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中美冲突的文化根源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可以说,世界上最令人曙目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双方像两个角斗士,美国恃身强力壮,频频出拳,而中国则施展太极功夫,以柔克刚。

  在中美冲突的背后,潜藏着西方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

  近年来,美国先后以“人权记录”不好为名阻挠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可能载有化学武器原料”为名在波斯湾强行检查中国货轮“银河号”,以“市场开放不够”为名设障中国加入世贸,以及“误炸”中国使馆,污蔑中国盗窃其核机密,而在目前的台海危机中,既公然违背“八. 一七”公报,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又派出航空母舰四处耀武扬威。

  这些不远的史实,直搅得中美关系阴晴不定,变数多多。对美国的这种种言行,中国人应深入认识中美冲突背后的文化意蕴、价值根源及政治理念,唯其如此,方能在日后与美国打交道时,做到知己知彼,应付裕如,也惟其如此,方能有助于中国树立更好的大国形象,重振中华文明的雄风。

  一

  表面上看,中美之间接二连三的冲突,似是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所致,其实不然,在中美冲突的背后,潜藏着的是文明间的对抗,是双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

  西方文明自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与上帝疏远,走上了纯粹的世俗化道路,其表现形式就是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运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革命。美国文明尤其突出,十八世纪末方始立国的美国没有经历西方文明史上的中世纪神学时代,故而其文明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伊始一直得天独厚,极少心理层面的阻碍。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人类生活世俗化的程度高低,在“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的口号下,美国文化所导出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行为模式也一时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可以说,正是这种日益深入的世俗文化推动了美国文明的不断前进。

  与美国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世俗进程要缓慢的多,困难的多,以至于已远远落后了,中国文明源于提倡节俭的农业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对生命无常的对神圣之物的顶礼膜拜。为了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中国文明历来请求天人合一,讲究“圣人设神道以教天下”,这实际是一种神圣化的社会选择。

  因此,中美文明之间的冲突深层次上是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冲突,非此,将很难理解为何美国人打心眼里瞧不起东方文明,以为东方文明落后而愚昧,也将很理解美国人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的行为准则何以一直为中国人所不齿。

  实际上,中国文明的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试看中國今日之历法、金融、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构建,以及电脑、汽车、空调、光盘、电话、网络、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世俗文明中“取经”而来。

  在这个“取经”过程中,中国文明一方面深受其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抗对方的盘剥压制,于是,冲突无可避免的产生了。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正是其中最显着的代表。

  无休止的文明冲突说明,在中国文明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意识到,仅靠“取经”式的模仿学习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其一,从制度方面看,“取经”式的学习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说三道四,其从政治上批评、经济上扼制、军事上恐吓等方面插手中国事务的先例比比皆是;其二,从科技方面看,模仿式的学习会使中国陷身于对西方文化无休止的亦步亦趋中,从而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一点尤应引起中国文化精英们的关注。一个民族,科技的落后可以迎头赶上,但民族自信心一旦失落,则将面临万劫不复之境遇。

  文明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主动的创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撰文指出:“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与效律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仅限于学习和运用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发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被动地位。”当然创新是制度创新,信息开放的产物,既没有体制内循环的创新,也没有信息管制下的创新。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如何建立一套全新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中国文明实现世俗化的制度促进机制,实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中国文明的发展才能摆脱西方文明的依附,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置身于与西方文明的同等地位,从而谋取生存发展的同等机会。

  二

  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丑化,着重在于人权、自由与民主等政治理念入手,屡屡在国际社会兴风作浪,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现象,把中国妖魔化,把中国打入流氓国家之列,以至于有六成美国人视中国为头号敌人。

  人权、自由与民主实是人类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最终目标所在,客观的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理直气壮的地宣称自己已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包括那些以“人权卫士”自称的国家。

  从五十年来的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来看,说它一直为西方所支配显而易见而非西方世界的观点、忧虑和利益通常都被忽略,这其实也是西方文明不平等的体现。

  就中国而言,传统的政治理念立足于“以德配大”的道德教化,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人性善之说是这一理念的基础所在。因此,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思想一直是“为民之主”的内涵,落实到现实的执行中,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讲求弘扬人本性之善。这与西方政治理念截然不同。

