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辉:被遗忘的战争,1929年的中苏冲突

  前言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发的中东路事变可谓是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战事持续达近五个月之久,最终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

  弹指间七十二载光阴已过,这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早已被人淡忘。如今在网上寻找中东路事变的资料,只有一篇发生在主战场之外的《中苏海军三江口之役》而已,其余史料最多稍为提及甚至一笔带过,甚至《张学良传》一书似乎完全遗忘这一场战事。

  本文将尽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来讲述这段历史,并以本人的主观视角进行评述。

  中东铁路问题的来因

  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8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和称霸远东,根据1986年贿赂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建筑通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由华俄道性银行承办,开始修筑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今滨满线(哈尔滨——满洲里)和滨绥线(哈尔滨——绥芬河)。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从1897年开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长243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独揽经营大权外,还夺取了所谓铁路属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权,以及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仅伐木一项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亿元,中国人反而不能在沿线伐木,松花江航线被帝俄垄断,占据了大量土地,日俄战争后更在沿线驻军达十余万。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于1905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中东路仍为流亡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中将所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承认苏联,并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装干涉下,中东路还一度实行“国际共管”。苏联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但在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表示了中苏共管中东路的意向。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

  1923年开始,苏联政府曾先后三次派人来华,与北洋军阀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1923年中苏开始进行建交谈判。

  北洋军阀在1923年对苏态度发生转变,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同孙中山共同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公表,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而就南;第二,苏军肃清内乱后,将大量军队集中于中苏边境驻扎,北京政府害怕苏军会集中武力夺取中东路;第三,“临城劫车案”引起各国的联合干涉,有重现八国联国侵华这势,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事务督办,为中苏重开谈判作准备。

  1923年9月,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他提出中苏互相承认,再开始交涉,顾维钧则坚持先谈判中苏间的悬案,再承认苏联。在谈判和承变的顺序问题上,双方长期不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焦点问题仍和以前一样,主要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和庚子赔用途等。1924年3月,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妥协,草签了一个协定,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按一般惯例,协定草案应先向外交部长汇报,并经内阁全体会议讨论罢方可签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这道程序。结果,外交总长顾维钧首先起来反对,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点:按规定应废除沙俄同中国以及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独立”新政府签署的条约;苏联从外蒙撤军具有条件性;俄国东正教会房地产的移交问题。顾维钧的态度得到内阁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时,列强也千方百计想加以阻挠,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权,提出中苏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直接进行。

  苏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内承认草案。

  3天期满后,他又转达苏联政府的指示,说中苏之间的正式谈判已宣告结束,如要重开谈判,中国必须立即恢复苏联的邦交。

  此时,北京政府日子相当难过,国内各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政府承认苏联,签订协定,北京学联更是以火烧赵家楼的旧事来警告顾维钧,而顾维钧家中确实有人送去过炸弹,结果误炸了管家和厨师。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联俄”方针,使北京政府有苏联会同孙中国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担忧。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竞相承认苏联的热潮。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觉察,与苏联恢复交行已事不宜迟。

  表面上,中苏谈判象是已中断的样子,但私下的磋商却一直持续,北京政府态度明朗化以后,这种节奏进一步加快。经反复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三项修正案。双方还约定协议草案仍保持草签时的原样,修改通过声明和交换照会进行,声明和换文。

  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包括正文及7个声明、1个照会,还有《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规定,两国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领关系,并在1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议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废止帝俄与中国及第三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条约,包括将来或现在的条约;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务业务由两国共管;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一旦中苏会议上商定有关问题,驻外蒙的苏军将全部撤退。后者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持,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国政府管理,苏联政府将允诺中国将来可以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称归中国,两国政府承认对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议还规定:中东路设理事长,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设路局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正副局长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俄两国各半任用。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宣布“独立”,公开宣称: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故此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东方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重复《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旧俄时代规定的八十年缩短为六十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中俄协定》同《奉俄协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继《中德协约》后中国与大国缔结的又一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并确定同年的9月3日-9日为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并发动了收回教育权和非基督教运动,而中国在这两个条约中也获得很大的利益。

