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楚方:北戴河办公的是与非

  7月18日,一则消息引起海内外公众注意,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

  消息还说,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

  一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长期工作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说,“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中央领导就曾经主张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可惜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中央作出这一决定应该是对当时主张的肯定。”

  多年来,中央领导每年去北戴河办公,公众已习以为常,也很少将之和铺张或者特权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事儿”,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形容说,而这次取消办公,表明高层继续打造其开明、开放、亲民、务实的形象。

  与此同时,有中国“夏都”之称,在中共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北戴河也再次从公众视野中突现出来,7月22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北戴河。

  北戴河再次引起关注

  从北京驱车走京沈高速公路,大约行驶280公里即可抵达北戴河。北戴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是中国北方著名避暑胜地,由于每年中央高层在此办公,被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国“夏都”。

  “感到今年夏天气氛不象以前那么紧张了,大概是因为中央领导今年不来北戴河办公的缘故吧,中央领导每年都来,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是很关心,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每年夏天能够明显感到气氛比较紧张,交通管制增加,海滨的几条道路以及重要机关旁边的街道上军警明显地增多。”

  “这几天,很多媒体来采访,都是问中央领导不来北戴河办公对北戴河旅游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什么影响。”当地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说。

  据记者了解,自从7月18日,中央领导取消北戴河办公以后,已经有包括路透社、德国商报在内的多家海外媒体前来采访,当地负责宣传的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多次采访。

  “有些问题是作为一个区政府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好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也不希望和政治联系起来。”这位官员说,“北戴河在行政上隶属河北省秦皇岛市,只是秦皇岛市下辖的一个区。”

  北戴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光对南方周末说,“北戴河这样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权到这里来旅游度假,中国领导人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也同样有权利来享受这里的风光。”

  对中央领导今年不来北戴河办公休养,李春光表示不愿过多评价,“北戴河也确实是个好地方,如果你们多宣传北戴河,我们非常欢迎和感谢。”

  据当地人介绍,每年中央领导人开会和休息在西山以及其他几个隶属于中直机关的地方。西山,今名叫联峰山,每年7、8月份,西山旁边的剑秋路以及其他几个重要的地方都保持了高度的戒备。

  7月22日,记者乘坐出租车在北戴河的街道上行使,偶尔也会遇到盘查,司机说,现在查的还不严格,以前更严格。

  记者前往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五大班子在北戴河的办公地点,只看到有少许人出入,门前依旧有武警站岗,“这里不让停留。”司机边说边加快了车速。

  中央五大机关办公地点坐落在北戴河区东经路及东海滩路沿线,属于当地风景最好最幽静的海滨地带,“即使没有领导人办公,普通百姓也是很难接近的。”司机说。

  北戴河办公制度的由来

  北戴河办公制度由来已久,一位熟悉当地历史的人称,“北戴河是中国夏季的政治中心。北戴河办公制度从很早就确立了。”

  编写当地区志的朱桂新女士对南方周末说,1948年10月26日北戴河解放后,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老残者需要得到妥善照顾。中组部招待所负责人于是在北戴河组建中组部疗养院。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北戴河很早就为人关注,1898年清政府就劈北戴河为避暑区,1912年后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这里建屋治地。

  1949年解放后不久,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统计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别墅483幢,涉及20多个国家,中国人的别墅总共236幢。

  这些别墅都被解放后的人们用来作为“人民疗养事业用房”。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在这里养病、休息和避暑。

  1949年6月,朱德作为第一个来北戴河的中共领导人来到北戴河海滨,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次年8月(1950年),北戴河还宾开始接待首批中共中央领导人和6个国家的使馆官员160余人。

  1952年,中组部北戴河疗养院交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临时规定中央干部一年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

  “而作为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则是1953年。”

  是年秋天,中央决定夏天在北戴河办公,并成立筹备组织开始在中直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内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还在河东寨南买地盖了几幢楼房作为中直疗养院的办公和集中疗养之地,莲蓬山南麓的别墅楼交给中南海作为中央领导的夏天办公用房。

  次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修养所,中央夏天办公的地方称一分院,而一些原属于外国人和社会名流的别墅也都改为中共领导人的住所。如刘少奇住原德国府别墅,朱德住吴鼎昌的别墅。

  1954年11月,国务院确定北戴河修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避暑和修养人员36800多人,其中中央领导30人,部局级干部154人。

  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球度很高,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方面面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

  据了解,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正常办公,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区工作办公室,直接为中央领导服务,这也成为当地一个重要政治任务。

  “文革后,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革的到来取消了,需要疗养的干部们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不是疗养,而是惩罚性质。”到了1983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到秦皇岛视察,表明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1984年,北戴河再次作为中国夏都。

  这一年,来北戴河海滨办公休息的中央领导人有47人,部、省、军级以上官员379人。童年1984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北戴河修养所和全国人大北戴河修养所先后建成,1985年,开始各自接待本部门领导来此办公和修养,这一年五大班子包括中顾委都来办公修养。

  1988年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在北戴河海滨接见保卫工作人员时说,“北戴河是夏都,全世界都知道。”

  北戴河办公制度到1989年停止,这一年,中央决定,处于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不到北戴河海滨办公,一些老同志还可以到北戴河休息,北戴河办公制度慢慢恢复,直到2003年再次停止。

