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原: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能力治国运动

  近现代西方的民主运动,社會主義运动归根结底都是能力治国战胜血缘治国。

  中世纪的西方不仅存在着经济私有制,而且存在着政治私有制。当时的子女不仅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父母的财产,而且还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父母的政治权力。近代西方的民主运动是一场反对君主制、反对贵族制的运动,而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实质是政权的世袭或继承制,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实质就是反对政权的世袭或继承,也就是反对政治私有制。近代西方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反对政治私有制,建立政治公有制。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特征就是实现了政治公有制。

  如果说近代西方民主运动的本质是消灭政治私有制的运动,那么近现代西方的社會主義运动的本质则是,继民主运动开始消灭政治私有制之后,进一步试图消灭经济私有制——即财产的私有制运动。社會主義运动之所以没有在近现代取得根本胜利,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当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民主运动取得了根本胜利社會主義运动只取得了一半胜利(社會主義运动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现代西方的福利制度和高额遗产税就是社會主義运动的成果,而不是完全失败),而不是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政治私有制远比经济私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消灭政治私有制对于一个新社会而言远比消灭经济私有制更为重要和紧迫。

  政治私有制与经济私有制是血缘治国的社会的两大支柱,消灭了这两大支柱也就完全消灭了血缘治国,一个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就将随之而来。

  当然由于现代西方只消除了政治私有制,而没有消灭经济私有制,因此现今的西方还不是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而只是半血缘治国半能力治国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一方面,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于其子女的成长及前途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确实很有才能、很刻苦并且机会较好,也完全可以在社会中取得很高的成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今西方的民主制被指责为金钱民主、少数资产階級的民主也是很有道理的。法律虽然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人人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只能说是政治公有制的体现,还有经济私有制的体现——一个人如果想当选总统和州长等必须有很高的社会名望(虽然法律和道义上消除了政治私有制,但由于没有消灭经济私有制、没有彻底实现能力治国,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可以通过简接的方式给予其子女很大帮助)和财产支持,而这些条件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财产。

  因此,自由民主的信徒思想是有很大局限的,他们没有看到现代西方社会根本就不是最完美的社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社會主義运动虽然遭受到了很大挫折,但社會主義运动本身却是正确的,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现今要做的是继续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彻底的摧毁经济私有制、建立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

  事实上,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人类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政治私有制的运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古希腊的梭仑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印度的佛教创立都是这样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世界史上被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为人类以后的文明奠定了基础,只有近现代的西方才足以和这一时期相比美。造成这一时期变革的主要因素是铁器工具的普及使用。铁器工具的普及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促进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是最需要能力参与的时期,正因为此所以当时也是能力治国战胜血缘治国的伟大时期。当时能力治国战胜血缘治国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政治私有制,而主要保留了经济私有制。

  近代西方又一次摧毁政治私有制的运动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西方并不象中国受外族入侵的影响较小,而是非常大,常常是消灭了其原有的民族甚至文化,近现代的西方人远不是创造古希腊文明的民族,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也远不是继承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近代西方又一次摧毁政治私有制是由于公元四、五世纪蛮族入侵欧洲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入侵欧洲的蛮族处于血缘关系还很浓厚的部落阶段,他们入侵欧洲之后将这种浓厚的血缘关系传到了欧洲,使中世纪的欧洲又退回到了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很盛行的时代。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正是在这一特殊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相结合的制度。

  如果西方和中国一样,较少受外界蛮族入侵的影响而径直发展到工业文明的话,近代西方蓬勃发展的将是社會主義运动,而不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它们不需要反“政治私有制”。我认为,社會主義也会在现代取得完全胜利。这样有人会问,社會主義没有在近现代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它将在什么时候取得决定性胜利呢?我认为,用不了多久。因为,人类历史上,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将比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而消灭的“政治私有制”更具有革命性,也肯定会比“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我认为,这场“大革命”肯定会完全消除“经济私有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既实现“政治公有制”,又实现“经济公有制”。这样社會主義也就会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一个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也就会到来!

