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谁对中国重要

  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

  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2002年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国际社会对安全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这一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何者更重要呢?经济实力与安全实力是什么关系呢?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否一致呢?笔者想就国家战略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谈谈管窥之见。

  安全利益对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利益

  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根据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将国家关系分为三种最有代表性的类型:安全利益共同性大于冲突;安全利益冲突大于共同性;安全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美俄关系和中德关系分别属于这三类。

  有较多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是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关系。美日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经济利益竞争最为严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经济冲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双方仍保持了盟友关系。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是冷战后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远远小于中美、中日和俄欧的贸易额,但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比这两国与其他几大力量的关系都紧密。

  安全利益冲突较大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都是相互防范甚至对抗。以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后两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我们会发现1979—198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4 倍,1990—1999年期间增长了5.2倍,这两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情况差不太多,但中美战略关系在前一时期是加强合作,而后一时期是增强相互防范。其原因是中美在前一个时期共同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后一个时期双方缺少重大的共同安全利益。当安全利益是冲突时,两国如果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双方的敌对程度有可能更高,如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但共同经济关系的有无对双边战略关系的影响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

  没有直接安全利益关系的国家,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至少不是对抗性的,最多是和平竞争性关系。这时的国家战略关系是在和平关系的范畴之内,经济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决定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例如,地理上的距离使中国与欧洲国家没有直接的安全利益关系,因此德国作为中国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与中国发展了合作为主的关系,较多的共同政治利益使中法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冷战后日本与西欧国家也无直接安全利益关系,但日本技术的先进性使得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参半。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难以相互替代

  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因此就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原则上讲,维护国家利益需要依靠综合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维护具体国家利益时对各种国力要素的需求都一样。一般讲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则主要靠经济实力。我国古代历史多次出现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受到经济落后但军事实力强大的北方民族侵入,经济实力并不能有效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它却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维护其国家安全是靠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最大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其国家安全是得不到现有的保障的。同样的原理,以军事力量来维护经济利益也不是最有效的。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不但难以相互替代,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也绝非短期内所能做到的。由于一些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于是有人认为有了经济实力发展军事实力只是一个意愿问题,即愿意将多少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军事实力包括了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主要是装备,软件则主要是作战经验基础上的策略。经济实力不仅无法直接转化成为作战经验而且也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军事技术。作战经验主要来自于战争实践,这不是有资金投入就能得到的。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军费开支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由于自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战争实践,所以日本自卫队缺少实战经验,如果没有日美同盟的保护,日本是没有可靠的防务能力的。此外,高科技军事技术是以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基础的,也不是投入经济资源就能获取的。我国防建设面临的技术封锁困难是典型例证。我国没有外部的军事保护,国家安全只能依赖自己的国防力量。然而1999年我国开始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后,面临的困难是无法在国际上购买到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自行开发军事技术需要长期的科研与生产经验积累,绝非短期投入可以见效的。

  经济实力的增长还可能引发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经济利益的总量也随之扩大,这可能使原有的军事实力不足以维护随着经济利益扩大而增长的安全利益。例如,中国一穷二白时,我们可采取对军事能力要求不高的诱敌深入的安全战略,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经济成果则要求我们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才行。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断扩大,特别是对海外资源运输的依赖,使我海军力量明显不能满足新的安全利益要求。

  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可逆向发展

  国家关系中的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并不必然有相关联系。冷战结束后,中美经济关系一直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中美战略关系却出现过两落两起的变化。克林顿第一任期时,中美战略关系不断恶化,1996年在台海地区发生中美军事对峙;而后克林顿政府出台对华全面接触的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出现缓和,1997年中美领导人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2000年上台后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加以防范,说无论如何都要保卫台湾,双边安全关系再次倒退;“9 ·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于是双边战略关系又开始改善。然而自1990年以来中美贸易额一直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118 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428 亿美元,此后又增至2000年的744 亿美元,布什执政后,中美贸易额在2002年增长至约900 亿美元。这个事例表明冷战后的11年里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而在战略关系倒退时期,两种关系还表现为是逆向发展。

  经济关系紧密还有可能影响安全合作关系。两国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增加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增加双边经济利益的摩擦,这些摩擦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双边安全关系。冷战后中日经济相互依附关系不断加深,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和中国对日出口的增加,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越来越热。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对华投资导致日本经济空心化,这对日本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这种思想的蔓延加强了日本防范中国的心理,日本政府甚至不惜引发领土争端,以向私人租借钓鱼岛为名巩固其对该岛的非法占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即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环球时报》 (2003年02月14日第五版)

  作者: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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