  西方政治理念从苏格拉底认识到人类理性有局限开始,历经基督教神学“原罪”观念的整固。逐渐发出了一整套以抑制人性之恶为出发点的制度安排。

  人性善恶虽是人类知识悬而未解的千古难题,但比较中西两种政治制度的安排,中国文明要加快世俗化进程,后者颇具现实意义。

  中国政府多年来为之做出的种种努力有目共睹,即使美国人,设若还保留一份公正与良知,亦无法置若罔闻。曾任驻中国的美国大使芮孝俭(音)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府像中国政府一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为那么多人民做了那么多事。

  美国总有一撮政客之所以屡屡以人权、民主等借口攻击中国,原因实乃他们害怕中国一旦树立起友善、负责、进步的国际形象,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使然。

  这其实是向中国的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

  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在通过外交活动树立国际形象方面日益成熟,但面对新问题,也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中国外交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中,切勿以坚持民族大义为名,轻易放弃国家利益。这应成为中国借助外交活动、树立国际形象的一个原则。

  中国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抵御外侮中,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它与外侮的欺凌压迫同生共长,具有强烈的悲情主义成分,体现到国际关系中,就是同情弱者,唾弃国际关系中的以强凌弱行为。这种心态和中国要树立的大国形象是不相称的,因为它带有偏狭性,中国应当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同病相怜永远只是弱者的心态,强者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其次,中国外交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应更多一些轻松,多一些技巧。中国人向来把政治搞得极其严肃,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周旋余地。记者常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给人的感觉好像永远是一脸严肃,字斟句酌,句式多为肯定句、否定句。有时还武断的下结论,而理据又常常缺乏,这对于中国欲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大有害处。西方文化素来讲求轻松、幽默,过分的严肃反而会让他们有刻板、言不由衷之嫌。

  而且,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外交官们应尽量避免事业“只有……才……”之类的句式,这种条件式语言结构不仅会让对方摸清外交底线,大肆得寸进尺。而且会将自身无端迫于无路可退之窘境,害处亦可谓不小。

  同时,中国外交官们在面对一些较为敏感的国际国内问题时,更应表现出一份自信,冷静与坦然,万不可怕遗人口质而失之谨小慎微,患得患失。

  在中国外交提高自身外交艺术的同时,对美国要加深了解。美国是一个善于将一切事情游戏化的国度,国会和总统擅演红脸白脸不同角色,相互配合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应该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诸如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政治观念的冲突,将是绝不可能的。这实是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玩弄权谋的一个传统借口,他们决不会轻言放弃。

  三

  从文明冲突的根源引申出来,中美双方在价值观方面也异见多多。

  经历了世俗化的日益淘洗,当今的美国文化几乎弃绝了一切道德的、神圣的东西。在国际关系上尤其如此。

  比如中国人信奉的“一诺千金”,信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里面体现着对历史既成事实的尊重,对某项原则的恪守,这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而美国人则截然不同,美国人的信念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所在,美国人可完全置身一切道德于不顾。

  且不谈美国人对科索沃解放军(KLA )的前倨后恭,对中美八. 一七公报的公然违背,其实,美国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并不能自动具有国内法律效用亦早有先例,美国国会一九九四年通过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中第一0二条(a )就明确规定,当世贸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其言而无信,肆意践踏国际准则之丑行,可谓一览无余。

  因此,对美国人在国际交往中的种种言行,中国人当慎思之。美国人亨廷顿在其着作《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美国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因此,对这段话刚好应反其意而理解,它正是美国人的内心独白。

  再如与中国人所推崇的“投桃报李”“知恩图报”不同,美国人相信实力是决定一切的根本,而实利是决定一切的出发点。

  虽然美国素喜对国际事务指手画脚,将自己定位于世界各国的精神导师,但一旦与实利沾上些许关系,美国朝夕之间变可改弦更张,即使自打耳光也在所不惜。

  鉴于此,同美国人打交道时,主要对象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那些公司与集团远比去应付喋喋不休的白宫政客要实际的多。

  而且,美国人向来信奉“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的处世哲学,他们擅长用增加对方成本造成对方损失的办法达到某种目的,也即先兵后礼,迫以就范。这与中国人擅长的送厚礼拉关系等增加别人利益以赢得合作的传统理念极为不同,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应谨以为诫。

  只要选择准确对象,采取正确策略,在面对中美之间诸种冲突时,中国当可立于不败之地。

  刊於香港《大公报》1999年9月21日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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