  另外,其实不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东方的集权制度都在趋向于能力治国的制度,我和那些崇信西方民主制的人不同,我一直认为民主和集权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过于民主和过于集权都不好。过于民主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过于集权就会导致独裁。最好的政府是民主和集权都适中的制度,是民主和集权最好的结合的制度。

  民主主义者所指责的集权的弊端,很多根本就不是集权的问题,而是血缘治国的问题。除了皇孙贵族,我想没几个人会喜欢那种世袭(政治私有)的集权制;同样,即使崇信民主制的人,他们也不会喜欢那种世袭(政治私有)的民主制。然而那种世袭的民主制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过,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民主制。并且梭伦改革和中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虽然有成果但其本身却是失败的,直到伯里克利改革才真正消灭了这种世袭的民主制,建立起了政治公有的民主制,但经济私有制却得以保留。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的民主制是这样的,当时的社会分三个等级: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与妇女。贵族是最高等级,只有贵族才同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等级人数很少;自由民是第二等级,自由民只享有选举权而不享有被选举权;奴隶与妇女既不享有被选举权,也不享有选举权,然而这一等级却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如果一个人出生于贵族家庭,那是非常幸运的事,他不仅可以享有选举权,而且还可以享有被选举权;如果出生于自由民,那他只能享有选举权而不能享有被选举权;如果出生于奴隶或是妇女,那他可就惨了,既不享有被选举权,也不享有选举权,并且即使他再有能力再努力也没有用,一切都由出生决定。

  中国的集权制也经历了这种消灭政治私有制的阶段。在中国的西周时期,不仅王位是世袭的,而且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的每一级都是世袭的。那时的社会制度用现在的话来描述,就是,如果你父亲是某县的县长,而你又是他的长子,那么你父亲退休后,你就是理所当然的该县的县长。不仅仅县如此,省、中央、乡(镇)、局等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实行的是这样的制度。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出身在社会的低层的人,既使再有能力也是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的。

  中国的春秋战国正是一场伟大的消灭政治私有制的时期,当时士的兴起也正是由于政治私有制遭到了破坏。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象孔子、墨子等出生寒微的士阶层根本不可能兴起。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项重大政策就是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而这一取代的重大意义就是自此以后只有皇族才具有世袭的权利,其他各阶层都不能世袭其政治权力,并且即使是皇族的世袭权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秦至清时期的中国虽然前未完全彻底的消灭政治私有制,但政治私有制受到很大削弱却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秦至清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政治公有制的时期,而“科举制”则是“政治公有制”战胜“政治私有制”后,逐渐完善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当然,我也知道这种“科举制”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但是,比起“西周时期”的子女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的“天经地义”的权力来说,不知进步到哪儿去了!

  现今,即使是“皇帝”也无法世袭其权利,虽然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间接手段帮助其子女获得社会地位和帮助其发财,但毕竟从法律上、从道义上完全消灭了政治私有制,建立起了政治公有制。我认为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建立与政治公有制相配套的能力治国的制度与社会意识,那她的效能不会比如今西方的民主制差。如果能进一步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带动下消灭经济私有制、实行经济公有制,那么一个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必然首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

  主张民主制的人常常这样反驳集权制,他们说集权制的要害在于最高掌权者由于没有任何限制的措施,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而下层又对他的为所欲为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观点貌似很有道理,但却是在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低级层面上才有道理的。对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为所欲为却仍然可以撑权呢?权力是在有人支持的条件下才成立的,而并不是谁想要有就能有的。另外,权力和职位有关,但权力并不等于职位,中国古代不乏身为皇帝却并无皇权而只有当傀儡的份的事例,蒋介石辞去总统的职位却仍能独揽大权,这些都是对权力并不等于职位的生动说明。如果我们能弄清楚权力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主张民主制的人反驳集权制的那个理由远不能站住脚。但这个理由用来反对非能力治国下的集权制却是适当的。

