,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等一度成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当时群情激愤,实非冷静讨论有关问题的最佳时机。笔者认为,目前当可以较一年前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这一讨论引向深入了。以下笔者即拟循此对有关这一焦点的若干问题谈些看法。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关于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问题, 这种“两化”观点在7、80年代即已在中国兴起,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而更为流行,俨然已成中国各界精英对国际形势的主流认识。另外,中国各界还普遍认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趋势的发展,在主观上是违背冷战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称霸意愿的;而在客观上,这一趋势则是代替冷战时美苏争霸对峙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美国企图建成的单极世界的现实图景。但以下分析将表明,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首先,就经济全球化而言,我想无人会否认美国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不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萌发、形成乃至深化扩展所起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只要看一看美国在现实经济中从无论是市场、技术、金融,还是相关的规则、机构、运作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关键性支柱作用,以及美国在以网络化为基础,信息化、知识化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大趋势中所起的跨世纪导向作用,此点已不争自明。因此,将目前的世界经济现实和发展趋势定义为“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目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是不会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的。

  第二、就政治(或力量)多极化而言,情况跟上述差不多,即多极化是有的,但却实实在在是“美国主导下的力量多极化”。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目前美欧、美日的主从关系;以及俄罗斯(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仅与荷兰相当)对美欲硬还软、欲抗还谈的矛盾态度;还有中国的现实国力和“决不当头”、且对美“不搞对抗”的外交方针;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必须指出,美国是导致形成这一格局的总导演: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出于遏制苏中的战略目的,美即西扶欧、东壮日,初奠今日多极之两基。

  6、 70年代中苏矛盾加剧,美即因应形势,拉中反苏、强华弱俄,于是再定今日中俄两极之基。这种一超多强的格局,客观上削弱了任何一国单独反美的能力,却极有利于美国推行纵横捭阖、众星拱月式的所谓均势战略,因而自尼逊、基辛格首倡后,虽初时有人提出异议,但却很快成为美国决策层之共识,后虽几经变换形式,但实际却无半点改动。因而今日之局,实与美意相合。纵有一二强极相抗,但由美国主导之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美国的优势不容挑战

  综上可见,“两化”发展至今,美国作用最大,且“两化”现实及发展趋势目前客观上对美有利。但事物的发展还有另一面,即各极都想利用“两化”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且不愿让美国任意摆布;另外一些潜在的极亦想有朝一日升极望超(如印度、巴西等),这样就必然会跟美国的意图产生矛盾。那么,矛盾双方何者占优?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显然独占鳌头,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三、五年内不会碰到真正的挑战。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则关键是看哪个国家能够真正顺应“两化”大势,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对内激活,最大限度地吸纳消化全世界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资源(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为己所用,以充分发挥本国全体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民主自由法治为秩序基础且自然有机的内外因素组合优化创新及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而恰恰是在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及大力鼓励创新进步等方面,目前唯有美国具有最有效的机制并占有最大的优势。考虑到这一优势因素的关键地位和核心作用,以及这一机制的形成并非易事,则可大致判定,美国的优势地位起码在未来10年内不会动摇。

  尽管这一分析结论肯定会使不少人感到不快,但承认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制定应对之策总比只根据几个简单的数据或少数几个外国人别有用心的捧场就盲目乐观地大唱“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高调;或同样是盲目地大喊“中国可以说不”的硬腔要好。

                (二)

  冷战结束后不久,“Pax Americana”(拉丁语,意指美国强制交战双方实现和平,通译美国治下的和平)一词已开始在欧美报刊上频频出现,海湾战争后更是风行一时,而去年的“炸南”事件则使这一安全机制的轮廓更加清晰了。问题是,导致这一安全机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作用的发挥又有何正负影响。

