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为什么把农民困在国内受穷?

  对我国的农民来说,想出国搞劳务进行就业,一直是一件无法奢望、不可企及的事情。合法的外出的通道差不多是一条死道。但是,在当今的世界,在别的国家,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涉及到中国农民由于想出境谋生,因为没有采用正常渠道而酿成的惨剧的事情:2000年6月,英国的多佛尔港,58名福建偷渡者罹难;2001年10月,韩国海域,25名中华儿女横尸大海,成为了鲨鱼一类海洋生物裹腹的食物……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出现了偷渡者“批量”死亡,这些事件才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少量的、个体的因偷渡而死亡的事例,我们不知道它们在以前就已经发生。

  这等异常悲惨的、恶性的事情的接连发生,震惊了全世界,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通常,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类事情,只配发生在海地、古巴一类国家。在世界的大国(包括以经济局面糟糕而著称的俄罗斯)中,是没有、并且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我想,我们的决策层是有必要检讨和调整相关政策的。

  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的整体利益,由于自己所持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在2001年的下半年,有位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公开承认说,我们刚刚加入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其实在我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之后,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它的前身——世界关贸组织,填补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后留下的席位。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不同意加入,不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往来。——同胞们想一想吧,十五年的马拉松谈判,我们的国库为此支付了多少亿的美元?——请想想我们的谈判官员无数次在日内瓦、在布鲁塞尔、在华盛顿、在东京、在全球马不停蹄地穿行、奔波所耗费的机票、食宿等等之类的花费吧!——本来,我们可是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的!

  同样,因为意识形态贻误经济时机的事例,涉及我今天所讲的主题。

  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该部公开发表的文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坦言:上世纪70年代,中东劳务需求庞大,当时的我国政府认为“对外承接劳务是廉价出卖劳动力”。在这种落伍的意识指导下,我们国家痛失了这个市场和良机。

  可是在这,我想问上一句:我们仅仅是错过了一个70年代、错过了一个中东的市场吗?——常识告诉我们,国际上对劳务贸易需求,就像每个人每天对食品的需求一样,是从未间断的。

  错误的意识导致不合时宜的决策。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下面这个的现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1999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我国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有30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总人数的0. 023% 。还有,我们的人口在世界的份额是20% ,我们的劳务输出却只占世界劳务输出的1. 5% 。

  其它国家怎样呢?请看:

  墨西哥,人口8, 000万,外劳800万,一年赚回160亿美元;菲律宾,7, 000万人,外劳700万人(包括注册和未注册人数),99年度从海外寄回菲国80亿美元(毛额数则更高)。

  这里,有必要着重来说说我们的近邻菲律宾的相关情况。

  有资料显示:一直以来,菲律宾政府在积极推行和实施着卓有成效的支持劳务输出的政策,使菲国劳务输出总量处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骄人位置。菲劳工分布在世界16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涉足于航海、建筑、家政服务等行业。在我国的香港,他们就占了20万个就业岗位。今天,“菲佣”作为一种家政服务的品牌,几乎控制了香港这一成熟的家庭劳务市场的绝大部份的份额。菲佣每月最低收入是3, 600港币,比在其国内当教师或职员多挣10倍。

  并且,这种家政服务贸易,几方面都很满意:香港雇主觉得,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服务,可以使香港女性腾出时间去干更有价值的事情。(有人甚至分析说,香港像范徐丽泰这一类女性高级公务员如此之多地活跃在政界、商界的景象,原因也得益如此);菲佣也很高兴,从未觉得是这么做是在“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回大把票子,确实改善了生活;菲律宾政府则更高兴:海外劳工的劳务所得,占了国家外汇家底的三分之一。

  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先生,尽管如今他名声狼籍。但菲国的外出劳工惦记他的好。2001年元旦前夕,正在总统任上的他亲自率劳工部长等内阁官员赶到他们国家的“首都机场”——马尼拉国际机场,以贵宾礼仪隆重迎接从海外归来过新年的劳工。报纸也没有闲着,上面刊登大幅标语:“向菲律宾海外劳工致敬!”