  中苏在中东路事件上争执《奉俄协定》签定以后,苏联即更换了中东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掌握了中东路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对协定内容并没有加以认真执行,除苏方长期掌握中东铁路各项大权,中苏在以下几个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执:

  ①员工问题:用人方面,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实际中东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注意是职员,不是指职工,主要指管理人员),中国职员仅占400人,且大部分为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人,如机务处、车务处、商务处、财务处。一些本应由华人担任的职务,以华人不懂技术为借口改为雇用无国籍的白俄人担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他们没有苏联国籍,也可泛指在华无苏联国籍的俄人,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会的技术处,以白俄为正处长,这些白俄人当然听命于苏方。

  ②归还中国权益问题。中东路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那么简单,还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按规定应一律归还中国政府的许多设施,并没有交还。张作霖先后强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权、中东路苏方所设电报电话、中东路教育权(1926年9月4日,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局长李绍庚率警封闭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权)、接管东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属财产改为东北海军江运部、工务、地亩、医务、电务、经济调查权以及大量中东路的大量财产,苏方对此虽然通过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议,不过仍采取默认的方式。

  ③财务问题。中东路经营所得以卢布结算,并存入苏联远东银行,经争取,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原东省特别区的教育经费也由苏方承担一半。

  ④俄文报纸问题。奉俄条约签定后,苏方在东北创办了相当多的亲苏俄文报纸,内容难免带有宣扬社會主義成份,奉系对此监察甚严,每年以“宣传过激”遭到停刊的亲苏俄文达十余份之多。

  ⑤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方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东北向南方邮寄革命报刊(如1926年3月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指令哈尔滨戒严司令部,将苏联寄往广东省俄文馬列主義书籍103捆、《前进报》225捆扣留)、哈尔滨市政权问题(哈尔滨市公议会长期由俄日英等国控制,俄人占优势,经多次要求将正式文字改用华文、增加华人议员、交涉无效,1926年4月30日,张作霖下令取消哈尔滨市公议会,组设市自治临时委员会,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权得以收回曾遭到驻哈外国领事团一致质问)、苏方成立的中东路职工会被奉系称为非法问题、东北军使用中东路运兵费用问题。

  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存在众多摩擦和冲突,但大体上仍相安无事,到1928年中东铁路还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由中东路督办被称为全国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东北政局的变化

  奉系的势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达到了顶点,不仅一度占据了中央政权,势力遍及全国,就连远在东南的孙传芳都宣布拥戴奉系,全国仅有的反奉势力仅有此时仅占据广东省大半的广东革命政府,1926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十六人更是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自护国战争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北洋军阀距离统一全国的理想如此之近。奉军的实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十八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二十个师,后缩为十四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

  但是从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过程十分复杂,本文仅讲述其中几个最重要且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事件。

  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等通电讨伐张作霖,奉浙战争开始,标志着奉系势力没落。紧接着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在滦洲召集部属举行会议,宣布倒戈反奉。23日,郭松龄遣兵出关,其后宣布将所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奉军中最善长作战的将领,所率部队又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张作霖与日军签订了“日张密约”,日军8000余人乔装张军,向郭松龄军左翼进攻,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

  郭松龄反奉仅持续一个月,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大,无论是“皇姑屯事件”、“杨常事件”、“中东路事变”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松龄反奉也标志着奉系势力的彻底没落,奉军士气为此大受打击极为低落,此后数年屡战屡败。

  1927年4月6日—9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特务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逮捕苏联使馆人员及李大钊等中共党人,搜走大量机密资料并予以发布。4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就中国军警搜查使馆,违犯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此事开创了民国史上可以搜查外国使领馆,逮捕外交人员的恶劣先例,甚至演变成广州起义枪杀苏联副领事等人的事件。

