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没有财产权的中国农民

  最勤劳的中国农民最贫穷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50多年时间,中国农民积攒了多少财富?

  根据国家的统计局调查:到今年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户均拥有的财产数是22. 83万元。如果按照每户3口人算,城市居民人均资产数为7. 6万元,折合美元0. 9万元。依据该局副局长邱小华的推算,中国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1/ 5至1/ 6,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国后,辛勤劳碌的中国农民,人均累积资产额度也就在1, 500美元的样子。

  也就是说:大陆农民经50年财富之积累,只相当于一个香港人、台湾人、韩国人一个月所创造的财富。

  国家统计局就是不愿意搞一个农村居民财富状况的调查。因为,他们知道:调查将不但得不出“某某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会得出这样难堪的结论:中国农民比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难民更加贫穷。

  一个叫邓放歌的作者在《南风窗》杂志公布了他对农民贫困状况的评估。他根据1999年中国3亿多城市人口占有4. 5万亿储蓄、8亿国有资产、6,000亿国债、9, 000亿股市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市人拥有的汽车、房产、家电、收藏品等进行估算,得出结论:在人均财产占有量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20到30倍。

  我们的执政党,经常用心把中国包装成一个富裕的外貌:凡是能够进入外国人眼帘的地方(比如在建了机场、通了高速路的地方、在各大城市),尽可能把它们粉饰得美伦美奂;同时竭力让占8成比例的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局面,不被外国人看到。

  即便是如此,外国人里,也不乏有一些眼睛雪亮的人。

  瑞士某一任驻华大使回国后,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是欧洲和非洲的混合物:4亿人(城市人?──笔者按)和我们(富裕的欧洲人)差不多,9亿人(农村人)跟非洲(赤贫的)差不多。”

  《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工业建设只在孤岛般的城市进行。中国的农民还象秦、汉那样贫困、愚昧、落后。”

  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痛陈农民之苦,告诉毛泽东:“如今农民生活在‘九地’(地狱)”。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今天,情况依旧。从李昌平所公布的报告来看:中国的农民,在经济方面已经处在了破产的边缘。李所披露的,是湖北监利的情况。那儿曾是中国农业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地带,是富庶的江汉平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西部农民、中国整体农民的生存状况了。

  我们的农民,可以说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勤劳、劳动负荷最重的群体。我敢说,他们无论在劳动强度上,还是在劳动时间上,都远远超过常常发生“过劳死”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勤劳,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购买力的人。但是,比日本人更加勤劳的人,却过着世界上最穷困、最最缺乏购买力的日子。

  因而,他们只能象难民般地活着,象奴隶般地活着。

  农民被强征无偿劳动、产品价格被压低

  没有权利,是9亿中国农民至今仍陷赤贫和绝望的重要原因。

  政治权利就不说了。在经济权利上面,中国农民极其类似于百年前美国林肯时代的黑奴。他们的终生,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劳役,没有报酬。

  一、农民的劳动被强迫无偿征用

  大家在中国CCTV播出的新闻画面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劳动场景:成千上万个的农民,肩上压着扁担,挑着沉重的土方、石块、水泥什么的,在工地上艰难地行走着。

  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农民挑土石方,实质上是被迫在为国家做无偿的的苦力劳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剥削制度这叫做“义务工”制(也叫“农田水利任务”)。从建国后的50多年,直至今天,这个野蛮的制度还没有被取消。国家规定,承担这一“义务劳役制度”的主体不是全民,而单单只是农民这个作为中国贱民阶层所特有的义务。这是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公然掠夺和占有人民劳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修堤、筑路、建工程,是依靠全体国民之力、由国库拨款来完成。

  在中国,正是凭着我们农民这样的肉搏的劳动,垒成了长江、黄河(以及其它诸多河流)边上连绵千万里的防水堤坝的骨架工程;正是这样的劳动,筑起我国无数条铁路、公路的路基;甚至在中国第一次核试爆的新闻记录片里,你也可以找到这样苦力劳动者在核爆工程基地上面劳碌的身影。

  几乎所有中国的农民,都受到这个可耻制度的伤害,都有切肤痛楚。

  必须指出:这种政府行为是非法的。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役)使为奴隶或奴役”。然而,我们的农民,却着着实实在50几年当中,在这样无偿、繁重的劳役里,耗费着生命,而且还见不到终结的日子。

