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莉·斯格勒: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有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4 个孩子里就有1 个孩子出生在贫困家庭里,财富在再分配中流入富人的腰包。1970年代以来,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国家财富的比例翻了一番,同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儿童的比例也翻了一番。

  工资不平等的加剧突出起来,这个国家的主流商业报纸承认:“有钱人确实更富了,穷人也确实更穷了。”

  在这个国家里,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几乎等于95% 的贫困家庭拥有的财富的总和。为了平衡因对富人进行紧急援助和补贴而不断膨胀的国家预算,穷人和中产階級被告之要过勒紧裤腰带的生活。

  这个国家不是墨西哥。

  这个国家要求人们为谋生而工作,却不给予许多人最低生活工资。

  在这个国家里,尽管经济增长显著,但扣除通涨因素后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却有所减少。实际人均GDP (国内总产值)从1973年到1994年增长了33% ,然而占劳动力队伍绝大多数的非管理工人的实际周工资却减少了19%。

  这个国家不是智利。

  在这个国家里,由股票市场“为失业者发工资”(payoffs for layoffs )。

  在这个国家里,当公司利润和经理层报酬增加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却被削减。1996年,500 强公司的利润实现了创记录的23% 的增长,总裁的收入(包括薪水、奖金和诸如股票期权的长期补偿)猛增了54% ,而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的涨幅却连跟通货膨胀持平都难以做到。1980年,大公司总裁的平均报酬相当于42个工厂工人之多,1989年相当于122 个工厂工人之多,1996年就相当于209 个工厂工人之多了。

  一家主流商业杂志写到,“努力工作使公司具有竞争力的人们对利润分配的方式大为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平的。他们是正确的。”

  这个国家不是英国。

  在这个国家里,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尽管许多家庭都有2 个人挣工资,孩子也少了,而且比父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1973年以来,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工人的比例已经减少了一半。至少具有4 年大学文化水平的工人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

  从1979年到1995年,男性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作时的小时工资下降了27.3% ,女性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作时的工资下降了18.9%.

  大学文化水平愈加必要,但要赚得体面的收入还不够。从1989年到1995年,男性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的工资下降了9.5%,女性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时的工资下降了7.7%.

  在这个国家里,挣低工资的年轻的全日制工人(年龄在18-24 之间)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979年的23% 增加到1992年的47%.与1979年相比,1994年户主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家庭收入减少了4611 美元。

  这个国家不是俄罗斯。

  在这个国家里,主流经济学家把达到6%的官方失业率(超过700 万失业人口)还看成“充分就业”。不会仅仅因为你没有工作,你就会被官方统计在失业人口之内。要想被统计在官方失业率之内,你必须在过去的4 周内找了工作。如果人们因为漫长的、劳而无功的寻找工作而灰心失望从而放弃了寻找,政府就不会把他们算作“失业者”。例如,那些因为没人帮着照料孩子而不能在过去的那个月里寻找工作的人,就不被算作“失业者”。如果你需要全职工作,但是你却只工作1 小时或34小时,因为你只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你就被算作有工作。

  一家主流商业杂志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的不被算作失业者的剩余工人越来越多。”

  在这个国家里,不是工作(work)短缺,而是职位(job )短缺。数百万人需要工作,迫切的工作也需要人来干:如建造便宜的住房,维修桥梁,建造公共运输线,清除污染,改用可再生能源,为放学后项目和社区中心配备职员。

  在这个国家里,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工作不是脱贫的支票,而是排队进入有工作穷人的开始。从1979年到1992年,领低工资全日制工人的比例从12% 跃升到18% ,接近全日制工人的1/5.

  在这个国家里,1/4 官方认定为贫困的孩子生活在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全年从事全日制工作的家庭里。官方贫困线设得远比保证最低限度的住房、医疗保健、食品与其它必需品的实际成本要低。

  在这个国家里,更多的工人的前途是回到血汗工厂和从事计日工作。各公司都在使用可以任意驱使的“临时工”代替正式工。临时工包括临时雇员、合同工和“租借”雇员(他们中有些是被解雇,然后被同一家公司更加划算地“租借”回来的)以及不情愿的非全职工人(他们想得到的本来是永久性的全日制工作)。