  一个月以后,奉军主力在豫南大战中被张发奎、唐生智部战败,直鲁军在津浦线被蒋介石军队战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3日晚上,日使芳泽逼张作霖正式签署“日张密约”(郭松龄反奉时私订的),张拒不接见。深夜,张作霖秘密乘火车离北京返奉。4日晨5时27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张作霖所乘专车被炸。吴俊升等人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后,也于当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统领奉系,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929年1年10日张学良将原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翌日通电宣布杨、常二人朋比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此即“杨常事件”,树立起其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

  中东件事变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

  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苏军的反应

  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 1坦克(MC- 1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 17”,是苏联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坦克,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开始退役,苏联人把履带等行动装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护,被用于当作边境守备据点使用。张作霖的FT- 17和苏联的MC- 1都有部署在中东路前线,但交战情况不明),并不断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师和若干内务部部队。我手里没有特别远东军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别远东军兵力最高峰不少于8万人,海军方面负责支援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前夕,阿穆尔河区舰队已有3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14艘)、1个扫雷舰中队、1个航空队(14架飞机)和1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63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

  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是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对东北情况和奉军情况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战略总设计师,曾是蒋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即使在冷战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苏俄在中国》(据说是台湾的叁個代表),加仑仍是唯一获得正面评价的苏联人,他回忆道:“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至于苏军中的军官,我手里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位二战中的苏联元帅在此役中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日后死守斯大林格勒而名扬一时的崔可夫当时就在集团军参谋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5旅旅长。据说朱可夫时任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库班骑兵第5旅一个骑兵团长,可惜我手里没有资料证实这一点。

  苏军在东线使用空军进行空袭,东线轰炸了绥芬河、穆棱两车站,西线的苏联远东红军进攻满洲里及扎贲诺尔,抢去机车,轰击车站。

  奉军的部署

  当时中东路东线护路军的是吉林军的旅长丁超,西线护路军是黑龙江军的旅长梁甲忠,战事忽发,他们事先毫无准备,当时首当其冲是梁忠甲和韩光第两旅。吕荣寰则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告急,请派兵增援东线。张反对和苏联出兵,故复电谓“军队没有开拔费”,令路局电汇哈大洋10万元,张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时奉系在一线兵力约为6万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优势。

  张学良此时发布了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于西线,此时奉军一线约十余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

  奉苏军队战斗力对比

  1929年的苏军,距离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还早,国内战争期间的将领都还在世。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军获得并熟练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如飞机、重炮、坦克等。苏军当时的士气也很高,苏军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观奉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故战事不利时可退往东北,战事有利时可以出兵关内,故此勇敢精神不够。奉军多数将领都是土匪出身,军事素质差,军队兵员素质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疑,因此奉军一度大力发展海空军,空军实力一度号称全国最强,大力任命年青将领,但总体上进取精神仍然不足。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21日—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至23日止,苏联人经满洲里回国者已达500余人,多半为妇女和儿童。23日,中东铁路500余名苏联员工呈请辞职,代局长范其光以其“无故辞职违则,妨碍路务”予以免职,至本日止苏联员工辞职或离职者593人。同时,苏联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扣留华轮,除航务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电报线亦被苏方割断。

  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29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

  7月31日苏军又出动20架飞机在中国军队上空盘旋侦察。

  8月6日,中东铁路细鳞河站铁桥石墩被炸坏两个。此后,破坏铁路,炸毁隧洞等事时有发生。

  8月8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2门、机枪3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苏机5架在绥芬河市上空盘旋,鸣“空炮”200余响,在东山陆军防所附近及国界三道洞子各投弹1枚,后又来苏机27架在中国领空飞行数周而去。午后4时左右,苏军百余人占领满洲里红山嘴子。夜间进至三卡(即额尔德尼托罗辉卡伦)。

  8月9日,苏军40余人在距萝北县30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300余名及军舰2艘占据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厂。

  8月11日,密山县当壁镇烧商东源茂,请来民团40名,连同所雇“护勇”共有枪80余支。当晚与苏联骑兵400余名交战,被苏军打败,赶出商号。

  8月12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2000余人分头占领。

  苏军40余人乘小船8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14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县政府迁至呼玛县属金山镇办公。

