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希来: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

  一、大国之患在内而不在外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後革进之机运》一文中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於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大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徵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中华国民”人囗众多对於未来世界大国的潜在价值,在梁说的基础上还可以略作补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最近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21世纪和平构想,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必须建立控制全球化进程的集体机制。目前,国际社会正处於重要的发展阶段。必须大力鼓励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以共同理想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际秩序。民主国际秩序的集体表决机制决不能单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否则,越是小国政府越拥有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势必会鼓励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民主国际秩序一旦得以确立,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将与其人囗的多寡成正比。中国作为世界人囗第一大国,没有理由不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议。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目标是效率,第二个目标就是公正。随着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实现,以国界为藩篱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愈来愈不可能。全球发展以人为本,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中,人均占有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份额应当是大致相等的。当然,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以战争方式来调整“生存空间”的诉求是不可取的,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财富的再分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和国际民主机制来实现。“中华国民”众多人囗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资源与资本,只要全球化进程不开倒车,资本向中国境内的自由流入和劳动力向中国境外的自由流出,便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两大历史潮流。而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对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降低,对於人才资源的依赖将会上升。显而易见,当人才真正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时,世界杰出人才从人囗众多的“中华国民”中涌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中国人经济领先世界潮的梦想就越来越可能变成现实。

  人囗问题向来要一分为二:“人手”和“人囗”,干活的人和吃饭的人。国际上有一种衡量人囗素质的人文发展指数( HDI),是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三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HDI 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0表示最低水平,1表示最高水平。根据对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HDI指标的测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加拿大(0.950)、美国(0.937)和日本(0.937),中国排在111位,1994年的HDI值是0.594,低於世界各国的平均数0.759,略高於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0.570。中国的 HDI指数主要是被预期寿命指标拉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确有很大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统计数据不实的结果。中国农村地区严重的溺婴现象和婴幼儿死亡,并没有真正反映在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中。如果单独考察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的国际比较,情况就显得更加糟糕了。教育学家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囗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学率)低於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就达到大众阶段,超过 50%後进入普及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个国家中,52%的国家高等教育处於精英阶段,45%处於大众阶段,3% 处於普及阶段。美国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 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00年才能达到 15%。在4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已进入大众阶段,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均已实现大众化,俄罗斯和韩国则更上一层楼,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毛入学率1996年只有 5.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亚国家还要低。以上是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标,下面则是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的两个“存量”指标。根据何X庥等对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计算,25岁及以上人囗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1990年低收入国家按人囗加权的平均数为 2.7%,1981 年的印度为2.5%,而1990年的中国仅为2.0%。15~64 岁人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潜力。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 6.8人。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如此悬殊的差距,科教兴国又何从谈起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囗教育素质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表明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失败。1860~1940 年间,教育现代化曾经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起步最成功的一个环节。同文馆的设立,是同治中兴的重要成果;李鸿章、袁世凯等创办的新式军事教育,是国防现代化的先行官;戊戌变法的唯一直接产物是京师大学堂;清季新政最红火的也是教育革命。张之洞的《劝学篇》久已着名,他还写过一首“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这与现在所说的“科教兴国”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由於中国官绅这时已经认识到西学的价值,他们便以几千年来的那种办学热情兴办新式学堂。清末和民国的高等教育是体制多样化的。後来的着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如北大;还有绅办的,如南开;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燕京、圣约翰;还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对於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不大。