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内政底线与中国传媒走向

  “公众知情权”“透明行政”的呼吁都不如非典对传媒的冲击来得大,“全球化”的疾病冲击我们的内政思维,使中国传媒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但是政治惯性与这种开放态势将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旧有的传媒、宣传理念将受到挑战,中国传媒的走向更值得观察。

  一、全球化与内政的搏弈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经常参加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粗暴干涉中国内地”“表示强烈愤慨”,这些都是发言人的惯用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最多的是: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美国总统、总统特使哪一次到中国来,不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单,今天叫放这个,明天叫放那个,中国几乎都以“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为由,可理可不理,更多的时候,中国都是不给他们面子,必定内政大于外交。

  其实,非典问题,属于人权范畴,历来也是中国的内政,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疫情通报制度是闭关锁国的产物,“内紧外松”,内部化、内政化的处理倒不一定是政府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只是中国的疫病基本上是中国病,对外交往少,也不会感染世界。

  只是,现今中国加入了WTO ,被纳入全球化轨道,传染病也可以感染世界,似乎外国人就可以有机会有理由来关注,来指责中国。你没有主动接轨,别人就敢逼你接轨。

  在北京被取消“旅游警告”“疫区”的记者招待会上,WHO 西太办事处主任尾田茂认为,四月十五日前,中国与WHO 合作不够好,四月十五日之后合作良好,无职无权,甚至听说经费也少的WHO 何以成功突破我们的内政思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去年十一月广东非典发病,二、三月爆发,四月三日WHO 终获批准到广州检查,随后检查北京,《时代周刊》蒋彦永的信登出来后,在WHO 坚决要求下检查了部队医院,WHO 甚至要求检查中国的部队,解放军后勤部长廖锡龙在回应凤凰台的书面采访时声明“部队有效控制”。王歧山调任北京市长后表示:WHO 可以把办公室开到市长办公室旁边,全程了解指导北京的抗非工作,WHO 甚至公开要求“市长知道的我们都要知道”……这一幕像不像联合国武器检查团到伊拉克?他们到中国似入无人之境,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圣旨,甚至他们好象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如果按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是不是让出了一点内政,WHO 是不是在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此表示理解?一向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没有说“不”?

  WHO 何以有如此能量?你不是要对外开放搞经济建设吗?我可以宣布你为“疫区”、“旅游警告”,我持有“隔离你的权利”,就可以把内部化的事情外部化,把内政变成全球化,经此一疫,似乎我们得接受一些全世界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的内政又会与外国接轨吗?

  好在WHO 没有到部队检查,哪里听说过外国人检查中国的部队,观摩学习可以,如果是检查会不会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而引起反弹?可见中国政府即便国难当头,也有内政、主权的底线。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赞扬蒋彦永医生向《时代周刊》揭露疫情,“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对蒋彦永医生那么感兴趣”,他不过是“六百万医生中的一员”,无论在报刊或民间如此盛赞蒋彦永为民族英雄,政府似乎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甚至高强改口张文康有失误,但也没有涉及对蒋医生的改口。假如政府鼓励蒋医生这么做,会不会更多地鼓励中国人向外国投诉,找“帝国主义来为中国人撑腰”,引致更多人向外国揭示中国社会的不是,内政的尊严是否受到伤害?!蒋医生没有遇到麻烦,已显示政府的进步,之前这种事是可以治罪的,但是并不鼓励——这又是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内政的又一底线。

  今天是因为SARS,是有传染性,那些没有传染性的事情,又会是以什么模式来处理?有学者以为经此一疫,行政就会透明,传媒就得到开放,那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估计传媒政策还会有摇摆,传媒的走向尚不明朗。

  除了非典,全球化与内政的较劲焦点是人权,前几年,政府对人权还不太接受,说人权主要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近几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大为改善,新近取消收容条例,更是人权的一大进步。现在官方的说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只不过是政府并不接受美国“人权高于主权”“全球化高于内政”那一套,在这方面,中美还会有搏弈,甚至冲突,值得注意观察。

