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突发报道与资讯真空

  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最先进最发达的社会都会有突发事件,但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却各有不同。有的第一时间报道,有的是捂住、堵住、盖住,反而导致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我们的传统是,神化社會主義形象,好象社会里都是光明的事情,对社会的阴暗面采取尽量不报道的方式。其实阳光与阴暗是事物的两面,有好就有坏。“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枝节”,报喜不报忧,报忧多了会影响政府的权威,怕影响稳定。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突发事件有所报道,也一定要在统一口径的匡定下报道。西方记者把我们这种做法叫作“秘密主义”。

  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到重庆采访,我所在的办公室全程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但是隔了一段时间,那位外国记者登了一张照片:在一家医院,毛主席的石膏塑像被放在一堆垃圾里。那位别有用心的记者写道:“毛泽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我们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外宣传;另一方面,外国记者从来不会在你划定的轨道上行走,他们都是要来揭露你的问题。这种错位时常弄出一些宣传事件,使我们这些外宣干部一接触到外国记者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他们会整出什么事来。

  一九九三年,重庆市政府邀请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主要是为重庆赴港招商造舆论。记者要来的那几天,重庆江北机场因为征地遗留问题,农民上街示威,如果万一被这几个记者拍下来,我这个陪同简直无法向组织交代。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法:拿一个车接人,拿一个车接设备,搞了个人车分离。结果,记者发现了示威的农民,但是装设备的车已疾驰而去,一个大新闻在众记者的眼皮底下溜走了。采访之中,我的上级打电话来叮嘱:一定要把记者拖到深夜才让他们回酒店。因为记者所住的酒店对面就是市政府,那帮农民又在政府门口静坐。我使出浑身解数,又是喝酒,又是烫火锅,拖延时间,记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临上飞机前港记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骂我:你这个嬉皮笑脸的人,最坏!

  “反动的记者”说我“坏”,在我们单位看来那就是好了,我为自己想出来的招而得意。直到今天,类似政府部门这样对付记者的事,也屡见不鲜。也是在那几年,我因工作需要收听BBC 广播,驻京记者有个叫格雷希的,她的采访受到一些限制,她感叹:有那么多人力物力限制我们采访,把它投入到实际工作中间,那社会的问题不是就更少了吗?

  我也参加过制定“口径”的工作,一遇到突发事件,宣传部门一般会布置一个报道方向,也就是口径。口径一般是把大事说小,或者领导及时到场抢险,人心稳定等等。而且,要找到一些好人好事,把悲歌当颂歌来完成,以冲淡突发事件的影响。当然,最坏的事情都不会说,比如,重庆綦江塌桥,报纸通篇讲述救人的事,只字不提武警战士在桥上跑步的事情。正是这种口径,这种报道方式,造就了经常揭露中国阴暗面的美国之音收听率节节攀升,把自己的听众拱手相让。

  千岛湖事件可以说导致了突发事件报道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浙江千岛湖一船台湾游客,被歹徒抢劫焚烧,有关部门尽量堵住报道。台湾记者装扮成家属,到现场哭天抢地,披麻戴孝,实际上是在采访,有的偷拍,有的甚至可能还窃听了处置这一事件的指挥部的通话,这些“家属”今天消失一个,明天不见一个,把所见所闻捅到媒体上。李登辉借此抹黑大陆,骂大陆是“土匪”。一个刑事案件,炒成了一个损害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

  千岛湖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突发事件有了某些松动,对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突发事件,会在第一时间报道。比如,有一个叫陈斌的,劫持飞机到台湾,过去这种事,飞机还没落地,台湾中央社就会发消息。这一次,飞机还没落地,新华社就发了消息。

  都市报的崛起,也突破了突发新闻的报道方式。凡是能归入社会新闻的突发事件,一般都会被吃社会新闻饭的都市报捅出来,而且有些新闻都是都市报报道之后才被政府知道的。海外媒体往往从这些报纸抄消息,让海外的记者捡了大便宜。单一事件的报道,已被突破,但对社会稳定有影响的群体事件,各类媒体还是不会触及,仍然只是外国记者报道的专利。

  在网络时代,媒体生态发生了变化,任何坏消息,其实都无法控制。大多数记者都是惟恐天下不乱,没有大新闻发生,记者会很寂寞。报道负面的东西总是比报道正面的东西读者多,海外记者因为媒体的利益或者职业的敏感的驱使,总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采访到新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堵是堵不住的,与其堵不如主动出击,切不可出现资讯真空,一旦出现资讯真空,各种谣言、不公正的东西,便会大行其道,因为受众的心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西方媒体因为新闻价值观不一样,不只是对中国,对本国的事物赞扬得也很少。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容易对中国产生误读,有学者称之为“妖魔化中国”,其实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单一事件来讲,外国记者也是尽量要追求真实,他们也有第三方求证的传统,但是他们的评论偏于用民主、人权的观念看待中国。

  最近有一个以前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记者,为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他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很值得分析。《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八九年来到中国,用人权、民主的理念看待中国,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一个农民被村长打了,都会成为他的报道对象,对中国哪有什么客观、公正、平衡,非常情绪化。他和他的夫人写的《中国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权的缩影。他当时的报道可以说是妖魔化中国,有的财团深受他的影响,迟迟不敢在中国投资。最近有报道说,纪思道呼吁八国峰会应该加入中国,应该是九国峰会。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有前途的国家。他既非中国的敌人也非中国的朋友,何以思想有如此变化?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比较湖北山区农村的变化,他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这也是他思想变化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让外国记者多接触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试图影响他们。但也不要期望他们都说你的好话。我们与他们交往,要有大国的心态,不必太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真伪。让他们感受今日中国的变化,达到整体的客观就足矣。毕竟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认同人权,社会越来越有人文关怀,越来越发达、进步、富足。因此,与其限制他们,不如主动与他们交朋友。当然,整体客观也是一个过程。有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多年,对中国越来越有好感,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却不太友好。这种情况常常是编辑部迎合反共反华势力的惯性使然。

  透明总比不透明好,突发事件的报道应该形成制度,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部分,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举措。万万不可再出现资讯真空,毕竟先声夺人是传播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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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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