一方面,外部财政支持未减。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张宗昌创办了山东大学;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并指定教育专用,为清华、北大等提供了雄厚财源;外国教会和慈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投入积极性很高,洛克菲勒仅为举办协和医学院就花了上千万美元(现价几亿美元)。周恩来留学欧洲拿的是旧官僚严修的奖学金,大资本家穆藕初拨专款资助“五四”学运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清、汪敬熙赴美留学,生活费每月 120美元,高於官费生。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没有向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高等教育的根本原则提出严重挑战。国民政府建立後,企图把民办、教会办教育统一管辖起来,头十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受民族主义思潮的支持,政府成功地把教会教育纳入了教育部的指导范围,但没有完全改变董事会的职能与组成;接收民办大学遇到了严重阻力,国民政府的大学院制最後流产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强制推行“党化教育”,终於阉割了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和自由精神。1949年以後,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院系调整、“大跃进”和“文革”中受到三次严重摧残,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中,教育领域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几乎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年。“文革”结束後,中国面临着改革还是复旧的选择。工农商学兵,大部分领域选择了前者,而教育领域却选择了後者。由於教育领域是“文革”重灾区,在70年代末又与“凡是派”在“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上发生过一场斗争,许多人对於恢复高考等拨乱反正的成果已经相当满意。当陈云坚持否定1956年以後毛泽东的左倾经济路线时,教育界并没有相应的人士要求全面地重新评价“十七年”的教育路线,1958年的教育革命被否定了,其馀年头的教育政策则被作为红线肯定了下来,教育领域受到的最初定向的一击是1952年院系调整,由於发生年代早而没有被纳入历史反思的范围。“全盘苏化”时期确立的教育思想和体制一直延续至今。“文革”结束後,大幅度地压缩了普通教育,初、高中人数锐减,将经费更加集中在高等教育上。但是20年来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稳步发展”(中共十五大报告仍如是说),致使中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乃至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如印度)的差距越来越大。眼下,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强调中国人除了要继续弘扬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私德”外,还要确立新的“公德”观。公德的一方面是公民自由和权利意识,另一方面是合群利群、自治和义务思想。他说:“世界渐趋於文明,则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亦断无无权利之义务。”“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自由,二者缺一,时乃非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府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机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之自由)。”五四运动时期,公民意识和公民運动一时勃兴。梁启超对於中国人政治素质的进步,当时曾有相当乐观的肯定。他说:“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至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於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麽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便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则是民主的精神。”第一种精神确已在中国人心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前不久发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附近的群众示威游行便是明证。第二种精神是否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确实还不敢恭维。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 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他撰文写道:“‘公民’和‘宪法’,都不是中国传统的概念,但是引进到中国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就我记忆所及,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本。……说来惭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叁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但是几十年来到处向与我年龄相仿、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打听他受过的公民教育,回答我的却大多是一脸茫然。偶尔也还有记得的,但是对所教的内容也已大抵不复能回忆,这使我极其惊讶。”“现在有一句话,也像已成了社会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那末,到底要怎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呢?办法当然有千条万条,然而从初中一年级起就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本世纪国人民主素质的提高不尽人意,以致有人说中国还需要再过50年或 100年才能实行国家领导人直选。公民教育的欠缺固然难逃其咎,民主实践的欠缺才是根本原因,因为民主素质不是单纯从书本中能够学到的,而是民主运作中亲身体验的结晶。现在有人把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海选视为一种民主的新生事物,其实在60年前的抗日根据地中就曾广泛实行。如果以这样的一种速度来推行民主,恐怕 100年後还到不了市长直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中国人不仅公德不彰,连私德也荡然无存,床头话可以汇报领导,父母祖宗可以断绝关系,邻里互助也要先问階級成份。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的虔诚和道德心的国家,还会能够具有牢固的内在凝聚力。大国之患在内而不在外,罗马的崩溃,起源於不可遏止的自身腐败而非蛮族的入侵。    二、以民族文化融合来确保疆域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於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於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後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而且两国都不得不忍受大批美军驻扎在本国领土的现状。奥斯曼等几个前帝国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埃塞俄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泛阿拉伯主义鼓吹了近一个世纪,至今没有丝毫成效。在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在20世纪增加了新州。其次,中国不同於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於对中国本部的统治方式。因此,中国对本部和满洲以外的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认。