  一、产生原因。首先,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外部压力骤减,于是许多地区和国家内部长期以来抑而不发的深层矛盾(民族、种族、宗教、领土、经济、政治,等等等等)随即爆发:欧洲的巴尔干地区、亚非之交的中东地区、亚洲的南亚地区、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阿柬索乌诸国等,总之,“热点”频现,警号不断。这些动乱(不少是战乱)规模很大、后果严重,不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亦使邻国寝食难安,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历史经验早已表明:一国之内乱,常会引起外敌之入侵(如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长期内乱终于导致日本侵华);而地区性的两国乃至多国冲突若不能及时得到遏止,则极可能引发更大的乃至全球性的冲突与战争(二战爆发的经验教训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冷战结束使原来客观存在的“美苏合作主导下的国际安全机制”不复存在,于是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替代安全机制。

  联合国的作用

  其次,本应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联合国却因内部纷争和财力短缺等原因而难有作为。平心而论,联合国在消弭冷战后地区性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及某些国家的内部纷争等问题上还是发挥了一定(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的。对海湾危机和和柬埔寨内乱的干预和处理等都是成功或至少是比较成功的范例。但这一“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安全机制”在处理非洲的索(马里)乌(干达)以及亚洲的阿富汗等国内乱中却未取得多大建树,更遑论解决诸如巴尔干和中东等“老大难”地区性危机和争端了。事实表明,这一机制的作用力度有限。

  第三、“地区强国主导下的地区性安全机制”经实践证明亦无能力保证地区安全,特别是当地区冲突或一国内乱规模较大、强度较高时就更是如此。如海湾危机爆发后,中东地区埃叙以沙诸强乃至阿盟等地区性组织对此无能为力;索乌等国内乱发生后,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强国及非统组织等亦无大作为;另外,大量事实也表明:欧洲诸强对巴尔干问题、日中等国对朝鲜核问题乃至朝韩冲突等重大问题的处理若无美国的介入亦决难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正是在上述这种“有维护安全之需要,无维护安全之机制”的客观情况下,“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性地区安全机制”遂应运而生。

  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内在缺陷和作用机制分析。必须指出,这一“美式机制”诞生后,确实在维护全球各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存在不小的内在缺陷,其作用的发挥亦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过多依赖美国一国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密切相关,现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名不正。美国一国主导,难免独霸之嫌,为求名正言顺,自应取得联合国授权后再行运作(至少也应取得事后追认),方称得宜。但联合国往往异见繁多,求同殊难,运作前授权固难,运作后追认亦不易,这自然会使这一机制的运作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力不足。美力虽强,毕竟有限,全球伸手,自然不够。于是地区强国的支援必不可少,但这又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讨价还价和协调磨合等问题,迁延时日,影响效能。90年代以来的实践已经表明,若以上两项缺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则这一机制的正面效能就能得到较好发挥(如对海湾危机的处理就是一例);反之,若两项缺陷中有一项得不到有效弥补,则这一机制的正面效应的发挥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败。美军在索马里维和失败被迫撤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未能得到非洲强国的有效合作与支援)及北约长时间轰炸南斯拉夫只得到打了折扣的“胜利”(主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得到联合国的有效授权)都说明了这一点。设若两项缺陷无一得到有效弥补,则这一机制就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如对阿富汗内战及印巴冲突等无能为力就是明证)。

  暂时没有其他机制可取代

  第三、两重性。尽管这一机制确有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功能,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既然这一机制主要是由美国发挥主导作用,则美国的利益必然会被它置于首位,甚至往往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名,行扩展美国势力之实,而在实际中,这两者又往往混在一起而很难区分。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采取辩证分析、区别对待的方针和对策:一般说来,对其有利于维护地区安全的行为,应取支持或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如对海湾危机的态度,自然不能投票反对惩罚侵略者伊拉克);而对其扩展势力且不利于地区安全的行为则自应予以反对,但这种反对亦应取有理有节的理性立场,以保持弹性和主动。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一时还没有有效的替代机制,故这一“美式机制”还将运作相当一个时期。但因其内在缺陷严重,故这一机制还须与“联合国主导机制”及“地区强国合作机制”等协调运作方能发挥一定程度的良性作用,否则实难有所作为,90年代初海湾危机和去年科索沃危机的发展化解过程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长远来看,还是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但这需要对联合国的内在机构及运作机制等进行相当程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说,亦取决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各极的实力是否能够发展到与美相当的程度,也取决于目前各极之外的其他地区性强国的实力消长与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等。