  这个国家不是西班牙。

  工人们是如何愈益被迫变换工作的呢?工资标准这么低、又不稳定,又没有医疗保险或有薪假期,更谈不上养老金、找保姆照料自己与家庭、购买一套房子、支付大学费用、为退休后的生活而储蓄、勾划未来和建构有力的社区。

  在这个国家里,在大规模裁员和破坏工会之后,只有不到15% 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在1955年1/3 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

  在这个国家里,劳动群众的利益被作为“特殊利益”而置之不理,跨国公司谋求利润的利益篡取了“国家利益”。

  在这个国家里,为了帮助大公司在国内外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做生意,政府通过谈判缔结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

  该国国际开发处资助的一幅广告展示了一名缝纫机前的萨尔瓦多妇女。该广告告诉各大公司:“你能以每小时33分钱雇用她。罗莎不仅艳丽多姿。她与她的同伴以勤劳、可靠、接受能力强而著称。她们使萨尔瓦多成为抢手货。”资助这幅广告的这个国家为了确保萨尔瓦多各大公司“抢手货”的地位进行了军事干涉。

  这个国家不是加拿大。

  在这个国家里,有6 岁以下孩子的妇女中的一多半、有6-17岁孩子的妇女中的3/4 是挣工资的劳动力,但是能负担得起孩子照料与放学后项目的却寥寥无几。(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要把其收入的几乎5 分之1 耗费在孩子照料上。)显而易见,孩子们需要3 个家长:父母双方都工作来付帐单,还有一个在学校下午放学后以及整个暑假在家里陪他们。

  在这个国家里,全年工作的全职妇女与男人相比,男人挣1 美元时她们只挣71美分。但在支付大学学费和为小孩提供食宿时,妇女却并不能在男人付一美元时只付71美分。

  在这个国家里,许多决策者不是根除歧视,而是忙于把妇女不成比例的贫困的责任推到妇女身上。回溯到1977年,劳动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工作的妇女得到与男性同等水平的工资,贫困家庭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1991年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所有贫困的单亲妈妈都得到工资没有折扣的[ 全职] 工作”,由于她们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以及普遍的工资水平,“由于挣不到足够的钱从而无法脱贫的比例仍将高达35% ”。

  挣可怜的最低工资的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依靠支付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所获得的收入还达不到官方为一个两口之家所定的贫困线。

  在这个国家里,对妇女的歧视在工资从低到高的各个层次都是并行不悖的,这不是因为妇女要“生育离职”。用一家权威商业杂志的话来说,“在相同的管理位置上,女性的报酬通常低于她的男性同事。即使她有完全相同的资格、工作了相同的年限、同样经常转任新职、为家庭提供主要的经济支持、没有因为个人原因休假、在可比的职位上得到了同样多的晋升,也改变不了这一切。”

  这个国家不是日本。

  在这个国家里,把孩子指为“私生子”的可怕做法再一次被合法化。私生子除了婚外所生的意思之外,还意味着非法、违背规则和逻辑、不该生、不真实、错误、杂种。私生子这个词的后果是,它会使人们更加被人遗弃。单亲妈妈与她们的孩子已经成为不法经济的首要替罪羊了。

  在这个国家里,针对女性的暴力大行其道,以致于成为第一位的伤害原因。因所谓的“家庭暴力”造访医院急诊室的比汽车相撞、拦路行凶抢劫和强奸加在一起还要多。全部被谋杀的女性中大约1/3 是被丈夫、男朋友和前任伙伴所杀的(被陌生人所杀的不到1/10)。研究人员说,“如果女性试图结束受虐待的关系,男性的反应通常是杀死他们的女性伙伴。”

  该国没有男女平等权利修正案。

  这个国家不是阿尔及利亚。

  在这个国家里,杀人是年龄在15-24 岁之间年轻人的第二大杀手:“交通事故”是第一位的,他们中许多人是酒后开车的受害者。为了大制造商的利益,设计用于猎取人命的愈加致死性的武器被生产出来,并得到了政治上十分强大的全国枪支协会的自豪的保护。这个国家一半的家庭拥有枪支,家庭中的手枪大大增加了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被谋杀和自杀的危险性。

  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调查材料回答了多大年龄才能拥有手枪的问题,它是这样建议家长的:

