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观念:西部开发的启动器

  西部的落后完全是因为西部的民众水平低,这已成为国内诸多论者颇为一致的看法。然而文化水平高一定意味着观念领先吗?事实却并非如此。没有开放的观念为基础,单独去追逐高水平的文化知识,经济是发展不了的。俄国民众的教育水平较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但其经济发展却步履艰难,究其原因,实因观念陈旧所致。

  观念应先于市场

  以国内来看,比知识比文化水平,中国的湖南湖北要高于广东,两湖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也较广东高,但是在广东做生意却显然比在两湖做生意要顺畅得多,容易得多,广东的经济也远比两湖发展得好发展得快。同样,中国北方的文化教育水平平均可能高于南方,但南方却总是在发展经济上领先于北方,原因何在呢?无疑在于南北地域民众的观念差距,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在南方做生意的交易成本远比北方来得低廉。

  实际上对于经济的发展而言,观念显然比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有人说,宁愿与一个广东的文盲合作做生意,也不愿与一个观念守旧的教授合作做生意。广东人的观念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而一个人如果观念守旧,即使他是一个教授,那生意上的观念阻力和谈判成本实在高得惊人。

  前不久,有新闻说教育部将采取十项措施支持西部大开发,前后算起来,已投资数十亿元发展西部基础教育,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我们认为,作为提高西部民众的整体素质而言,教育无疑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目前至为重要的,是怎样促使西部落后地区民众的观念变革,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如公平竞争的观念,比如贸易过程中的双赢观念,比如创新的观念等。

  在广东例如东莞一带,是地方领导讨好外商,方便外商,给外商送礼、拜年、拜节,结果外商云集投资设厂,给地方带来丰厚的税收与管理费、工资与收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在西部,据说上上下下来敲竹扛揩油的多,真正支持的少,这样的观念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拼命引狗,拼命关狗,拼命打狗”——这就是西部一些地区引资的写照!

  观念的解放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效用,这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见。深圳的一位副市长说,到他们那里去创业的成本只需要“一个漂亮的想法”,但在西部某省,一家很有市场的“安慰中心”却因注册迟迟不获批准而夭折。再联想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一块钱或免费的企业登记制,其无非就是为了鼓励投资人创业,减少创业成本的做法,观念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西部要开发,观念若不能率先改变,后果可能只是各地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主意或只是在现有产业领域重复建设自相残杀。相应,若能够更新陈旧观念,则可能寻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诸多新思路,例如成都的《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先生就指出:目前未被纳入市场经济理念的成都府南河,政府虽然花费了巨资进行了治理,却很难说有多大的经济效益,他认为如果把府南河水面经营权拍卖给私人,企业经营(当然也负责治理污染),没准能创造出许多交易和就业机会,而一旦河上出现与历史文化名城相应的景观,则可能会出现一幅新的清明上河图。而历史上的康熙乾隆年间,仅仅南京的短短一段秦淮河上歌船舞船的税收,可就相当于湖广一省全年的税收,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大也。

  软件建设更应重视

  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已经明显在政策和投资方面开始向西部倾斜,来自交通部的消息说,西部地区交通公路的41,530 个行政村将全部通上公路,在完成国道主干线建设的基础上,再建设八条连接东中西部的大通道,且全部为中等级公路,其中高速公路3 ,350 公里。来自税务总局的消息说,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三年内,可以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自国家经贸委的消息说,今年在结构调整上的措施将着重向西部地区倾斜,在核销呆坏帐准备金政策上亦然,以帮助西部地区的落后企业尽快退出市场。

  与中央这一连串的政策相呼应,西部十省区也精心绘制了各自的大开发蓝图,综合起来看,除各项建设性投资外,只有青海一省明确提出了将在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实行行政公开制和服务承诺制、加速人才培养、建立人才交流机制等方面做足文章的预想。

  中国古人有云: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然而若一味只栽树,不考虑凤凰生存所要求的其他条件,引凤恐只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而已。

  国际国内利用外资的实践证明,外资对投资环境诸要素的选择中,最看重的是法律环境,从西部在利用外资上的法律法规来看,一方面是目前利用外资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体系还远远不够完善,原有的法律、法规条文过于原则,内容过于陈旧,有些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于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又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许多政策的指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税外收费名目繁多等,有专家提醒西部地区,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对税收优惠这样的小恩小惠并不十分在意,而对制度环境尤其是法律环境尤为重视。因此,改善投资“软”环境应成为西部大开发中政府倾力关注的首要对象,加强制度尤其是法制建设,使政府的行为法制化,切实做到小政府、大服务,使外商免于应付盘根错节的关系、防不胜防的政府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在吸引外资方面脱颖而出,有所建树。

  再有一个就是吸引人才的软环境。依笔者亲身体验,在西部工作、生活时,总有一种时差的感觉,西部的环境大概与东部的一些发达地区差个十年。在这里你能深深体会到关系的重要。办事时先看你是谁或是什么来头,再喝酒,喝好了,说事能成不成也成;反之,说不成就不成,成也不成。官僚之风、等级之制的烙印清晰可见。既无官又无钱的身世背景,又不能走通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那就很难有进入上层主流社会的机会,即使你有天才般的创见。

  华人是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民族之一,许多人能在东部、在国外获得成功,并不是他们比许多人聪明,而是当地的社会环境能够催发他们的潜能,而无法充分释放人的才智,无法留住、吸引人才的加盟,实当为西部落后的原因之一。

  西部缺人才吗?一点也不,西安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高校聚集地,四川拥有不少知名的企业和知名的企业家,内蒙古则出现了伊力、鄂尔多斯等优秀企业。然而,与东部相比,这些毕竟太少了些,为什么每年都有大批的人才东南飞,为什么西部无法吸引外地人才进入,这些都是因为西部缺乏爱惜人才、珍重人才的气氛所致。

  以西部某重镇一家银行所办理的外地人住房按揭来看,一度停办的这一业务恢复固然是好事,可银行同时又声称,为避免假按揭情况,办理外地人业务的资信审查将比之前更为严格:目前仅限于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四十岁以下的引进人才(已有固定职业);此外,年收入十万元以上(必须审查营业执照正本);外地人驻该市机构雇员月收入两千元以上的在蓉经商者也在此列。

  照此规则,我敢说,正在创业时的比尔·盖茨恐也难以获得通过。让人理解不透的是,外地人怎么就不能与当地人享有同等待遇?只要银行与开发商把规则定细点儿,人跑了还怕房子也跑了不成?

