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中国已患上凯恩斯依赖症

  这里说的凯恩斯是指凯恩斯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当今中国实行的时候,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五年,还没有离开的势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凯恩斯依赖症,离了凯恩斯就不行。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积极财政政策( 实际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是在特殊的时期内使用的特殊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因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财政,不能作为长期政策实施。

  在这个政策实行之初,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短期政策,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不会长期实行。当时人们预计为,凯恩斯在中国能呆两年到三年时间。凯恩斯政策就是用政府投资来拉动需求。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发行国债!1998年到2001年底,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投资总规模2 .4 万亿元,已完成投资额1 .5 万亿元。 2002 年,又发行了1500亿元的国债,又安排了一批项目。这一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 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 .5 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 .7 个百分点,2001年在1 .67个百分点左右。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 总量中的比重为避免20% 、28% 、21% 和20% 。

  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 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GDP 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65%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最近几年GDP 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其中,国债投资又是主要推动力。

  因此,人们几乎一致地说,国债投资功不可没,没有它,经济增长速度一定大幅下滑。这句话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国债投资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

  然而,经济增长不可永远倚仗财政扩张。2001年春天和2002年春天,财长项怀诚两次公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一再提到,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手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从尊重经济规律出发,应该逐步淡出。

  但事实上难以淡出。因为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依赖太重了。一旦停止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银行不良债权随之上升,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这种离开凯恩斯政策就会出现危险的状况,我称之为“凯恩斯依赖症”。正如人体对某种药物的依赖症一样,是一种病态。

  当今所有主张继续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离开了这个政策就要出危险。这种说法,实际是承认国民经济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例如,对中国宏观经济颇有研究的余永定先生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 增长趋缓,国债占GDP 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这位自称“非常支持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学者,明确道出了对凯恩斯依赖的症状,但他用“收敛说”来回避凯恩斯依赖症的危险。实际上“收敛”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3 %,这还不算隐性赤字,自主增长机能障碍。

  凯恩斯依赖症是因为经济机体内部没有形成自主增长机制,只能靠外力推动其增长。外部供给一停止,就会出现停滞。这个“外部”就是通过国债方式吸收的民间资金。

  内部缺乏自主增长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债投资对GDP 的拉动效应日益降低。从上面列举的国债投资对GDP 增长率的贡献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债投资在总量上的持续增加并没有带来GDP 的相应增长。国债投资所带动的GDP 的增长幅度和国债投资本身的增长幅度相比,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同样的拉动效果,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瘾”越来越大了。

  国债投资的增加没有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200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 %,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为8 .1 %和12.7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政府投资是社会投资的主要来源。

  2 .民间资本带动不起来,既说明国债投资的乘数不高,更说明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者很难找到有可靠回报的投资领域。人们没有办法让大量闲置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压抑。国债投资一旦退出,民间资本很难填补其留下的空缺。

  3 .内需没有真正启动起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启动内需,但事与愿违:有关单位对2002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结果显示,600 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8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13.7 %,比2001年下半年减少了3 .4 个百分点;供大于求的有518 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86.3 %,比2001年下半年增加了3 ,4 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越依赖越不能自主增长。

  2000年初,我曾发表过一篇小文,题为《为什么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说的是,凯恩斯当年在美国的条件和今天在中国的条件大不一样,在中国实行凯恩斯政策,可能出现“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情况。美国的“水土”是民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改善宏观环境,有助于民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水土”是国本经济,凯恩斯政策有可能助长政府行为的扩张,抑制民本经济的成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业已打破、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只有加速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机制才能形成。可是,凯恩斯政策,是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越是依赖凯恩斯,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配置资源的效率越低,经济就难以自主增长,就越依赖凯恩斯。凯恩斯政策用的时间越长,对它的依赖性就越强。这种正反馈,才是凯恩斯依赖症最本质的表现。

  凯恩斯政策实施几年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比例越来越高,民间经济的活力相应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旧体制的某些方面乘机借尸还魂。凯恩斯政策的目的就是调动社会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而最近四五年,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闲置状况更加严重。其中,银行存差数就达数万亿元。这些资源不能为发展经济所用。