                (三)

  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和深层探讨,首先,从表象上看,自新中国建国后中美关系时起时伏, 难得稳定。特别是前四十余年(1949-1992)大落大起,且与对苏关系密切相关,以至有人戏称中国这一时期对美苏两大国关系是遵循数学中全排列关系的(50年代联苏反美、60年代反苏反美、70年代联美反苏、80年代和苏和美)。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的深层原因是:中美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在90年代前一直相当有限,于是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过多带有政治军事战略及意识形态色彩,长期冷战(有时发展为局部热战)又使后一特点更为突出。于是中美苏才联手演出了一场纵横捭阖、朝友夕敌、翻手云雨的现代三国演义。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中美经贸科技关系持续高速发展,中美关系的波动性大大下降了,但由于双方的经贸科技关系毕竟数量有限且极不对称,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成问题的干扰冲击,以及两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操纵利用,致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势头屡屡受阻,但总的来看中美关系已告别了冷战时期那种“非友即敌、非敌即友”的极端模式,而进入了一个“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混沌阶段,并以“好好坏坏、时好时坏”的阶段性特点向前发展。

  经贸科技文化联系

  第二、综上可见,全方位、多层次、长时期、高稳定的经贸科技文化联系才是推动中美关系良性稳定持续发展的深层基础和最大动力。这是由于这种联系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联系等相较更为直接具体,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更重要的是,这种联系不易受到国际形势变化(如执政党更迭、政府改组、军事冲突等)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90年代以来每当中美关系逆转时,两国出来或公开呼吁、或暗中使劲,全力以赴修补挽救中美关系的都是从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中得益较多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从美国方面看,此类势力有:在华有大笔投资的跨国公司(著名者如摩托罗拉等),对华有大量出口的制造厂家(波音飞机等) ,中国输美产品(目前美超市中40%已是此类商品)的经销商,等等。从中国方面看,则有: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特别是对美出口较多者)、吸收美资较多的特大城市(如沪、津等)和地区、在外资(特别是美资)企业中工作的员工、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院校和部分管理部门等。

  国内政局的影响

  第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两国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相较而言,与中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关系更大一些。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等已经比较稳定,而中国则正处于转轨期,加之近代以来遗留问题较多,故中国政局变动的幅度更大一些,影响自然也就相应较大。总的来看,就中国国内政局而言,凡是使政治军事色彩增加、各方矛盾加剧的政治事件和政局变化(如“陆肆风波”、95年“导弹实验”等),中美关系一般会对其作负性反应而倒退;而对那些使经济色彩加浓、各方矛盾缓和的政治发展(如92“小平南巡”),中美关系一般则会作相当程度的良性反应而发展。

  维持良好稳定关系

  第四、从世界各国对美关系的最终结果看,则长时期对抗美国者最终大多是吃亏的,此点苏联最为明显。中国由于在70年代初修改调整了全面反美的政策,于是开创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新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美国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和政治,且站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在创新方面更是独步全球并吸引着全世界的创造性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与美短期对抗还能勉强承受,而长期对抗则无异自外于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主流,最终必然吃不消。

  综上可见,为了确保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策略角度,保持发展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大力推动发展中美两国全面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与联系,实具有根本性的关键意义。因此,长期自觉地在国际事务中坚持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冷静观察,站稳脚跟,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4字方针;而对美则坚持以江澤民1995年10月访美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来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且坚决不为一些突发事件或干扰影响所动,无疑应成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长期方针和基本准则。在这方面,一切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过激过火行为都应坚决予以制止。

  同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亦应抱有信心。要清醒地看到,中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是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因而得到了中美两国民众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注与支持,这就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和最可靠的保障。而中美两国日益增加的经贸科技文化联系有着继续加速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和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为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由于今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变动和相关影响仍会使未来的中美两国关系中充满变数且不断出现低潮时期,但绝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总的长程发展趋势是乐观的。

(作者为南京市行政学院经济管理学副教授)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任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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