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耀:“世界改革样板”国家的经验教训

           ——关于阿根廷危机的政治思考

  1992年到 1997 年,世界银行称赞阿根廷是第三世界的样板国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也加入了这个大唱赞歌的合唱团。最有影响的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发表社论,赞扬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的经济改革既深刻,又有效。

  两个可怕的落差

  第一个落差是历史的、长时期的落差,即由世界富国到濒临破产的可怕落差。

  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 1913 年),比同一时期的法国、德国都高,就是到了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领先于日本和意大利,同德国、澳大利亚大致相当。但是,在此后的40年中,阿根廷就越来越落后了。到1990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是阿根廷的2 倍多,在世界排名榜上,阿根廷已经从过去的名列前茅掉到了第80位。

  特别是经过90年代的” 改革” ,到2001年年底,这个国家居然一下子陷入破产的边缘,宣布已无力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

  第二个落差是从西方眼中的改革样板变成一个灾难国家的可怕落差。关于这个落差,美国学者詹姆斯·佩德拉斯有一段很概括的描述,他说:”1992 年到 1997年,世界银行称赞阿根廷是第三世界的样板国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也加入了这个大唱赞歌的合唱团。最有影响的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发表社论,赞扬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的经济改革既深刻,又有效。

  他们之所以给予这种热情洋溢的支持,是因为阿根廷经济完全实行了自由化,银行、电信、石油和工业等重要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对经济已经完全解除了控制。但是,今天阿根廷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灾难国家。它正处在一场已经历时5 年之久而且还看不到尽头的衰退之中,经济负增长已超过了20%;几百万阿根廷人的400 亿美元存款被’ 没收’ 了(冻结了);外资大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或准备撤出阿根廷;国家停止偿付1500亿美元的外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新贷款,华盛顿和欧盟要求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裁减更多的公职人员和减少社会福利。2002年5 月,有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阿根廷已经从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 样板’ 国家变成了一个’ 贱民’ 国家” ,” 阿根廷曾经被说成是90年代’ 成功的故事’ ,现在又被说成是新世纪’ 灾难的故事'”,” 阿根廷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 第四世界’ ,而不是像世界银行6年前预言的那样,是’ 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

  关于阿根廷危机的原因应该从政治上来加以分析和总结,因为发展模式的选择是由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階級决定的,不从政治上来思考和分析是很难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的。詹姆斯·佩德拉斯在分析阿根廷危机的原因时指出:” 问题是阿根廷全盘执行了自由主义经济专家开出的正宗药方,这些药方养肥了银行家和外国投资者,伤了本国经济的元气。” 这就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循着这个路子来分析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发展模式的选择脱离了本国的国情。阿根廷国情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经济上是一个主要以农牧产品出口的国家;政治上是一个无产階級力量强大、有组织、又有斗争传统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阿根廷的统治集团却选择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以公共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准美元化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 l梅内姆上台后把国有电话、石油、航空、天然气、水、电等企业全都出售给了外国公司,这虽然得到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同时也使大批劳动者失去了收入的来源。过去,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企业都曾经发挥过缓冲垫的作用,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现在这些企业没有了,国家不但失去了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而且这些企业13万多工人中的一大半失去了工作,给国家增添了更多的困难。

  二,阿根廷本来是一个工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但军政府时期执行市场经济政策,民族工业受到了第一次打击,现在实行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听任国际市场的摆布,情况就更严重了。直到现在,阿根廷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的国家(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仅占1/3 ,其余均为初级产品),出口商品依然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出口商品。

  三,在民众日渐贫困、国内市场凋敝的情况下,惟一可以挽救国家经济的出路就是出口,但是,阿根廷又把本国的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而且,全世界生产过剩的现象也越来越堵死这条出路。

  四,由于无产階級力量的强大,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有在政绩合法性得到社会公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推行,一旦经济情况恶化,社会、政治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混乱。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在5 个工人或3 个工人中就有1 个失业的情况下,民主就变得无法维持了。对阿根廷来说,民主是没有希望的。” 总之,由于实行了不合适的模式,阿根廷的经济完全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

  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海因茨·迪特里希·斯蒂芬定义“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 。模式选择不当也可以从逐步升级的民众” 反模式” 斗争得到证明。2001年12月18~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严重暴力抢劫和暴乱事件就是一场震惊世界的” 反模式” 暴力斗争。到20日晚上,阿根廷的中产階級也无法忍受了,他们也走上了街头。阿根廷中产階級历来是保守的,这样一个保守的階級能走上街头,参加斗争,是很不寻常的事情,50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他们的斗争方式是较文明地敲打锅碗瓢盆,一阵锅碗瓢盆的敲打就使得政府的经济部长卡瓦略当天晚上就辞了职,第二天,国家总统德拉鲁阿也辞了职;第二次敲打锅碗瓢盆,又把刚任命的临时总统萨阿敲掉了(萨阿一上台即宣布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第三次敲打又敲出了15天来第5 位总统——庇隆党人杜阿尔德,他上台后即宣布放弃货币局制度,使比索贬值29%。锅碗瓢盆本来是不具有攻击功能的厨房用具,两个星期中居然变成了悬在所有政治家头上的达摩克莱斯剑!