  二、公开性与复杂的内政

  海外舆论把中国的非典视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国从此以后会象苏联那样走向公开性,这是海外一些媒体对非典政治意蕴的解读,这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关于苏联的公开性,八十年代末,我曾写过《戈尔巴乔夫:一个面带微笑却有钢铁牙齿的人》之文章,当年戈氏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下,力图缓和世界局势,结束冷战,在内政方面,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他举起“公开性,这把燃烧的火炬”要照亮“官僚阶层”的黑暗,之后,各种突发事件迅速报道,揭露社会问题。从严格审查到完全放开,媒体并不满足于此,乘胜追击,更揭露苏共的历史和执政的失误,很快就引起反共,叶利钦借此掀起民主化浪潮,最后,苏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遭到打击,最终苏共垮台。大公报前总编,现中央政策组顾问曾德成先生九五年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哈佛的研究课题就是“公开性如何使苏联解体”,我虽没有看过他的论文,但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核心,当时苏联的背景与中国的状况有所不同,苏联当时在经济改革不成功的情况下倡导政治改革,而且初期的公开性事实上只是戈氏针对反改革势力的一种手段,最终公开性导致苏共的垮台不一定是戈氏的初衷。中共难道会不汲取这个教训?!中国在SARS之后能不能搞公开性?倡导者会说,中国在经济改革成功后,有强烈政治改革的基础,似乎公开性正当其时。

  我想简单分析中国不会轻易“公开性”的几个原因:

  首先,共产党靠枪杆子、笔杆子起家,掌控意识形态历来是传统,并不会轻易改变。历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党内都有崇高地位,一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吕枫、张全景都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地位可见中共对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视。虽然媒体近几年自由度越来越大,但媒体作为党的耳目与喉舌的性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即使有舆论监督的提法,同时也有“帮忙不添乱”“要鼓劲”的要求;即使有社会新闻报道的自由,也有不得触及更深层社会问题的雷区;即使有网络自由论坛,同时也有网管的筛选过滤。始终有“度”的把握,并不是都放任自由而不加以管理,宣传与传播,无产階級新闻观与资产階級“传媒是社会公器”“监督政府是传媒根本”的新闻观始终在较劲,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媒体里不一定有新闻。

  其次,社会环境的复杂。

  腐败问题,失业问题,阶层分化,贫富悬殊,种种问题,如果过度地公开性会不会点燃社会的火药桶?应该说现今中国问题比当时前苏联的情况还要复杂。

  知识界要求公开性与政府社会稳定的要求如何协调,也是令高官头痛的问题。

  再则,中国现在的新闻队伍经过金钱的洗礼,恐怕比资产階級的记者还讲金钱,有偿新闻腐蚀着新闻的公正性和传媒的公信力。而且中国老百姓还有文革式的大鸣大放的传统,非理性的行为只是被压抑,一有机会也能搞出大的动静来。

  总之,政府可能比我的想法更多,固然公开性是趋势,但是这种公开性却是渐进的,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三、资本环境下的传媒

  一九九八年来,笔者在大公报撰文预测:中国传媒从大政治小资本向大资本小政治转向。事实上,近几年来,资本对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非典的影响是即时性的,而资本对传媒的影响却是结构性的,长久的。

  改革开放前,媒体被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斗争的工具加以控制,进入八十年代,作为纯政治工具的媒体开始由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应该说那叫“强政治弱资本”。进入九十年代,媒体开始渗进不少资本的因素,并日益成为赚钱的工具,并从企业化经营向产业化发展。

  我们先看都市报的兴起。发源于成都的都市报,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会新闻,各种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热点,狗仔队替你侦察,争夺读者的手法也五花八门,身处都市,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而党报党刊信息残缺,你看了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全息环境”,这就成了都市报赢得市场的制胜因素。都市报赚得盆满钵满,成都商报甚至借壳上市。党报的空间被极大挤压,退出主流,都市报却日益壮大。做社会新闻拉开了新闻事业资本化的序幕。

  如果都市报算是资本环境下传媒商业化的第一步的话,各种财经媒体更带有资本的影子。《财经》的东家上中国证券设计中心,《经济观察报》的东家是山东三联集团,《京华时报》的东家是北大青鸟,浮出水面的不浮出水面的都与资本有缘。电视方面,也有了靠做娱乐新闻起家的光线民营电视集团。中央电视台推出各式各样的频道,追逐广告的利益恐怕比它做宣传还带劲。

  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和财经事件侦察分析都成了赚钱的领域,也成就了新闻媒介的资本梦,资本又助传媒做大做强,有资本为伴,传媒已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商管哲学正在操纵传媒,它会变着戏法让传媒越规,以赢得更多的读者,一步一步地啃噬所剩无几的传媒宣传性,资本帮助传媒总能找到市场的缝隙在哪里。就形如有中资和默多克背景的凤凰卫视,靠另一类的新闻资讯站稳脚跟,中央台对911一声不吭,凤凰却几十个小时直播,内地没评论,凤凰总有自己的解读,达官贵人深受其影响,即使你关了某个小区的转播,总有人去活动把它打开,形成这样的需求依赖,甚至话语霸权,即使凤凰的评论有所得罪北京,要关掉其在内地的收视已不太可能。

  作者电子邮件:j-zh-y@vip.sina.com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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