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无耻的好人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殺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于河溪屯子(原载《书屋》2000年第1期)

  作者:赵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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