  帮助自己的国民实现富裕的梦想,帮助个体的国民更幸福地活着,这是包括菲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至少是在上个世纪初,日本就在施行鼓励和资助国民境外谋生的政策。当时日本,国内就业比较困难,一批批的出境劳工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前秘鲁总统藤森的父母。当时的越洋的交通工具是船。买一张船票要花400日元,而出境的每位劳工只需负担135日元,其余部分政府补贴,以示鼓励。

  在同样就业困难的中国,在一个数亿人民为无事可干而愁苦的国家,我们的“有关部门”是怎么做的呢?

  韩国海域的灾难发生后,有一家杂志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黑龙江国际工程公司(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作人员和一位边防警官的介绍,大致知道:在韩国,劳动力短缺,中国劳工很受欢迎。而办理一个去韩国的合法的劳务输出的手续,以前收费2万多人民币,后来涨到6万多,而偷渡费在7~8万左右。收入方面,就是从事简单工种的劳动,一个中国劳工一个月挣1万、一年挣10万人民币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从国际劳工状况的发展势态来看,出国劳动,是一个处在现代社会的人最正当的、最合理的愿望,也是一项相当基本的个人权利。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去主动地满足国民的愿望?是怎样的体制,迫使我们的同胞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这种无比高昂的代价——来实现一种绝不过分的愿望?!

  人民组建政府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

  我们来想想:一个出境手续,为什么要收到6万?“有关部门”的赢利预期到底是多少?!这种预期是正当的吗?!

  先期掏出这个6万,相当一个中国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的30倍!这种收费额度是谁制订的?世界上还找得着这样的收费方法吗?!

  如果我们的劳工跨出国门,能像菲律宾人、像日本人出国时那么低的门槛,那些非法的“蛇头”行业还能有那样的攫利空间、还有存在的机会吗?我们苦难的同胞还会犯得着以自己的生命、还会犯得着通过这种渠道来博得出国谋生的机会吗?

  完全可以说,无论采用怎么的口径测算,这么一个手续办下来,它的费用不会超过1万元人民币。

  多放一个人一条生路,世间就少了一家、或者一批因穷困而煎熬的生命,世上就会多一份欢快的笑声,富裕就多了一份机会,人类就多了一丝希望。

  我知道,这些作为青壮年的死者,他们遗下的寡妇、孤儿、白发的双亲,以及遗亲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只能在中国边缘社会的角落、在距离中国权力中心遥远的乡村回荡,这种悲苦的声音,是绝对震荡不到“有关部门”的官员们的耳膜、绝对触动不到这些主宰着下层百姓命运的“公仆”们的良心的。

  很多城市的居民每每说起农民,总爱把农民的贫困归结为他们素质的缺陷。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跟谁来讨论农民这种低的“素质”是怎样形成的。我只想举例来纠正城市人一直自以为是的糊涂认识。

  1977年,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带着中央的授意去深圳搞调查,去了解为什么一些广东农民宁可冒着被边防军射击的风险去逃亡香港。调查的结果后来报告给了鄧小平,说:毗连香港新界的地方,有两个叫“罗芳村”的村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深圳,一河相隔。这年,深圳这个村村民人均收入134元,香港这个村村民的收入却达到了13, 000元。并且,值得玩味的是,香港以前是没有罗芳村的,村民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同样的一批农民,同样的“素质”,就因为劳动的地点挪了不到3、5公里的地方,年收入立马翻上了近百倍。为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是干保姆这一行,一个安徽来的农村女孩在北京,一个月可以挣300~400元;她若到香港去干同样的事情——甚至更轻松,因为香港的劳工法严格保障她们的休假的权利——她们一个月可以拿3, 000~4, 000港币。同样从事一个月的家务劳动的报酬所得,后者可以顶上前者的十倍。为什么?