  “年龄不是主要的标准。一些少年10岁就开始成熟,其他人则是在14岁。惟一真正的标准是成熟度和个人责任感。你的孩子循规蹈矩吗?你会把他单独留在房间里呆2 个或者3 个小时吗?他有责任心、老实可靠吗?你会让他拿着一张购物表和一张20美元的钞票去杂货店吗?如果对这些问题或类似问题的答案是‘是’,那么当你的孩子要求他拥有第一支枪的时候,答案也可以是‘是’。”

  在这个国家里,通过战争和媒体“娱乐”,孩子们被教导:暴力是解决冲突的途径。“在媒体圈里,暴行被描绘成司空见惯的、趣味横生的”,并常常与色情如影随形的出现,这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公共健康教育家的观察结果。屏幕上的“好人”不仅把暴力用作第一个不假思索使用的手段,而且他们对通常带外国口音的兽性大发的“坏蛋”,惟一的反应就是大打出手。为了把玩具卖给孩子们,特别制作出了战争卡通片和暴力“超级英雄”影片。游戏机和电脑游戏程序中图解式和参与式的“虚拟”暴力日益泛滥。私人和政府调查的强烈共识是,屏幕上的暴力助长了屏幕外的暴力。

  这个国家不是澳大利亚。

  在这个国家里,教育体系被享有特权者操纵,种族和收入方面低等级的孩子们被送到最差劲、最死气沉沉的学校和班级。公立学校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由私有财产税所决定,导致收入较高的区比贫困区开支高得多。1991-1992 年度,在一个大州里,每个学生的开支从最穷的区的2 ,337 美元到最富的区的56,791美元不等。

  在富区,孩子们理所当然使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技术领先的计算机。在穷学校里,给孩子们配给的是过时的教科书和卫生纸。富学校常常看起来好象是乡间俱乐部,运动场和游泳池都被修葺得整整齐齐。穷学校常常看起来更象监狱,是水泥地和铁窗。大学预科课程、美术、音乐、体育、郊游和外语常常被认为是富人的必需品、穷人的奢侈品。

  比较富裕的公民认为,在使学校开支更加公平的方案被提出之前,缺钱并不是穷学校的问题,家庭的价值观才是。但当使学校开支更加公平的方案被提出时,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却又认为钱关系重大,因而舍不得把钱匀出来一些给穷学校。

  这个国家不是印度。

  在这个国家里,黑人的失业率和婴儿死亡率都是白人的两倍多,黑人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少7 岁。政府几十年来资助白人住到隔离的郊区,对留给有色人种住的城区采取区别对待的、不平等的、听任自流的态度。最近的研究证实了在就业、信贷和住房方面存在的一以贯之的种族歧视。

  在这个国家里,其宪法曾经规定,黑人奴隶相当于白人五分之三的价值。今天,黑人的人均收入是白人的五分之三。

  这个国家不是南非。

  在这个国家里,宣称需要工作的任何人都能找到一份工作,其联邦储备委员会却实施低增长的经济政策,使数百万人陷入失业、就业不足和报酬过低的困境。

  在这个国家里,监狱人满为患,就业却不充分。1980年以来,监狱人口翻了一番多。在囚禁自己的人民方面,这个国家是世界第一。司法局的统计报告说,1985年这个国家的居民中每320 人中就有1 人被投入监狱。到199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每167 人中就有1 人。

  在这个国家里,监狱劳动是一个增长的行业,所谓的“改造”开支是国家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显而易见,政府宁愿每年花费25,000 美元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也不愿举办合算得多的教育、社区发展、戒毒和就业项目,让他们呆在监狱外面。用一家全国制度与替代性选择中心的话来说,这个国家“用法网代替了社会保障网”。

  人权组织批评这个国家扩大而不是废除使用死刑,尽管这个国家记录在案的种族偏见累累,被处死的无辜者数不胜数。

  这个国家不是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肆意歪曲事实,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的行径由来已久。但事实胜于雄辩,这段文字清楚地揭示了,美国自己才是这样的国家。——本刊编辑注)

  在这个国家里,黑人被关押的比例几乎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的5 倍。1/3 的黑人男性在他们20多岁的年龄不是被监禁,就是处于缓刑或假释状态。同时,1/3 年龄在16-19 岁之间的黑人是正式失业的,20-24 岁年龄段的则接近1/5.要记住,积极寻找工作但却找不到才被统计在官方失业率之内。“剩余”的工人在日益走向犯罪。