  8月15日,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6万,任王树常、胡毓坤为东西两路总指挥,增防国境。苏军炮轰东宁,激战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苏军撤退,同时向扎贲诺尔东北军梁忠甲部43团驻地派出步兵百余名。

  8月16日苏军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由苏境阿巴该图向扎兰诺尔中国阵地射击,双方战斗2小时,互有伤亡。午后2时30分,苏军步、骑、炮约一师兵力,由阿巴该图越境,向扎兰诺尔站进攻,炮击东北军阵地,双方激战5小时,苏军始退。根据当时胪膑县县长齐肇豫电称:“俄军此次越境,据闻意在破坏扎站铁桥、断绝交通”。

  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驻满洲里梁忠甲旅长报告战况称,所属三十八团、四十三团午后与来犯苏军步、骑兵一个团作战4小时,现仍处于对峙中。苏军在阿巴该图附近有一个师以上兵力,并有特种部队。苏军袭击海拉尔交涉员所属的七卡、八卡,双方交战一昼夜,中国军队败退。

  8月18日晚10点30分,苏军又开始向扎贲诺尔东北军第43团2、3营阵地攻击。

  8月19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四十三团阵地对面苏军又增兵约六、七百名。五时苏军又出动飞机五架由阿巴该图向十八里小站飞来,8月19日,苏军攻陷绥滨县城。

  8月20日早6时,苏军用铁甲列车运兵200余名,向梁忠甲部骑兵十团进攻,战斗1小时左右苏军退去。

  8月31日,苏军大船炮轰黑河察哈彦等三卡伦,卡房被焚毁。

  8月25日,苏军步骑兵四百余名,在扎贲诺尔驻军四十三团阵地右前沿约千米处构筑工事。

  9月4日,苏军以异常猛烈的火力向驻扎兰诺尔的四十三团、三十八团阵地右翼轰击。

  9月9日下午4时,苏军约一个团,在大炮掩护下,由十八里小站方面向满洲里车站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晚8时30分,苏军撤退。下午4时,苏机8架轰炸绥芬河车站,中方伤亡50余人,一团长受伤。

  9月16日夜,苏军百余名袭击胪膑县库克多博卡哨卡,焚毁卡房。

  9月28日,苏军200余人攻打毕拉尔河(即十一卡),打死卡官吕得祥;打死打伤卡兵及男女百姓百余人。室韦县长及九卡、十卡亦先后退至河坞以南。

  苏军初期使用至多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对东北军进行袭扰,企图迫使东北军做出让步,东北军则针锋相对,在中东铁路中大量用起用反苏的流亡白俄,并召集白俄人入伍。

  早年张宗昌所率领的直奉联军就有五六千名白俄军人,这些白俄多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素质好,虽然纪律较差,但战斗力给东北军留下很深的印象,故此东北军企图以俄制俄,不料更加激怒了苏军。

  苏联工人的罢工行为

  中东铁路职员多为苏联人,中下层职工中亦有相当多的苏联人,中东路事件后他们发起大规模罢工,实际上使中东路全面停开。

  8月6日,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号召全体苏籍职工辞职散发传单。传单说,东铁职工已被奉天当局裁去约1000人,又有2000苏联职工自动辞职。呼吁苏籍职工不再为中东铁路者作事。

  8月9日帽儿山站苏方副站长西大连克、郭洛吉洛夫,召集苏职工开会,拟于11日一律罢工,事泄后,2副站长被捕。

  8月11日,中东路特警第三区警察总署将绥芬河东铁机务段第四段管内辞差的苏联职工53名以“变形罢工”名义解送护路军总司令部讯办。

  8月14日,扎兰诺尔煤矿苏联职工破坏矿内设备,鼓动罢工,并在河水暴涨时挖开土坎、淹灌煤沟。

  8月21日,军政铁路联合办事处令,将太平岭、细鳞河两站已辞职之苏联人一律逮捕,严行讯问炸车“正犯”,如不能指出“正犯”者一律扣留。

  9月2日,东省特别区特警处逮捕预谋炸松花江大桥的苏联人2名。

  日本的反应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一行到哈尔滨。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同时,日本方面对中国查封苏领馆,驱逐苏正、副局长“异常侧目”。日本驻长春第三十八联队部并第二大队日夜进行实弹演习,并准备以200万元的资金修建营房和陆军医院,同时准备再从本土调集一万人,待双方精疲力尽后趁机独霸东北。