  半休假式式的北戴河办公

  秦皇岛日报总编,著名记者孙志升在《北戴河,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一书中对北戴河办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修养半工作性质,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而中国公众知道最多的是他们在北戴河接见外宾。

  事实上,北戴河作为中国夏季的政治中心,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的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中共领导人多喜欢游泳,北戴河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修养条件。

  北戴河人称,北戴河是一块“风水宝地”,北戴河区内区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温度、湿度和环境上都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休假的一些故事也流传出来,一些故事透露了北戴河半休假式办公的特点。

  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回忆说,“每年7、8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泽东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她的书中介绍,每逢周末,还有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他(罗瑞卿)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据了解,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象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喽。

  鄧小平也十分喜欢到北戴河办公休假,他在北戴河的故事被当地人广为流传,1980年8月4日上午,鄧小平在西山浴场被人们看到,有人要拍照,鄧小平请游人过来,请人合影,“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很容易见到领导人。”一位北戴河街头的老人说,“当时鄧小平还取消了很多的岗哨。”

  鄧小平复出后几乎每年都到北戴河办公修养,1989年鄧小平在北戴河度过85岁生日,回到北京后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1992年是鄧小平最后一次来北戴河。

  江澤民也十分喜欢北戴河,1989年8月,他在北戴河办公休息时称,“这里真是好地方。”

  北戴河与中共政治

  提起北戴河,一般都会和中共政治联系起来,其在中共政治史上地位非常特殊,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都可以和北戴河联系起来。

  建国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

  北戴河还和林彪“关系密切”,1971年林彪就是从北戴河山洼洼里的房子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乘飞机出逃,最终命丧温都而汗。

  北戴河疗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情雨。文革后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需要疗养的干部们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不是疗养,而是惩罚性质。而到了1984年,随着一些老干部平反昭雪,疗养院又重新收回给各个部门,疗养又逐渐恢复。

  朱桂新还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戴河办公的恢复,相继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重要决策都和北戴河有关,严打政策就是在北戴河出台。

  1983年全国治安形势不好,公安部当住7月16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17日,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19日上午鄧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严就能治住。”严打政策后来也遭到质疑。

  1985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见日本客人,提出干部年轻化,“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把重担放在比较年轻的、身体较好的人身上了,现在的事情主要靠胡耀邦、趙紫陽他们去办。我们岁数大一点的,放在比较超脱的地位。”

  在北戴河的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异议,鄧小平对此进行了坚定的反击。

  1987年暑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邀请一批有重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偕其爱人到北戴河休息,并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的接见,此事被当时的媒体大力地报道。

  此后,中央若干重大决策也是在北戴河做出,如1998年抗洪时中央的指挥中心就设在北戴河,当时中央委员悉数抵达北戴河,到底炸不炸荆江大堤决定即在北戴河作出。

  而最为海内外感到神秘的是每逢党代会召开之前,都要有北戴河会议,对会议内容形式等进行酝酿。

  1987年夏天,由于10月份要召开中共十三大,北戴河为海内外瞩目,据孙志升书中透露,在北戴河海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讨论修改。

  孙志升说,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15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进行推敲修改。15大确定市场经济,16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据了解,事实上,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这个时候北戴河最神秘最为外人关注,也经常会有不名渠道的消息在海外的报纸上出现。

  疗养经济产业链

  在海滨的主要路段上便布着中央国家机关的疗养院、培训中心,“在北戴河,几乎每个部委都有培训中心或者疗养院。”中直机关单位形成一道风景线,大约有200多家修疗中心,是中国最大的休疗旅游区。“

  修疗机构一般是一半提供机关单位的人修养,一半用于接待游客。也有百姓对此不解,“为什么培训要到这里来培训?旅游就是旅游吗!”

  修疗机构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奠定了北戴河旅游经济的基础,北戴河面积极小,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资料显示,北戴河区面积70。14平方公里,总人口6。2万人,而财政收入却达1。2亿。

  “旅游业收入占北戴河GDP 的70% 。北戴河主要是吃旅游饭。”当地官员称。修疗机构为当地创造的价值有多大,记者没有找到这样的数字。

  记者走访了北戴河著名企业集发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形成以种植业为基础、工业家童为配套、生态观光为带动的生产格局。

  而最为外人称道的是,园区内的绿色无公害食品的生产,公司办公室主任石柱对南方周末说,由于集发的菜质量很高,无公害,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疗养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200多家疗养院大多从集发购进蔬菜。

  “占我们生产的比例有多大,没有统计,因为我们还提供给其他单位。但每年北戴河暑期特供,基本上中央首长都吃我们的菜。”

  但也有工作人员认为中央领导应该不会用集发的菜,大多数疗养院用集发的菜是事实。

  2003年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会对北戴河有什么影响,当地人士多称,即使中央领导不来,游客也是要来,游客不是因为中央领导来才来的,但确实对北戴河人收入有影响,因为上行小效的缘故,不仅中央领导不来,很多地方的领导人也不来了,确实减少了团体消费的规模。

  (本文采写中的部分史料摘自孙志升所著《北戴河,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一并感谢)

  作者:林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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