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中国无法回避的的11个问题

  ●你的生活算小康吗?

  小康是小平同志20多年前提出来的。

  当时中国人憋着劲儿要在本世纪末达到现代化。小平同志把这个目标往后推了70年:在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而在本世纪末只达到小康。    小康是什么?顺口一说容易,就是在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具体的小康标准就复杂了。以城市为例,其指标就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元(1990年价格),人均居住面积8至10平方米,人均年收入2380元,平均预期寿命70岁,中学入学率为90%,平均每3个识字人口每日有一份报纸,每周工作日5天半,每年闲暇时间6500至6700小时,人均园林绿地面积9平方米。    制定标准费劲,达到标准更费劲。据测算,到1998年底,中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86.52%。但东西部差距甚大,可以断言的是,在西部一些贫困农村,本世纪末肯定达不到小康水平了。    从指标上看,除经济水平,即人均GDP可以实现小康标准外,其它方面均有差距,1997年生活环境质量仅实现60.33%,而森林覆盖率和婴儿死亡率则差得甚远。    ●开发西部能否保住山青水绿?    北京的报废车辆被警察森严地押送到首钢去销毁,车上少一个部件都不行。怕的是这些旧部件又去组装成旧车,吞云吐雾污染北京天空。首钢是销毁旧车减少污染的地方,但它自己就是北京最大的污染源。据说首钢停工3日,北京的天空马上变蓝。所以首钢迁移的议论绵绵不断。但首钢迁移的费用当以亿计。    老百姓想尽法子尽量延长自家汽车的使用年限,官员对首钢迁移的议论置之不理,官方民间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绝不为保护环境而损害既得利益。开发西部已成新一轮经济发展热点,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西部经济既要开发,又要保持住青山绿水。以中国现有的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经济的水平,这几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只要公路铺将过去,工厂站立起来,环境必将被破坏。    眼下传媒争论的一个事实是:贵州煤炭资源丰富,是否应利用这个优势输出能源换取资金?但也有人认为,从贵州的角度来看,清洁能源送出去,二氧化硫留下来,这样的发展得不偿失。    已经不是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了,还有地方平衡的矛盾。    ●谁能对贪官做减法?    每年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委员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有所变化,比如早几年是通胀,这几天着急的是失业,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排在前列不下榜,这就是腐败。    中央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决心不可谓不大,但腐败的势头不见减弱。一个贪官揪了出来,接着又冒出一串。湛江走私100个亿刚惊得人嘴还没合上,厦门800亿巨案又出来。过去贪个十万八万就让人惊骇,现在吞了上百万小意思,几千万没感觉,超亿元不新鲜。    1999年被揪出的腐败分子有: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今年3月8日被处死刑。这在副省部级官员中是第一个因腐败被处极刑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审查亦被公开。前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到澳门狂赌,一天之内输掉3600万港币。    罗斌是广东佛山石湾区财政局的一个小科长,但他竟创建国以来贪污额之最1.56亿元。罗至今在逃。    55岁的许运鸿是1999年落马的腐败分子中党内级别最高的,案发前是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全案涉及省部级干部1名,厅局级13名,县处级26名。    王虎林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没几个月就下台了,但他在1999年2月25日到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其中张铁林从一个镇办矿长升为乡党委书记,他对村民说:“我是花了8万块钱买了个书记。”还有几位副省部级官员尚未公布劣迹。    ●你敢投资吗?    骗子越来越多了。    借钱就没打算还,做局圈了钱回身就走,兴风作浪发了财就被视为英雄,于是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骗术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学不及学。股市大鳄和牟其中令人叹为观止,何阳的小骗术早已不足挂齿。    除去这些主动的骗术,被迫地骗及普遍的无信用弥漫着整个中国社会。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今年1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武昌区人民法院把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财务室的门封了。原因很简单:挂靠汝州市人大的企业还不上债了,冤找头债找主,找到了人大。    《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社会最高权力的机构。且不说人大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是否合法,单说有如此权力的机关都没能履行还债责任,以致被司法机关将立法并具有监督司法职能的人大的财务室的门给封了,这一定是万般无奈的结果。    人大尚且如此,其它企业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据说,90年代初三角债最多时全国累计只有3000多亿元,到现在已经超过1.1万亿元。这种相互拖欠的状况早已不限于国企中间,而蔓延至整个经济中。如果哪个企业没有滞账呆账坏账,反而成了新闻。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而社会信用如此低下,必然要给整个经济运行造成巨大损耗。比如,高层极力鼓励扩大内需,但你敢投资吗?    ●失业与通胀谁更可怕?