  海因茨·迪特里希·斯蒂芬的一段话可以对阿根廷的这个民众斗争进程做出解释:” 拉丁美洲所忍受的新殖民主义模式使得它的人民乃至中产階級都无法生活下去,当人民奋起反对国内外银行家及其政治精英时,他们已经多次使军事压迫机器中立化,并推翻或取代华盛顿所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府。”

  (二)阿根廷统治集团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阿根廷有无与伦比的农牧业财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还养活着几乎近半个世界的人们。

  90代起阿根廷统治集团就处心积虑地要完完全全地把这笔财富重新分配掉,并让一个越来越大份额的战利品落进他们自己的腰包。

  比如政府的开支就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

  据《纽约时报》揭露,梅内姆政府出售国有资产所得100 多亿美元的收入,” 有很多落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而没有用于社会服务” 。

  阿根廷存在一个由特权集团安排的、不事生产却可以每月照例领取工资的寄生者集团,这个集团的人数估计有10万人之多,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 政治开支” 高达20亿~40亿美元。中央政府的顾问多达3000余人;一个人口仅3600万的国家就有公务员200 万,仅议会雇员就有1 万人,省一级的立法机关还雇佣了5 万人。在全国的雇员总数中,差不多有30~40%是政府官员。公务员不单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以享受某种津贴,有非常优厚的福利待遇。

  在90年代,这个庞大的财政赤字还可以用出售国有企业的收入来掩盖,但收入用光之后,政府就只好求助于借债来填补这个预算的大缺口。最后造成高达1500亿美元的债务,而财政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 %。

  阿根廷的悲剧正是那些无能的、腐败的、并得到了国际官僚支持的政治家们践踏公民财产权的结果。所以,西半球事务委员会主席拉里·伯恩斯也肯定地说:” 如果说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经济原因引起的话,那么,它的最根本的缘起则并不是经济,而是军人独裁以来的腐败。 ”

  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同广大民众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是从一开始就投入了所谓” 反模式” 斗争。10年来,这一冲突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乃至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留下了27具尸体和150 多个伤员,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阿根廷的梅内姆总统则集所有腐败行为之大成,但同他们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他得到了华尔街、欧共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梅内姆是对以卑劣价格出卖拉美历史上最赚钱资源的行为负有责任的那些总统中的一个。

  墨西哥、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的总统都充当了多国公司的工具,使得90年代已成为对美、欧银行和美、欧多国公司来说获利最多的年代:除了最值钱企业大部分股票的收购和国内市场控制权的转移之外,差不多还有上万亿美元的利润、债息、贸易赢利和特权收益。已经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階級大发横财,其财富的积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世界3/4 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在逐步下降。

  很清楚,正是因为阿根廷政府只是围绕着西方中心国家的指挥棒转,根本不把本国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阿根廷经济改革与民众利益的冲突之所以总是解决不了,

  就因为这个统治集团对外实行所谓” 外围现实主义” 政策,对内实行实用主义政策。前者决定了阿根廷统治集团虽然知道新自由主义同民众的利益有冲突,也只能屈服于” 中心” 国家的压力,在所谓” 华盛顿共识” 的框框中转悠;后者决定了阿根廷统治集团面对广大民众的压力只能采取实用主义的两面派手法。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家元首一再背叛选民的行为上。

  梅内姆的背叛。梅内姆是正义党的领袖。1989年,他以解决工人工资问题和产业革命问题的许诺而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执政不久他就背叛了自己的诺言,他不是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和产业革命问题,而是同金融资本主义势力结成联盟,按照” 华盛顿共识 “的要求,实行了一种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通过 “兑换法” 实行的经济准美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对梅内姆政府及其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崇备至,” 改革明星” 、” 阿根廷发展模式” 等一类溢美之词常常挂在他们的嘴上。

  为了在全世界树立这个” 成功的” 模式,他们给了阿根廷成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了阿根廷少数经济部门的人以惊人的利益,使得整个一帮腐败的债务帮凶大发横财。

  在这种政策之下,阿根廷的经济尽管一时间有了较高的增长率(曾一度达到8 %),但贫富之间的鸿沟也迅速扩大。短短几年,阿根廷的失业率从不到6 %上升到14%,梅内姆带给国家的外债负担超过了1300亿美元,财政赤字多达120亿美元,40%的人口陷入贫困,30%的劳动力遭遇了失业问题,整个国家濒于破产。

  德拉鲁阿的背叛。1999年,德拉鲁阿靠着一个政党联盟的支持和他的表示要同梅内姆经济政策做斗争、创造就业、反对腐败的许诺而战胜了正义党候选人杜阿尔德,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德拉鲁阿政府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无用和最无效率的政府,德拉鲁阿不但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同梅内姆的政策做斗争,相反,他还进一步强化了梅内姆的政策,从而进一步造成了民族国家的分裂。失业率继续上升,达到了20%(加上半失业者,有失业问题的人几乎占了阿根廷经济自立人口的50%);外债也继续增加,达到了1700亿美元。可以预言,阿根廷统治集团如果不修正他们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政策,即使这次危机得以克服,历史的悲剧还是会重演的。

  众所周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以新自由主义战略为其载体的,而新自由主义战略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同贫苦民众的利益相矛盾的。

  阿根廷危机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个拉美第三经济大国几乎陷入破产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认真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出路问题,用罗伯托·帕米特斯塔的更具体的说法,就是它可以” 让拉美次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社会经济指数还没有恶化到沦为第四世界国家之前,就设法脱离这条看来非常有害的道路。

  斯蒂格利茨在分析了这次阿根廷危机之后也指出,拉美国家已经在所谓” 华盛顿共识” 的范围内进行了10多年的经济改革,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只有五六十年代保护主义战略时代经济增长率的一半。

  这实际上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它们不应该只是在” 华盛顿共识” 的圈子里转悠,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而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致力于模式创新,走自己的路。

  (文/ 曾昭耀摘自北大在线)

  作者:曾昭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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