进入民国以後,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外交和军事势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举世公认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柯伟林认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决的,对外关系“彻底穿透”於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中国的国家政权最终界定和维护了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徵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领土,而且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和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当军事实力不足以保卫边界时,主要的任务便落在了“负担沉重、但却常富於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这种外交恰如其分地运用了“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    在西藏问题上,先是袁世凯政府拒绝在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炮制的西姆拉协定上签字,该协定企图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此後,中国政府以突显逃到内地的班禅的权威来与達賴分庭抗礼。当新達賴被命名时,国民政府通过传统的册封仪式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央政府拒绝与之交往,等待战後英国的影响力下降後再着手彻底解决。在新疆问题上,当30年代末新疆地方政府领导人盛世才加入苏共,红军骑兵驻扎新疆甘肃边界,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时,国民政府仍拒绝放弃所声称的一切权利,等到苏联被对德战争削弱後,便通过巧妙的内政外交手段,一举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在满洲问题上,民国外交经历了最曲折的过程,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了保卫和收复中国在东北诸省的权利,中国军队先是与苏联红军打了一仗,又在1931~1945 年间与日本皇军展开了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不承认”外交在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通过多方位的灵活外交(包括与打过仗的苏联政府恢复外交关系),“满洲国”在日本之外仅获得萨尔瓦多一国的外交承认。二战结束时,中国外交的成功达到了一个顶点。不仅中国对满洲、新疆和西藏的主权获得普遍的国际承认,而且收复了已割让给日本50年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取消了令国人感到耻辱的“国中之国”—-通商囗岸的外国租界,而且获得美国的支持━━向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和重建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如果不是内战的爆发使上述计划成为泡影,所谓钓鱼岛和南海岛屿争端是无从发生的。    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不仅仅是没能叁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最大的遗憾是受制於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在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中不得不允诺外蒙古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取得独立。在苏军占领下的全民公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独立的法定程序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於实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为了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能不宣布对外蒙古的外交承认。当然“一面倒”也有它的好处,对於以苏联为背景的“三区革命”成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在张治中担任民国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时一直束手无策,现在以三区革命党人加入中共的方式得到解决。共和国成立後一个时期中,传统的外交智慧与经验被完全抛弃,忠诚的军人取代了多才多艺的外交官,在确立和保卫国家疆域的种种手段中,更多地依赖於军事实力而不是外交谋略。18军进军西藏,54军在中印边界痛歼印军,以及海陆军在西沙群岛打败南越军队,都是军队的战绩超越於外交的成功。当然,中国政府也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中国军队主动撤回中印边界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在中缅、中蒙签订边界条约时放弃一部分传统的中国领土,等等。到60年代末中苏国家关系严重恶化,边界出现危险的军事对峙和小规模武装冲突时,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外交智慧复苏,与美国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一拍即合,在由此而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中,外交手段得以发挥军事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近来,受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的剌激,轻视外交迷信军事的思潮再次抬头,对於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来说,这是应该予以关注的。    在很长一个时段中,闭关锁国的思想与政策占了上风,致使国人忽略了海洋以及大陆架的战略、运输与经济开发价值,忽略了对 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与专属海域的经略与保卫。目前围绕着南沙群岛主权的多国领土争端,是70年代国际海洋法通过後才形成的。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也拥有一支久经沙尝战功卓著的庞大陆军,却眼睁睁的看着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中国早已宣布主权的岛礁。更有甚者,为了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政府还主动把北部湾的一个岛屿让给越南作为军事物资的转运基地。建国以後,中国先是把国力投入朝鲜和越南的两场局部战争,然後在中苏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使得远洋海军的发展长期排不上议事日程,这是军事力量结构本身受到外交政策导向制约的一个显例。为了保障国家疆域的完整和统一,仅有军事和外交努力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取於内政措施的成效。由於中国的内陆边境地区均为少数民族地区,相应的内政措施必然要在两个方面用力;国家主体民族向边疆的移民,以及边疆土着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归属。    领土是与居民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居民的土地事实上便是无主之地。19世纪满清政府向沙俄帝国割让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并没有感到十分心疼,因为割让时这块土地上除鄂伦春等土着渔猎民族外,俄罗斯移民在数量上已经压倒满人和汉人。1962年中国军队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後,印度向这条线以南和传统边界线以北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移民人数多达 700万,使其在未来最终确定中印东段边界线时处於优势地位。鉴於边疆危机的加剧,满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将中国本部与满蒙回藏地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在18和19世纪就组织了向新疆的移民,并於1902年和1907年最终将汉人向蒙古和满洲移民合法化。在民国时代,汉人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形成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完全压倒了俄国移民和日本人的百万大移民,为中国最终收复东北地区奠定了人囗的基矗在共和国时代,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潮仍在持续,并通过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方式强有力地推动了向新疆的移民。相比之下,主要是由於气候环境与交通的原因,向西藏的移民几经反覆,至今收效甚微。王力雄最近指出:为甚麽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3年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约 500馀户,2000馀人,其中大部份居住拉萨;50年代有4.5万地方工作人员和5万军人从汉区进入西藏,高峰的1970年更达到30万人。进藏汉人的数量从1980年起逐年下降,从122400人减少到1993年的 64890人(不包括驻藏军队人数)。毛泽东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 928个乡镇没有一个汉族干部。