  关于人,中国进入了“两高”。    一个是,中国已比预计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企业离退休人员将达3100万人。另一个是,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中国社会尚未达到富裕,劳动者便要承担起愈来愈重的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的负担。    据经济学家胡鞍钢计算,1993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是420万人,到1997年上升为570万人,增长36%。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300万人,1996年是892万人,1997年就增长到1500万人。从比例上看,1996年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总数的比例是8%,1997年就上升到13%,1998年就达到17%到18%,平均6个职工就有1人下岗。    据目前召开的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透露,预计今年下岗职工将有增无减,仅国企就将达到1200万人,除再就业外,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的人数为700万人。在通胀最激烈的1988年,千家驹委员在人大政协“两会”上呼吁,5年不上新的基建项目。据说30分钟的演讲被31次掌声打断。    今天面临的问题正相反,国家要启动经济,财政没有那么多钱,只有向商业银行和老百姓借钱,比如债转股的钱就来自于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如果这还不管用,只好多印票子,便有通胀危险。    经济学家魏杰历来认为,宁要较高通胀,不要高失业。他说:目前我国社会供给能力极强,增加货币供应量只能促进供给的增加,通胀率只要不高过10%就没问题,通胀可以满足人们追求利益平衡的特性,而失业则会打破人们的利益平衡。    ●国企走出困境了吗?    今年是国企三年走出困境的最后一年。已有舆论表现出乐观调子。比如3月1日,广东省副省长钟启权表示,2000年广东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要从上年的50%降到30%。    改革开放20年来,许多改革的石头已经被摸了过去,比如物价,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比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但国企一直让全国人民揪着心。    政府一直在帮着国企,一是人,就是让企业经营者在不是所有者的情况下变得像个所有者,从承包到厂长责任制再到抓大放小把小厂子一卖了之。另一个就是钱,从减税让利到拨改贷再到眼下的债转股。债转股的意思是“咱欠钱了,咱还不上了,债主爷您来跟咱伙着干吧,兴许咱起死回生您也能喝口汤。否则,人一死这债可就赖定了。”    早有国家经贸委赵晓刚拍案而起:债转股是什么?是对以往金融改革的否定,过去国企是软约束,于是有了拨改贷来硬化企业的结算,现在债转股把拨改贷否定了,企业当然高兴。

  大家都知道债转股是个香饽饽,于是政府要限制,企业挤破门,搭债转股的车就好比知青返城民工回家过年机关干部勇搭房改末班车一样。    不高兴的是银行。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说:据说现在到北京的每架飞机上总有一个人是奔债转股来的,在政府主导经济下,有什么新政策,马上就有人来跑政策。国企利用债转股是减了亏,但那是假的,是拿银行应收利息补贴的,国家统计局的表上没多出一分钱来,总量没有改变。    ●政府债务太重了吗?    政府空前地走上前台。    这是改革开放20年里政府日益隐身而让位于市场的一个转折要对付亚洲金融危机,要启动内需,要调整国企布局并在这个过程中周济下岗职工。    干什么都要有钱。去年国家税收破纪录地增长13%,超过了城镇居民9%和农村百姓4%的收入增长。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名义GDP增长。1999年国家预算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与上年相比增长1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1998年的12.4%又有新的提高,超过13%/,由于1999年实际GDP增长为7.1%,物价下降在20%以上,因此名义GDP的增长在5%左右,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名义GDP的增长。    除去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力在增加,国家债务也在增加。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指出,1999年若按国际惯例将利息支出计入,中国实际财政赤字高达2800亿元人民币,这比一般理解的1803亿元激增近1000亿元。    有分析认为,如果今年再发行1000亿元国债,加上可以预料的庞大的社会保障和银行体系改革支出,将愈来愈逼近政府偿债危机。