  我看,原因完全在城市决策者身上。让大批农民闲置、贫穷,是符合城市阶层的眼前利益的。(但是,这种举动却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整体利益。它使我们对国家富强的期待变得更加遥远)。

  下面,我来做出一点简要的分析。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香港的物价(含服务价格)基本可以视作自由的经济因素综合产生、可供我们参照的国际价格。香港一侧的罗芳村的农民,他们收入高的原因是,他们拥有一个机会:在这里,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以国际市场行情的价格卖出去;而当他们在在深圳时,他们的农产品只能以相当于国际价格的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中国的城市市民。

  中国一些城市居民去了一趟国外后,很多人会回来叫苦:在外国的餐厅,一个中国水饺卖一马克;一碟咸菜卖到合5、60元人民币;一碗牛肉面要花7、80元;等等。

  为什么?他们在中国这个严重贬低农产品价值——也就是严重贬低农民劳动价值的国家里过惯了,接受不了、也习惯不了人家按国际价格水平标价的涉农产品的消费。

  一个华侨回到北京后,惊奇地发现:花上50美元,就能雇佣一个保姆替一个家庭干上一个月,而在国外,这点钱只够在餐厅为自己端盘子的服务小姐支付两三次小费。也就是说,它差不多只能买到三两个小时的、轻微体力劳动的服务——注意,这当中,并没有包含食品的价格。

  在今天,我们有些城市的舆论仍在高喊: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价格已高出世界平均价的百分之多少……一类的话。

  的确,一些城市人对农产品价格的敏感是有历史背景的:曾经,他们享受过全世界人民都没有机会享受过的、如此这般的好日子:几分钱一个的鸡蛋、一毛多钱买一斤大米、7毛钱可以买到一斤香油、8毛钱买到一斤猪肉……这种日子,从解放至到1991年粮油本的废止,这种好事陪伴着他们渡过了40多年的美好时光。

  这就是:中国城市实权阶层对中国农民劳动价值的货币定价和估值!

  城里人,你能不能对与你同宗同种的农村同胞——为他们赤贫的原因找到一点新的答案?对于国内农产品价格是不是真的高,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研究,因而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这,我想告诉大家,还有一种相对应的声音,可以使我们更公允地去评判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祖宗有过“兼听则明”的古训):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贺铿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大米的价格,国际上多数国家是2美元1公斤,而我们的国内市场价只有0. 4美元1公斤的水平。我们不能以所谓“国际价格”为由,在国内市场上去损害我们农民的利益……

  把农民控制住,既不让农民出去找出路,也不让农民产的产品出去找出路;不许农民到外国去“出卖廉价劳动力”,只许他们在自己的国内向城里人“出卖”。

  这么做,对谁有利?对城市人最有利!因为城市人一直独家垄断着对农民劳务及产品的消费享用权,不希望有其他的国际买主介入进来,坏了自己的好事。他们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打开了农民出境劳务的大门,那么,北京人企图只花300元——只花国际价格十分之一的价格雇佣一个全天候的家庭服务员为自己干一个月的美事将不会再有;打开了农产品便捷的出国通道,他们买菜的开销金额会再乘以十倍。

  今天,一个农民,他(她)在作为买主,他(她)要买城里人生产的东西的时候,比如,一台海尔彩电,他(她)要按国际价格掏钱;他(她)要买一辆国产汽车,他(她)要按高于国际平均价格两至3成(或更多)的价格掏钱。

  可是,当他成为卖主,在北京城盖楼的工地上、在挖掘地铁隧道的工程中出卖自己的血汗的时候;当她在城市家庭干家务、在城市餐厅端盘子的行列中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当他们进城出售自己种的蔬菜的时候,他们只能获得国际价格十分之一(通常还达不到)的报酬水平。

  最后,我要对盛行于城市的“素质导致贫困”的看法,以及此种看法的持有者讲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对鄧小平说了一番大意是这样的话:中国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中国比当年的新加坡的条件好多了。今天,在新加坡、在南洋诸国充当经济主力的华商队伍,是以前为躲避灾难、为图谋生计而从中国沿海穷困的农村出来的,大多数的人没有机会接受一点像样的教育。

  请想想:一些农民出身的人,如此低的文化起点,如此“素质”,却居然出人意料地创造出很了不起、令异族人(印尼是个恶劣的例子)嫉妒得发狂的经济成就。

  就像农村出身的华裔首富李嘉诚、台塑大王王永庆等等许多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他们的成功说明:对勇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而言,只要你给他们适宜的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合适的机会,只要他肯奋发图强,即便就是缺乏学校的教育这个环节,那同样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拥有迅速致富的“素质”。

  今天,我们这个龙的民族中有4, 000万华人在海外发展,他们当年完全是在异乡陌生的土地上、在饱受歧视的条件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今天,他们掌握着规模庞大的实业集团,其资产总值已经叫人吃惊地膨胀到与中国大陆13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经济规模!

