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香港不只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

  写下这个题目,容我先把对香港的感受描述一下。

  七十年代末,上初中的时候,我看过一本《香港风情》的短篇小说集,书中写了些资本家剥削打工者,男男女女畸情乱伦之类的内容,香港的光怪陆离,道德沉沦,投射在我心中,形成的是一个“臭港”印象。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突显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和垂死性,告诫中国人资本主义道路可走不得。

  九三年,我终于有机会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招商会,这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这个“邪恶的香港”。当时的赴港签证不是在公安局办,要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审批,所有操作程序与出访其他主权国家并无二致。那时,政府还要补贴七百元的置装费:黑西服,白衬衫,深色领带,黑皮鞋。赴港之前,还要交代外事纪律,不得干有损国格的事情。我们大队伍从皇岗过关,一过海关,护照便被收走,唯恐有人逃跑。“外事无小节”(周总理语),到香港就是外事,不可乱说乱动,遇到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

  在香港呆了一个月,出于好奇,我在铜锣湾的电影院门口溜达,想看看三级片。当年我从来没有看过黄片,想约一个级别比我高的人壮胆,那位上司严肃地警告我:按党组织规定,看黄色电影,要开除党籍。既然他这样说,我只有单独行动了。影片终场时,灯突然亮了,我吃惊地看到给我宣布有关规定的领导也在场,我低头不语,迅速撤离影院,总算没有弄个头顶头的尴尬。

  那时候,港人也热情,动辄就请吃饭,自小出身贫寒,我以为的海鲜不过是海带、虾子而已,终于见识了苏眉,象拔蚌之类“新奇”海鲜。媒体也很有生气,什么都敢说、敢骂,好多同行的人都躲在房间里看所谓“反动书籍”,咀嚼那些政治大逆;来港不易,等于走出国,得为七大姑八大姨购买礼物,那时主要买的是北角或者是背街背巷的便宜货,有些小商小贩嫌我是表叔,还敲竹杠,庞大的招商团,大包小包,俨如一个采购团。在美心快餐,可能见我们西装革履,估计我们是大陆人,有的起头还当众骂我们“土匪”,后来才知道,那种人大多是国民党残兵败将,或者是右派分子来港的。

  那时候,我们对香港的心理体验,用“尊崇”来形容比较恰当,这种情怀我相信很多内地人都有,不然你解释不了这样的现象:香港的小混混可以把内地的高官骗得团团转;香港的小打工仔在内地做了大老板;内地的美眉也被香港的老头纳为二奶或太太什么的……

  九七年之后,赴港程序越来越“内政化”。过去,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证一个省不过十来个名额,持证者皆非等闲之辈。回归后,为了支持香港,赴港之门大开,赴港就不那么稀罕了,也不再有出国的个感觉了。再加上,内地越开放,香港较于内地的优势也越弱,比如,做市场,港人以前是内地人的老师,现在,内地不太需要这个老师了;做金融及衍生工具交易,香港人过去也是内地人的老师,现在海归多了;……;甚至媒体也是这样,内地虽无东方、苹果,但也出现了很“八卦”的都市报,也有了狗仔队,也有了时政杂志,也有了素质一流比香港办得更棒的财经报纸,内地就差英文报纸和政治评论稍逊香港了。内地人一旦进一步转变观念,摆脱一些束缚,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内地人心中,香港似乎正演变成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不过如此”油然而生。

  这些香港普罗大众看得非常清楚,董先生等少数几位行政首长看得也很清楚,但香港有许多高官并没有看得太清楚,他们对内地的心态还停留在九七年前,简单说就是三个字“看不起”,最近的事例是,广东“非典”初起时,钟南山院士两度赴港提醒重视,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因为钟是中科院士而非英国皇家科学院士。凡此种种就造成了香港一次次发展机遇的丧失。作为中央政府,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和经济繁荣是国策,有其长远的政治考量,不会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来对待。不过港人也要看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是让香港的机会增多了不少?还是空間被压缩了?

  管理学中有“区隔”的概念,任何一个产品没有差异、没有个性,产品就难以推广了,同样,香港的特质,如国际化也深为内地所依重,香港的行政理念,公务员制度,金融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也值得内地好好学习、借鉴,这些其实也是香港的根本。更加国际化而不是“内地化”,也许是香港与内地城市竞争的杀手锏——这就是我的观察。

  写了这些文字,我想这样说: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国际大都会,中西文化的一个窗口,但它又不只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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