  1990年司法部的一份报告发现,“事实是,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法律秩序不仅支持、而且维持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事实是,警察肯定要维护这一秩序。这样一个秩序为警察对少数族裔群体所采取的行动和态度设定了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1992年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做黑人有罪:黑人说成功并不能使他们免受嫌疑、免受困扰、免被拘留。”

  这个国家陷入了具有种族偏见的“毒品战”。瘾君子中3/4 以上是白人,但是黑人与拉美裔人却更可能被逮捕、被宣告犯有毒品罪并且受到更严厉的判决。1992年,因为拥有毒品被判决监禁的几乎90% 都是黑人与拉美裔人。

  一家著名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毒品和酒精的使用率上怀孕的白人妇女稍高于怀孕的黑人妇女,但是根据一项强制报告法令,被私人医生和公共健康诊所报告给当局的黑人妇女可能是白人妇女的大约10倍。贫困妇女也更可能被报告。

  据说真理是战争中的第一牺牲品,“毒品战”也不例外。这个国家的前毒品大王说,与人们通常的感觉不同的是,“典型的可卡因使用者是男性、白人、从事全职工作的高中毕业生、住在小卫星城或郊区”。据一家权威报纸报道,警官和法官都说,“尽管事情明摆着,是白人销售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可卡因,白人占了可卡因消费者的80% ,但却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如既往的充斥着法庭和监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氛围下,他们是最容易被逮捕的人。”

  这个国家尽管自己是使人上瘾的、危害健康的烟草的第1 大出口国,却以“毒品战”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这个国家也是人均酒精消费世界第4 的国家,而酒精是与现实中的暴力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毒品;同时,这个国家也是人均酒后驾车死亡第1 的国家。因为酒后驾车被逮捕的绝大多数是男性、白人,他们往往比触犯毒品法令的人得到宽大得多的对待。

  这个国家不是法国。

  在这个国家里,机会不均的循环在强化。这个国家的受益者经常诽谤那些最系统地被过低评价、薪水微薄、就业不充分、资金不足、保险不足、被看不起的或是被忽视的、被伤害的人,把他们诽谤成苟活的“下等階級”,说他们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淡漠,缺乏适当的“工作伦理”。关于穷人游手好闲的再三重复的陈词滥调掩盖了这个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就是工作不能带来希望、工人牛马不如。

  这个国家取消了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却维持对有依赖性的各大公司的援助。

  这个国家为了削减因为军事开支过多与对各大公司和富人的税收优惠而产生的预算赤字,大刀阔斧猛砍对其最贫困人口、残疾孩子与老年难民的资助。纳税率处于世界最低之列的富人不仅从财政赤字和税收优惠中受益,而且作为政府债券持有人赚取债务利息。

  这个国家贪婪有余、正义不足。据一位前劳动部长说,“如果税收法令哪怕能象1977年那样进步”,收入最高的10% 的人比他们1989年所缴的税也“将多出大约930 亿美元的”。930 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几乎等于1989年政府用于低收入人口的所有那些项目预算的总和,包括: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援助,补充性的保障收入,一般援助,食品和营养券,住房,工作和就业培训,以及从学前到大学贷款的教育资助。

  在这个国家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都一窝蜂的发展彩票、游戏机以及其他政府推动的赌博,以此增加收入。这样做是不成比例地取之于穷人,他们应该通过公平的税收体系取得收入。

  这个国家的军事预算仍然以几乎相当于冷战时期平均水平的规模耗费着资源,尽管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后冷战的世界上,“和平红利”意味着,国会给予军方的比军方所要求的还要多。这个国家在武器出口方面也领先于世界。

  这个国家在财富和军事力量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在儿童死亡率(5 岁以下)方面却排在世界第26位。如果政府是父母的话,它将犯有虐待儿童罪。成千上万的孩子本不致死却死于非命。

  在这个国家里,医疗保健是为医疗利润服务的。在许多国家里,医疗保健都是一项权利,但在这个国家里,却有42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另有2900万人保险不足。这是该国医学院的研究结果。缺乏医疗保险导致死亡危险升高25%.