  二、农民没有自主的经营种植权利、没有定价权

  政府长期指令农民种植某些农作物,规定农作物收获后只能卖给政府,并且人为地把收购价格压低到零盈利、负盈利的水平。

  这就是政府对农民实施“以农补工”、搞“剪刀差”的损农策略。

  据《中国农业在线》所刊登的一篇专家的分析文章:仅仅在1979至1994的16年间,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抽取了大约15, 000亿元的“暗税”,年均约938亿元;还有同期收取农业税“明税”,总额1, 755亿元;至于乱摊派、乱收费,则无法统计。

  长期如此长时间、大剂量地抽血,农民当然被抽得油干灯灭、一贫如洗。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条第2款都规定:人民有”处置他们财产和资源“的权利。但是,在中国,农民从来缺乏最起码的、对自己财产、资源、物品的处置权。

  可笑的是:政府居然把这种大肆掠夺农民钱财的行为,说成是“以农补工”。可结果怎样?至今,政府抽干农民的血,补了城市“国企”几十年,补出了一个世界上最没有效率、亏损面最庞大的、最没有竞争力的工业。要是和小小的韩国的工业状况对比,我们得撞墙。

  从农民那里掠来的钱财,除了“补公”,还用来“援外”。用来援助贫穷的非洲。

  这就出现了非常奇怪、非常罕见、仅中国独有的事情:中国从比非洲人过得更穷、更悲惨的人(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来接济“非洲兄弟”。

  挖自己人的肉,以补外人的疮呀……

  从“白条子”、“绿条子”到无就业权利

  一、“白条子”、“绿条子”、“农民高额负担”

  所谓“白条子”这样一类概念词,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是指:即便就是农民赔本卖出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他们也不要指望轻易取得自己急需的现金。

  对于商品交易,我们的老祖宗流传下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一些代表政府同农民打交道的供销部门,就是摆出一副流氓的德行:“收了你的粮,偏不给你现钱,只给你一张白纸欠条”。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曾差点逼得全国的农民起来造反,也逼得几个首脑出面发话,警告粮食收购部门对日趋猖獗的欺农行为要有所收敛。

  所谓“绿条子”是指:在外地靠卖苦力打工的青年,给在农村老家的老父母寄点救命钱,基层邮局为了自己的利益揽储,不肯按时足额支付,强迫取款人把该款存入一段时间。

  这就让农民无法保障自己财产权,等于否定了他们的财产权。在中国社会,不单是供销社、邮政部门蔑视农民的财产权,哪一个部门都敢这么做。无数事实教育了他们:欺负农民,不会有任何风险。

  二、农民的纳税额度高达、甚至超过180% !

  中国国务院有这么一个硬性规定:农民的每年的税赋负担,不许超过该农户前一年度纯收入的5% 。可事实远不是这样!

  通常年份,农民为国家劳役付出,到年底后的结算才回知道:一年忙到头,非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欠国家一屁股的债!通常,要把自家私下喂了一年的肥猪白白交给国家抵偿债务,依旧是还不清!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在我的老家的湖北农村、在全国农村普遍存在。

  我一直感到非常悲伤和不解:就是在3, 000年前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迫使奴隶为他们劳役,也知道不让奴隶饿死。一年到头,虽然百分之百地掠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但是也绝不会在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干了一年之后,还要宣布奴隶欠他的债!

  也就是说:倾我的全部所得交给你,却远不足以还清“应”付你的税赋。很明显:农民对政府支付的税率,超过了百分之百。

  我敢说: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经济制度!

  三、农民没有最基本的就业权利

  这方面情况,我以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这里只想点到为止。比如:对于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各地方城市争相发表市府文告:本市36个行业几百个工种(甚至包括售票员、库房管理员、司机这样的职业)外地人无权染指。包括北京、上海等一大批城市,它们的人大代表机关都制订过这样的规定,公然表达对他们的同胞──农民──就业权利的蔑视。

  中国农民,是一个没有财产权的群体、一个世界最庞大的贫民群体、一个世界最悲惨的群体……

  作者: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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