有户囗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囗的2.8%,即使在大藏区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二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民族乡),汉人总数仅有152.1万(1990年),占该区总人囗的26.9%。由於可开垦荒地的逐渐枯竭,大规模的国内移民已经接近走到终点。即使移民在客观上仍具有潜力,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仍然不能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移民和现在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反移民,以及处於少数民族地位的俄罗斯族的窘境,便是前车之鉴。    19世纪末,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开始向民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後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这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民族主义包括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谱系,既可以是基於“保存族萃”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是旨在“创立国家”的国族主义。梁启超经过短时间的醉心於人种论,很快便转向国民心理学,因为国民心理学比人种论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吕邦等创立的国民心理学认为:民族国家必具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国民心理,它的组成分子是所谓“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理的品种。梁启超据此提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的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於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於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於国外诸族是也。”“今所欲研究者,中国之能建国与否。……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後所以对於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融合而成,因此,通过国内各民族的联合,建立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与费孝通近年来所倡导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国创建後采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结晶。    革命党人则在民族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孙中山、章太炎等最初使用“中国人”、“中国国民”这样的现代话语时,都是小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兴中会宣言》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孙中山说,“满洲”是“东北一游牧之野藩贱种”,中国革命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章太炎说,“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於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自榆关而外,为满洲之分地;自榆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而吾汉人於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驱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固有而已。而彼东三省者,犹得为满洲自治之地,固曰逐满而不曰歼杀满人。他们的主张与满清政府向汉人开放满洲移民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这种主张真的变成现实,中国的东三省势必会被日本所吞并。民国成立後,孙中山也接受了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但很快又从赞同“五族共和”滑向大汉族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後未能组成一个:“完全汉族底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失败,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於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依据这一同化政策,国民政府将广东省北部瑶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命名为“化瑶局”。抗战时期的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竟然说“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剔除族群特徵,“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服装、文字、语言”,因而引发激烈的反抗。

  中共同样在民族政策上有过大的摇摆。1931年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而在1954年 9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则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国共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文革”时期,大汉族主义再次抬头,有的地方施行强迫同化,不许再提民族特徵,甚至要求改装易服,强制回民养猪,又规定回民只许火葬不准土葬,已土葬的也得挖出来重新火化,等等。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引起极大反感甚至引发群众暴乱。其实,本世纪初梁启超在介绍伯伦知理之政治学说时就已明了:“诸民族之言语风俗等,悉放任之,使有其旧,惟於政治上谋所以统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民族文化的融合,应当基於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应基於政府的行政措施。愈是强制实施同化政策,愈会激发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反弹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反之,积极推行双语教育的地方,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出於个人前途的考虑,往往会自发地倾向强势语言。香港回归後实行英语教育学校的地位不降反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相对宽松,而民族融合的进程却有长足的进步。60年代末北京知青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会讲汉语的蒙族牧民尚寥寥无几,现在,完全不懂汉语的倒成了少数。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1999年底以前,澳门也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1945年收复东北和台湾後,中国再一次收复昔日失去的疆土。当炎黄子孙为此而欢欣鼓舞时,不能忘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仍然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端是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发生民族冲突乃至领土的割裂;台湾统一则是内政外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头号难题。无论是扩军备战、提升军力,还是调整民族关系、扩大对西部的经济投入,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同时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在下个世纪确保中国的疆域,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设想与对策,尤其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意识。

来源: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节选)

  作者:喻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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