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盾:孙志刚:用性命能否换来《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

  孙志刚,一名在广州“打工”的普通大学生。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的他先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初应聘到广州某服装公司工作。

  3 月17日晚10时,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因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现在我们只能从孙志刚亲笔填写的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看到:“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报道:当晚11点左右,与孙志刚同住的成先生接到孙用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他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当晚12点,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赶到黄村街派出所,出于某种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在这之后的3 天,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因为3 月20日,孙志刚已经死在了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里了……

  我不想再复述这件提起来就让人悲痛的事情,但我却想问一问:凭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一张“暂住证”,他孙志刚就“该死”呢?!

  以我想来,执法的警员敢于如此这般的“执法”,一定会有他们执法的规定或依据。从各种媒体一系列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广州警方执法的主要依据是由国务院在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着“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而出台的《收容遣送办法》,其中有关“收容遣送”的人员和办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和社会无业游民的收容和安置。

  管理界里有一个著名的“不拉马的士兵”的案例。说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炮兵军官上任伊始,到下属部队参观演习。他发现有一个班的11个人把大炮安装好,每个人各就各位,但其中有一个人站在旁边一动不动,直到整个演练结束这个人也没有做任何事。军官奇怪:“这个人没做任何动作,也没什么事情,他是干什么的?”大家一愣,说:“原来在作战训练教材里就是这样编队的,一个炮班11个人,其中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军官回去后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早期的大炮是用马拉的,炮车到了战场上,大炮一响,马就要跳就要跑,一个士兵就专门负责拉马。可现代战争中大炮实现了机械化运输,不再用马拉,而教材上并没有将那个负责拉马的士兵减掉,因此就有了这个“不拉马的士兵”。

  其实现实生活甚至包括一些法律、法规,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像“不拉马的士兵”这样的问题。二十多年的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城市流动人员已经不是当年制订《收容遣送办法》时的那些“人员”了;而城市经济建设发展本身也要求和必然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员”,时代和社会发展使得“流动人员”已经成为城市的主人。由此说来,《收容遣送办法》竟然成了“孙志刚惨案”中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基本原则”,如此的“收容”做法是违背《宪法》?!最近有关法学专家就以孙志刚案,就《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有关《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宪法》,并不是我们所关注问题。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孙志刚,用性命能否换来《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

  我们期盼着……

  作者: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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