  1998年以来发行的6600亿元的国债以及相应的配套贷款,大部分转化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资产。这些资产是民间资本转化来的。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通常是低于民有经济的效率。大量资本从效率高的部门转向效率低的部门,国民经济就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广大群众消费不足是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而消费不足是与收入差距拉大有密切关系。富人有购买力,但其收入的消费比例低;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助长了收入差别的扩大。少数有钱人买走了国债的大部分,他们享受国债的利息。政府投资的项目大规模增加,某些主管官员就有了更多的取得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的机会。据国家计委对427 个重点国债项目的稽查,共查出挤占建设资金的项目100 多个,违规招投标项目107 小,存在质量隐患的项目85个。“问题项目”比例之高令人震惊。在这些“问题项目”中,有多少灰色和黑色收入流进了个人口袋? 行政垄断加强,应当是实行凯恩斯政策的后果之一,目前,我国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几乎都被行政性垄断所控制。行政垄断造就了一个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邮政等。这些利益集团,常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千方百计得阻止民营资本进入。他们划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妨碍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社会和大众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集团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近几年来,舆论上天天喊反垄断,垄断反而更严重了。宣传报道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大增,有数字为证。但稍加分析后得知,我国企业利润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大户,多数企业状况不好。2001年11月末的数字是,企业盈利的82.6 %集中在22家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盈利合计占重点企业盈利总数的58%。计划经济的权力扩张,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动,二者结合就是行政垄断的加强。在中国这种条件下,凯恩斯政策的实行,有可能集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

  凯恩斯依赖症使原来阻止经济下滑的应急政策变成了中长期政策。目前这个政策结束无期。如果不尽快医治凯恩斯依赖症,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凯恩斯依赖症将使财政赤字无限扩大。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 .42亿元,1998~2001年则分别达到922 .23亿、1743.59亿、2491.27亿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 .28%。到了2001年,财政赤字已经是1997年的4 .2 倍。 2002 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到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如果让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下去,财政赤字还会飚升。

  由于国债投资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效益,使得投资难以回收。中央财政不得不举债度日,债务依存度1998-2000 年分别为60.4 %、61.1 %和53.5 %。中央财政债务偿还压力越来越大,举债的规模也不得不越来越大。国家财政的债务连年上升,1995年1510亿元,1997年2400亿元,2000年4000亿元,2001年5000亿元。 2000 年底,内债余额达13000 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1500亿美元,内外债加起来共25000 亿元人民币。到2001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

  上述数字还只是显性债务,此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等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务( 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 的积累,已经达到了GDP 的100%。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是,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 的比重不能超过60%,我国财政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应当控制在30%以下,加上各类隐性债务应控制在70%以下,再加上种种或然债务应控制在100 %以下。我们的债务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所幸的是,由于有丰厚的居民储蓄,财政赤字可以向老百姓卖国债来弥补,不必通过银行渠道来补财政窟窿,因而不必大量印钞票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但是,金融风险还是加大。国债投资项目,通常需要地方向银行贷款作为配套资金,银行贷款是以财政作担保的。相当一部分项目收益低或者根本没有收益,因此,还贷难就成了问题,银行坏账势必增加。5 年以前,戴相龙行长说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为20%,这几年,国有银行向四家资产托管公司转移了1 万多亿不良债权以后,不良债权应当大幅度减少,但最近戴行长公布的不良债权的比例为26%,比几年以前还高出了6 个百分点。

  看来,凯恩斯依赖症不根治不行。怎样根治呢?凯恩斯依赖症的病根是“以民补国”,即将民间财富为国家所用,从而抑制了民间经济,抑制了国民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力。医治凯恩斯依赖症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以国扶民”,即政府大力扶持民间经济的发展,使民间经济能迅速填补国债撤走后的空间,成为真正的内在增长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产权制度、企业制度、银行制度、投资融资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市场化改造。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凯恩斯依赖症的好转有待于内部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但治疗措施却不能从缓。

  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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