  我们的决策人不能老是狭隘地这么想:放农民出去,他们归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怎么办?

  与其让他们困在国内受穷,不如放其一条生路。这是符合人道的做法。

  况且,即使他们入籍国外,那也一点儿没有阻止他们报效中华、回馈中华的行动的实施。大家不知是否还记得:在葬送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战争所需的庞大的经费中,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居留海外的华侨们的捐赠……

  ……

  龙永图是一位非常善于打比方的、智慧的、值得尊敬的政府官员。我喜欢听他的演说,直率、风趣,启迪思维。他在不久前答《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这么坦言他的身世和经历:我是一个来自贵州山沟沟的乡巴佬,我初到北京闹了不少笑话……我知道农村人的生活有多么的苦……我对农民有感情,在谈判中涉及到损害我国农民利益的条款时总是很激动……

  这里,我想说两句:

  龙先生,在以前的一次白岩松对您的采访中,当我得知您的农村出身背景后,我就一直就想捎给您几句话,期待您在自己的工作中,为我们整体上处在极端穷困、苦难的农民同胞做些事情。

  我有一个在所有的资料中查不出的疑难问题,向您请教,想必您在谈判中肯定涉及到了:关于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的额度和相关数据。请问,中国农民得到了我们政府补贴了吗?达到了多少?农民的负担一直那么重,有人在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农民至今还在补贴政府?

  您能对此给予解答吗?

  好了,上面的话就此点到即止。着重要说的,是农民对外贸官员的期待。

  您说过,谈判就是让步的过程,以此达到利益分配格局中获得双赢的过程。我知道,在经过您这位中国谈判代表的手签署的文件中,有的文件的确会使我们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我只能这么理解:为了国家整体的、全局的利益,在农业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不可避免。

  作为一个农民,我建议您在以后涉及到的单边或国际多边谈判中,着重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使我们生活在农村的父老兄弟姐妹能获得另外的利益补偿:要求各个经济体更加开放劳务市场,反对国际间在劳动服务贸易方面搞限制壁垒,拿出美国人要求我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时候所显示出的那样同等的强硬姿态。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除了劳动密集性产品,还有生产这种产品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就是竞争的优势。中国9亿农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这个数字超过全欧洲加前苏联的人口之和。可他们当中有3、4个亿的人实际上长期处在闲置、无业可就的状态。而西方,在拥有强劲购买力的国家,他们对初级的劳动力仍然是有旺盛需求的。国际上有那么多买主,我们国家有条件成为这个市场的最大的卖方。从这之中,找得出无数个谋生的出路。可以想见,这个渠道打开以后,中国廉而多的劳动力的加入,会彻底改变世界劳务市场的格局,促使这个市场来一次重新的大洗牌。

  比如说,一个在香港干苦活的建筑工人一个月能拿6, 000元港币,我们带一批人过去干同样的活,并且只领3, 000~4, 000元的工资,这不是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吗?香港同胞会不高兴吗?

  如果我们的某一个农民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劳动挣钱的机会,意义可就大了:他不再会为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或小学)的学费发愁、不再会为老父老母的赡养的费用发愁了。

  如果我们千千万万个农民拥有了类似于这样的机会,那么对我们国家的意义就更大了,我们的国力可能会提升一两个层次,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购买力会真正让世界刮目相看。自然,您这个谈判代表在以后谈判的场合就会更有底气——就像谈判时的美国代表那么牛!

  尊敬的龙先生,您会理睬我——一个农民的建议吗?

  作者邮箱 liveriver2001@yahoo.com.cn

原载:农友(http://www.nongyou.org)

  作者: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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