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别拿农民开涮,行吗

  在当下的文化描述里,中国农民基本上有两个形象:一个是受难者的形象,一个是滑稽、丑陋的角色。

  相声和小品是人精和人渣的艺术,搞好了是人精的艺术,搞坏了是人渣的艺术。相声里的农民基本没有受难者形象,而多半是小丑、小赖、小孬的形象。赵本山先生是小品王,他作品里的农民形象也基本上不属于前者。本山今年做了全国人大代表,辽宁方面让他占知识分子的名额,他说他要占农民的名额。占什么名额都不打紧,倒是今后塑造几个受难者的农民形象最要紧。

  电影、电视剧作品里当下的农民形象也是丑陋可笑者居多。那些室内电视剧里出现的农村小保姆、民工、进城来的农村亲戚,一律都是滑稽可笑、佝胸偻背的角色。做这种电视剧的人,居住在北京的时间一般都在两代以上,当初祖辈父辈进京所凭借的营生,文武商之类,他们不愿再干,转以胡拼乱侃为业。于是两三代做城里人养成的优越感,便高屋建瓴地倾泻到了民工、小保姆和乡下穷亲戚头上。

  如果拿《纽约时报》的做法作对比,北京的四开小报许多都大可挑剔。“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是与犯罪有关,或有不好形象或具有否定性的新闻报道中,应避免故意提及肤色、种族与宗教等背景。”这是《纽约时报》切实履行的许多细则中的一条。可是你瞧北京街头的四开小报,“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是与犯罪有关,或有不好形象或具有否定性的新闻报道中”,是怎样做的!它们一定要指出这个小偷是某省打工的农民,那个抢劫犯是某市无业人员。打工的农民已经够窘困的了,还得另外受媒体捎带的歧视;无业人员够不幸的了,还得另外蒙受媒体渲染的种种不名誉。

  大约两年前读到《四川文学》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农民都是驼背?因为他们的压力太大,主要是精神压力,谁都欺压他们,让他们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开不得心颜,日久天长,养成驼背。客观地说,农民有其丑陋处,可是如果你把丑陋理解成苦难的外化,情感就大不一样。你笑不起来,滑稽不起来,调笑调侃不起来。

  中国农民的受难者形象,是近年杂文和言论作者们用心反映的一个现实。所谓受难者,是指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代替其他阶层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支付代价。

  在我的阅读眼界里,最早从历史的角度揭示农民这个处境的学者是秦晖先生,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着手的学者则是党国英先生,二位都蒙着学术的外衣,而最早以杂文和言论的形式直来直去戳将过去的人则是不才,时当 1997 年。1998年底,《读书》发表了我的《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大意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舆论界曾经形成过两个话语中心,一个是右派平反,一个是老干部昭雪,而实际上中国农民受伤害的烈度和普及度都远远大于前二者,他们饿死三千多万,他们现在还有几千万未脱离贫困。从今以后,我们应该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那就是农民作为受难者的话语中心。

  先是过去几年杂文家和时评家鸡一嘴鸭一嘴制造“第三个话语中心”的努力,接着就有了湖北监利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放言无忌为“三农”向总理抱屈,他的那本《我向总理说实话》铺遍大江南北,在“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的战役中战功卓著,在彰显中国农民受难者形象方面功不可没。

  五年过去了,在各方好汉的努力下,“第三个话语中心”真的是营造成了。从文体上看,杂文、散文、小说、诗歌等等都在关注农民的不平等地位。五年前的趣味读物兰州《读者文摘》上面,五年前的情调刊物天津《散文》上面,你见不到为农民“鸣冤叫屈”的东西,现在你再看,有可能一期就有两三篇。从媒体上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从业者都在向我们的农民爹娘献孝心。从社会阶层看,从普通人到国家领导人, 都在关心“三农”,朱 基总理曾说为农民睡不着觉。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第三个话语中心”虽然形成了,可是农民受难者的现实地位何时真正地改变?作为都市人取笑和“教育”对象的农民丑角形象,何时在媒体上彻底消失?“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是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它实际上吁求的是农民与市民从人格到权利的真正平等,它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把农民看成真正休戚与共的骨肉兄弟。市民同胞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转载自《杂文选刊》

  荐稿人: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委李盛勇

  作者: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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