  相比而言,一些动部地区和外国政府就很聪明,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所有人都向往,要么移民要么留学要么打工,千方百计往里钻,结果当地政府可谓挖了人才又挖钱。就次而言,落后的西部实在大有可学。

  自助而后天助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一吹响,整个西部的反应不可谓不迅疾。人们看到,国家的资金闸门正在对西部洞开,八百亿、一千亿地不断滚滚而来,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加立体化的信息等等,西部地区在兴奋中开始憧憬往昔黄沙漫舞的美国西部如何幻化为今日的现代繁荣,人们更加联想到二十多年来中国深圳及东南沿海的历史性开发与目前的累累硕果,一时间,向中央要资金要政策成为各区政府的第一要务,仿佛只要提出了足够大的项目便足以拿到足够大的财务资助。国家财政拨款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人人张嘴就能吃到一样简单。

  比如目前西部各地区政府所提出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气东送、西电东调西棉东运等大型的工程项目,这些工程项目的实施诚然有其重要意义和长远影响,但是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而言,确也有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

  以四川为例,该省是全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随着二滩电站全面投产,其全省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一千五百五十九万千瓦,使四川从缺电变为电力富余,全省水电一年可发电七百四十二亿度,但由于受市场所限,富裕的二百六十亿度电不得不以“抛水”的形式处理掉。

  然而与之相应的另一状况是,四川省人均用电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大农村基本用不上电,这就导致“抛水”的电力相当于牺牲了一个二滩水电站还多。可惜的是,西部的诸多专家、官员并没有意识到身边这巨大的市场,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有两条‘一是设法把点输往华东,一是设法输往西北,这显然有些在面对市场时的一厢情愿。

  问题出在哪里,当地有人认为,四川农村电网过于落后,改造工程艰巨而进展缓慢。今年该省电力局只计划改造二十六个县的农村电网云云。而当刚到四川赴任的一个多月的省委书记周永康详细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禁不住拍案而起:“四川一百八十余县,一年改二十多个县,要改多少年才能完?把一年改二十六个县改为六十二个县!”结果,经详细论证和协商,最终的决定竟是在今年能改造一百四十余县。这个决定意味着,四川地区大片缺电的农村,将不会在油灯摇曳中拒“西部大开发”于千里之外了。

  这件事所引起的思考是,西部地区面对西部大开发时,是靠人还是靠自己?是按多年养成的积习行动还是靠注入全新的发展理念?如果说,外来的资金、技术可以垒出一个现代深圳,但希望仅仅依靠此法来改变整个西部却实是痴人说梦。

  这就是西部的现实:拥有丰富的资源,拥有巨大的市场却无法使二者获得有机的结合。面对源源涌入的资金、政策,西部地区如果仍然因循守旧,自己不动手、不动脑,最终只会是使巨额的开发资金在西部留下一些孤立的工程而已。这有先例可循,比如当年的海南开发热,嘈杂一场,留下的只是不计其数的烂尾楼。

  自助与天助,其实也还有个“造血”与“输血”的问题。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绝不是简单通过中央投资或自身“招商引资”办几个企业就能弥补得起的。如果仅仅依靠中央政府一味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这种“输血”式的办法固然能暂时缓解一下西部经济发展的矛盾,强制性地缩短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但西部省区并不会借此形成“造血”机能。若当真如此,则可以预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不仅不会如人们美好愿望般缩短,反而还会潜在性地拉大,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仅仅依靠外部的扶持而获得健康繁荣,借用佛教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救人必先自救,人渡莫如己渡”而已。

  莫误了东部的大好前程

  从全局考虑,西部大开发确是事关全国经济能否获得健康和谐前进的巨大工程,但是应该认识到,绝不可用西部大开发战略来代替全国区域总体开发战略,更不可由此而忽视了东部的发展,也不可因为要开发西部,而延误了国家发展高新技术的战略。

  目前,中央对西部谈的多是政策倾斜,也就是要在政策作用的效果上产生对西部地区有利影响的偏向性政策,这种偏向性有可能对东部地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启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应当主要着眼于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加快自身发展的机制,应当主要采取增强市场化激励的体制、政策倾斜,而决不能主要是财力倾斜。

  可以肯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将同时面临着缩小两个差距的问题。一是要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是通过开发西部,促进西部经济大步赶上,缩小国内东西部发展差距。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很明显,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关键是要加快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积极推动东部经济现代化,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而这一切,都需要国家巨大的财政支持。

  从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目前所亟需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要想得到更快更好的推进,资金的投入将是重要的一环。设若国家过分集中于谋取西部的发展,必将在财力上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因此,国家在考虑加大西部开发力度的同时,应同时深入思索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地位。这在中国即将赢得WTO入场券的时刻,显然更具紧迫性。

  (刊于香港《大公报》2000年4 月18日)

  作者电子邮件:j-zh-y@vip.sina.com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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