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隔靴搔痒的“领导高度重视”

  大兴安岭又起火了!吕梁又发生矿难了!

  为什么说“又”字呢?因为在我们记忆中,大兴安岭火灾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吕梁矿难的高频率也是有目共睹,吕梁一上新闻必然是矿难,大兴安难报纸一露脸肯定是火灾。从宿命论的角度看,是不是吕梁必然摆脱不了矿难的危险,大兴安岭也与火灾有不解之缘。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可能大兴安岭的火有“天灾”的意味,如果有足够的防备了并非不可避免,但吕梁的矿难就不同了,那可是完完全全的人祸。

  翻翻过去报纸上的灾难报道,我们可以发现,每次重大矿难或火灾之后,总少不了许多甚至比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物更醒目的“某某领导高度重视”、“某某部门万分重视”,在这些“高度重视”下,又有许多“重要的指示”传达下来,“重要的教训”总结出来。但是,一个个似乎痛心疾首的“重要”、“高度”和“重视”并没有孕育出相对称的安全和平安,相反,火灾是前仆后继,矿难更是越“重视”越频繁,吕梁成了“矿难”的代名词,大兴安岭成了“火灾”的标志。

  “高度重视”的警惕为何变得如纸糊的面捏的水做的一般,根本抵抗不住吕梁矿难的频繁和大兴安岭火灾的重演呢?因为许多“高度重视”仅仅属于领导,属于领导向社会做出的姿态,在政令传播缺乏有效途径的现实中,这些个“高度重视”并没有传递到其他有可能发生灾难的矿主或林场管理员的心中,火又不是领导点燃的,矿难也不是领导导演的,仅仅是领导高度重视又有什么用呢,领导再“高度”的重视对于保证矿难和火灾不再发生也只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我们并不能怀疑领导们对于矿难和火灾的深恶,对下级惟利是图麻痹大意玩忽职守的痛疾,以及对于灾难“高度重视”的真诚。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板子又该打到谁的屁股上?根本在于领导“高度重视”的强度在当下的政令传播过程和执行转化中耗散掉了。从现实中看,领导“高度重视”并非是在说空话或是做秀,围绕这个“高度重视”,拉网式的安全检察没有少做,禁令没有少发,安全会议没有少开,责任人的处罚并不显轻。可是,问题在于,在这些禁令的传播过程中,责任感是越传播衰竭,“高度”是越来越低,执行是越来越差,令行禁止的力度是越来越弱。

  是什么在弱化“高度重视”的质量,消解从领导的“高度重视”里传递出来的责任?高度重视的领导并不能事必躬亲,他的态度必须得通过政令一级一级传递出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高度”不断衰竭,因为越是往下的管理部门,越是接近“煤矿”利益的诱惑,这种利益的诱惑在矿主那里得到最大的体现,死了多少人,发生了多少次矿难的警戒力度根本抵抗不住非法经营煤矿高利润预期,在这种高利润的驱使下,他就会以腐败的方式对付来自管理部门的禁令,县官不如现管,越是靠近经营者的管理部门越是有腐败的可能,受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在腐败成本和既得利益的衡量下,责任感只能越来越低。

  为什么吕梁矿难不断地发生,人不断地死呢?事情发生后,从领导到百姓,大家都知道其中必有腐败,而且都知道民间非法的小煤矿肯定还有很多,但是,这么多的知道并不能阻止下一次矿难的如期而至,所以,百姓对于每次矿难后必有的领导“高度重视”也丧失了信心,政府的公信力也在公众丧失信心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问一句,我们的领导有没有对自己上一次的“高度重视”进行过反思呢,为什么自己的“高度重视”在执行中被消解了,为什么自己的“高度重视”并不能引起下级管理部门和其他矿主的高度重视?如果这一次吕梁矿难后的领导“高度重视”能够对上一次矿难的“高度重视”执行情况进行一下“高度重视”,相信下一次的“高度重视”就不必要了。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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