  权力从根本来说和支持者的支持有关,但权力又不简单的等于几个强有力的下属的支持,而是和深厚的社会意识有关。中国古代不乏大权独揽、有众多强有力的支持者,可以将皇帝玩之于股撑甚至杀掉皇帝再换一个新皇帝的人,但可悲的是自己却不敢称皇帝,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意识上通不过造成的。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意识支持的是皇权世袭制,只有皇族血统的人才能继承皇位,特别是皇帝的嫡长子更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对于不具有皇族血统的人来说,要想当皇帝是非常困难,即使你再有才能对国家的功劳再大也不行。除非你的才能、你的支持者大到足以消灭所有反对者,并由于长期的战乱导致人们普遍思定才行。

  主张民主制的人所说的集权制的要害――“最高掌权者由于没有任何限制的措施,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而下层又对他的为所欲为一点办法都没有”,根本不是集权制的问题,而是不强调能力治国、不强调功绩的社会意识下的集权制的问题。中国古代的集权制正是这样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能不能当皇帝和他的才能关系不大,只要他是皇族血统特别是嫡长子,并能讨皇帝喜欢,他就可以当皇帝。对于一个强调能力治国、强调功绩的社会意识下的集权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反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国家里,最高集权者只有非常有才能、将国家治理的非常好才能取得普遍支持,才能建立起自己牢固的统治。

  事实上,一个强调能力治国、强调功绩的社会意识下的集权制的统治者的统治是最不稳固的,其理由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他“只有非常有才能、将国家治理的非常好才能取得普遍支持,才能建立起自己牢固的统治”。相反,现代西方民主制下的总统的统治则稳固的多,因为这种制度下,总统个人的才能及国家治理的好不好与其任免关系并不大。只要被选为总统(西方民主制选出的总统并不是很有才能的),只要在其任期内不犯能导致弹劾的大错误就可以了。

  当然,这并等于说我就主张一种不受任何制度上的制约的集权制,而是说我认为崇尚民主制的人对集权制存在着认识的误区。首先,他们将本是世袭制的问题当作了集权制的问题;其次,他们没能看到比制度上的制约更根本、更深层次上的另一种制约方式――社会意识上的制约。事实上,制度上的制约是建立在社会意识上的制约的基础上的,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意识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同样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社会意识里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中国古代的皇权制。中国现今之所以还不能建立起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现今的中国还未建立起现代民主制的社会意识。中国的许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在中国大声疾呼民主,希望能通过这种疾呼改变中国人民的社会意识。

  我个人的观点我在文章的前面已经说了,我主张的是能将民主制和集权制最好的结合的制度。我并不象那些崇信民主制人一样,盲目崇信民主制。事实上,我认为民主和集权根本就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血缘治国和能力治国。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只要是实行的是血缘治国、是血缘治国下的民主制或集权制,都不值得我们追求;相反,只要实行的是能力治国、是能力治国下的民主制或集权制,都值得我们追求。并且我认为在能力治国下民主制和集权制会自动结合到一起,而在血缘治国的社会里民主制和集权制只能是相互对立的。

  当然,有人会以消灭血缘治国就会消灭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血缘亲情,来反对消灭血缘治国。我要说的是,这只是一种误解,血缘治国和血缘亲情是不同的。血缘亲情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性血缘关系上的感情,是父母自从生育子女后就无法消灭的;而血缘治国则是人类的社会性血缘关系,是将人类的自然性血缘关系泛化到社会层面并使之成为一种治国方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消灭这种社会性的血缘关系,让血缘关系回到自然状态上去。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我们要消灭的只是政权和财产的世袭制。我们所追求的是,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起点,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平等的起点基础上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追求其社会地位和财富,而不是靠其父母,靠其优越的出生条件。

  作者:知原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思想学术 » 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能力治国运动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