  在这个国家里,其最初居民的子孙生活在其地表因滥采自然资源而被破坏的保留区内。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1940年代的水平,而不是1970年代的水平。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 倍,贫困人口比例比任何其他族裔群体都高。一位印第安领袖是该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这个国家里,500 年的掠夺和谎言被诸如“印第安给予者”(讽刺语,用于指那些表面给予别人一些东西,实际上从别人那里要回更多东西的人,此用语是对印第安人的栽赃——本刊编辑注)之类的说辞加以粉饰。其军队仍然称敌对地区为“印第安领地。”

  这个国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着世界石油资源的25%.公共交通只承担着公众旅行的3%.1978 年以来,这个国家砍伐的树木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该国是酸雨和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这个国家不是巴西。

  这个国家一半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不参加投票。这个国家的众议院不是代表国民的。其中男性占压倒性的多数,白人也与其比例不符。这个国家的参议院则是代表百万富翁的。

  在这个国家里,在经济阶梯上“落伍”的白人男性被唆使相信,他们落伍是因为女性和有色人种超过他们爬到了前面,或者是因为这些人在后面拖住了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谴责妇女和有色人种,而不是这个体制。他们就会接受“反向歧视”的神话。从来不要介意,白人男性占据了95% 的高级管理职位(副首长及以上的)。

  在这个国家里,在歧视之上还有侮辱。司空见惯的是,有色人种成功的时候得不到任何荣誉,他们被描绘成不值得成为肯定行动和“反向歧视”的受益者。而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要承受一切谩骂侮辱。对15到24岁年龄段人口的观点的一项研究发现,49% 的白人认为,“因为少数族裔得到特殊照顾,合格的白人会得不到奖学金、工作与晋升”的可能性大于“由于种族偏见,合格的少数民族会被剥夺奖学金、工作与晋升机会”的可能性。只有34% 的人认为,少数族裔更可能失败。

  在这个国家里,因为信息失真而使替罪羊比比皆是。在1995年的一项全国调查中,大多数白人认为,平均而言黑人占据了相当于白人或者比白人更好的工作。调查受访者也错误地估计了白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认为不到50% ,实际上却是74%.

  在这个国家里,一位前总统新闻秘书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你能畅所欲言,有8000万人洗耳恭听。如果之后记者证明候选人有不实之词,那又怎么样呢?可能只有200 个人或者2 ,000 人或者20,000 人看你写的那些东西。”

  这个国家一位曾任电视评论员的极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其崇拜的英雄包括美国参议员麦卡锡,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在两大党之一的全国大会上大放厥词:“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宗教战争。这是一场文化战争。”代表们挥舞着标语高呼“不给同性恋者权利”——这是1990年代版本的永久性种族隔离。谈及最近在一座大城市发生的骚乱,这场骚乱是由毒打黑人的警官被宣判无罪引起的,这位曾经的与将来的候选人说:“我遇到了18世纪的骑士,他们是来拯救这座城市的……这些孩子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夺回了[ 这座城市] 的街道,朋友们,我们也必须夺回我们的所有城市,夺回我们的文化,夺回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是前南斯拉夫。

  在这个国家里,寻找替罪羊引发了恐惧,恐惧又导致寻找替罪羊。替罪羊的黑名单迅速拉长,包括了无家可归者、接受福利照顾的妇女儿童、有色人种、男女同性恋者、犹太人、未记录在案的移民、过期的合法移民、残疾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宣布为私生子,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当作牛马对待。

  这个国家不是德国。

  这个国家就是分裂的美利坚合众国(disUnited States)。

  几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在《我们将走向何方:动荡还是团结?》(Harper& Row ,1967)中警告,“走上自取灭亡的憎恨之路的民族和个人,在史册上留下的是斑斑血泪。” 金宣称:

  “真正的价值观革命将马上促使我们质疑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政策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我们在生命之路上被号召乐善好施;但是……有一天整个杰里科道路必须转变过来,以便人们在全部生命旅程上不再被殴打、抢劫……

  真正的价值观革命将马上不能心安理得地看待贫富之间的刺眼的对比……除了缺乏社会眼光,没有什么阻碍我们付给每个美国公民适当的工资,不管他是医院工人、洗衣工人、女佣还是做零工的工人。除了目光短浅,没有什么阻碍我们保障每个美国家庭获得可以维持生计的年最低收入。除了悲剧的死亡动机,没有什么阻止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要让对和平的追求压倒对战争的追求。”

  霍莉·斯格勒(Holly Sklar )著 刘德中编译

  原载Z杂志(http://zena.secureforum.com/znet/zmag/zmag.cfm)1997年7、8月号,后被收入《异议者之声》(1999年朗曼出版)。

  作者:霍莉·斯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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