  目前国家债务额占GDP约10%,理论上说尚不足以构成危机,但若将隐性债务计算在内,发新债的空间就十分狭小了。    所有政府的债,都是百姓的债。    ●今儿哪去发财?    西部怎么估计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都不过分。2000年一开年中央高层就提出西部大开发,这必然启动大量资金西去。但不可不切实际地以为一个号召便有无穷资金从地下冒出来。    网络是个人就闹网络。但不管已经上套还是正准备上套或下决心就是不上套的人,对网络是天上的馅饼还是地下的陷阱,都在心里打鼓。    股市闲着也是闲着,钱还是往股市里溜吧。但一定要有贫嘴张大民的心胸:除非人家要枪毙你没辙了,别自己找死。    保险中国商业保险公司是不允许私人操办的,但对内对外的参股之门正越开越大。    保障所有对老年人和社会贫疾人群的救助都可期望政府的扶持。只要扶持就有商机。    住房买房者已是年轻化。房地产商不能再向往8年前的暴利。    教育当不上总统或广告人,就当个国际型人才,于是就有大批的人渴望被包装被脱胎换骨被教授刀叉使用法。    旅游每年中国有4亿多人次旅游。    通讯如今腰上没仨俩手机就像当年出门没戴毛主席像章。    汽车1999年百姓家庭轿车拥有率已达4.2%,2000年这个比率将达7%,购买数量约91万辆,总金额达588亿元。    休闲这是最隆重推荐的概念,前景无边。休闲不仅是帮你吃饭游泳看电影,更尖端地是帮你创造休闲项目开拓休闲思路。比较近的一个玩法是跳舞毯。    ●市场上怎么这多杂音?    1月4日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河北省张家口的一家名叫阳光报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与曾先生不谋而合,从去年9月开始进入张家口的报刊发行市场。这事在张家口虽然还有点新鲜,但在北京、上海、广州诸多大城市早已是你走虾道我爬蟹路各走半边了。    但张家口邮政局想学习大城市的榜样,斥责阳光公司破坏邮发报刊正常的订阅发行秩序,“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侵权行为”。如果方便的话,张家口邮政局一定会找曾主任讨个手令:“至少在张家口,报刊发行关系到国家安全……”    20多年来,中国社会总方向是在向市场化推进,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计算,中国经济各要素市场化程度为:劳动力40%略高,资金不到40%,生产55%,价格60%。    但在向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各种反市场的火花又时时闪现,这里有官方主导的,如啤酒的地区封锁,一把手推销香烟,如限制外地民工进城,禁止民航机票打折。也有“官督民办”的,如农用车的自律价,建筑门窗企业驱逐率先降价厂家的联手。    最近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上海市以8万元上牌费阻挠其它地方生产的轿车在上海销售,湖北省以7万元特困企业解困资金效仿之。经媒体曝光后,大家齐撤壁垒皆大欢喜。近日发现高兴早了,明的撤了暗的又冒出来了,市场化之路还长着呢。    ●网络是泡沫吗?    全世界网络投资界正在举起双手双脚欢呼巴菲特的觉悟。    沃伦·巴菲特以辉煌投资业绩被世人称为大师,他的举动常被投资者视为风标。但他对网络公司的投资价值一直心存疑虑,甚至百般嘲弄这些“新经济”。然而近日曝出新闻:巴菲特早已暗送秋波,其旗下控股公司已购买了微软公司1690万美元的股份,购买了COX有线通信公司7780万美元的股份。    巴菲特觉悟了大家都高兴,但仍然有人不觉悟,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财经教授威康·萨尔曼,他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学生了。过去有钱的美国人总是把孩子送进哈佛,为日后进入工业、银行、商业公司有个好前途。但突然世道大变,今年该校有35%的毕业生决定不走父辈们的路了,而去创办企业或风险投资,去追赶“新经济”了。    哈佛学生不是胡来的,这觉悟是有原因的。1999年12月22日全球发达国家股市指数市值报收3018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生产总值为301000亿元。也就是说,全球虚拟资本已超过实体资本。    股市市值上升确实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消费、投资,就业一轮轮上升,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增长。只有一个人总是铁青着脸忧心忡忡,这就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他又一次表示将继续紧缩银根直至股市回落。    隔着太平洋,中国人与格氏正相反,着急的是经济冷淡,谁能搅热经济搅热股市谁就是好猫。    于是网络走来了。中国人学得惟妙惟肖,先划拉俩钱立起个网络,再上市扎更多的钱,而股民也是惟网是尊惟网是捧,热热闹闹玩了一轮又一轮,比巴菲特觉悟快多了。    法国人说:我知道你们的担心,怕民族工业受损。但我们这间公司是谁的?是法国的吗?我们在国外办了很多厂,现在国外的资本比法国大得多。    百年来中国人被列强欺负怕了,总在提着心。比如《解放军报》就发表文章提醒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全球信息产业中,CPU(中央处理器)产量美国占92%,系统软件生产量占80%,目前因特网用户达1.13亿,世界性大型数据库全球近3000个,70%设在美国。利用这种对信息资源及产业技术的垄断地位,可以对中国之类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并达到取得经济军事目的。    法国的这家公司尚没达到如此严重地步。    中国可以拒绝经济全球化,但为此也要付出代价。据分析,反倾销已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头号拦路虎,90年代以来遭到外国反倾销的中国出口额已占全部出口的5%。一旦这种反倾销氛围确定,中国外贸将举步维艰。    因此中国咬牙也要加入WTO。    ●台獨分子下场如何?    3月18日台湾当局的“选举”就要有结果了。这在“两会”内外广受瞩目。    在会场上,军人肩章上的星是最亮的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一句“台獨意味战争”广为扩散。    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分裂者都没有好下场,挟洋挟外以自重者更是遗臭万年。对这个问题,如果台湾当局还要掰着手指算算得失,探探大陆态度软硬,那就太没有政治素质了。    不论在情感还是在理性上,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一个纲领、一个权威能够容许台湾分立。    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如果,就在情理之中了。  

原载《视点》

  作者: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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