  决战

  苏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以上的强大兵力,后勤补给也没有问题,而同时奉苏谈判完全破裂,9月18日苏联政府向各国大使宣布,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始终主张和平解决,而中国态度虚伪,毫无诚意。认为今后之交涉无望,以前经过德国调停一切交涉断然中止。此后对于中俄国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苏概不承担,决定对东北军发起致命性的攻击,以促使东北当局回到谈判桌前。

  东北军对此亦有了解,故10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内称,“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国民或团体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兵、义勇军”。条例规定,名义上属个人者,定为国军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10月2日,苏军步兵千余人向满洲里三十八团三营阵地进攻,双方战斗激烈。随后又不断以飞机大炮掩护向满洲里车站各阵地进攻,双方战斗到3日晨。

  10月10日,贝加尔方面苏军3万人向中国东北边界进发,而此时负责防守梁忠甲旅已与苏军对峙数十日之多,后援不继,告急求援。

  10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中苏海战,亦称同江之役。早5时,苏军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军队进攻。至午后3时,同江县城失守。此战役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

  详细经过是十二日晨在同江的苏联海军阿穆尔河区舰队(也有资料称是苏军远东舰队,但从苏方资料来看应为阿穆尔河区舰队)由斯加斯克率领以旗舰“雪尔诺夫”号为首的舰艇共9艘(军舰5艘,其中3艘吨位在950吨以上,另有4艘武装轮船,计有152毫米大炮4门,120毫米大炮18门,并有飞机十余架支援),飞机25架;东北江防舰队则由“江亨”舰长尹祚干代理指挥“利捷”(旗舰),“利绥”,“江平”,“江安”,“江泰”等六艘浅水炮舰应战,另有“东乙”号武装驳船。(除“江亨”为550吨,“利济”为360吨,其余均在200吨以下,全舰队只有120毫米炮5门。)

  东北海军由于沈鸿烈的先见之明,事先藏了一艘拖驳船“东乙”号在芦苇浅滩中,在船上放置两尊120毫米大炮并先详加测准距离。十月十二日清晨五点半战事一开启“东乙”即发炮攻击停泊不动的苏军旗舰,苏军未料到中方有此一招,当即被击中指挥舰桥,据中方称在炮击中苏军司令,参谋长,旗舰舰长等多人当场阵亡,但未得到苏方资料证实,不久“雪尔诺夫”号即沉;苏军的另外三艘亦被“东乙”击成重伤。

  但到了九点苏军的飞机加入战场,战局马上改观,江平、江安、江太、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其后苏军飞机和舰艇集中火力掩护步兵400多人在三江口地区登陆,并对东北军阵地发起冲击,驻守此地的东北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和陆军一个营协同抵抗,击退了苏军首次进攻。苏军调集援兵近3000人,迂回到下游10余里处,袭击守军侧翼,经过白刃战后,守军大部战死,阵地被苏军占领。是役东北江防舰队伤亡300余人,舰艇几乎全部损失,“江泰”舰长莫耀明亦阵亡。张××、路××两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500多人(根据东北军事后公布的数字,总伤亡人数为700余人)。而根据中方公布的数字苏方飞机被击落2架(也有资料称是1架),军舰被击沉3艘,伤数艘,人员伤亡700余名(这是明辉最感到怀疑的数字,因为在全面主动的情况伤亡居然同中方相当,但由于没有苏军公布的资料,暂时以此为准,另有中方资料称苏联海军伤亡70余人,较为可信)。下午2时,苏军进占同江城,次日退出。19日苏军撤走。三江口之战规模不大,但是中苏之间唯一一次海军交战,兵种齐全,有舰艇、飞机、陆战队,形成陆战空立体作战。

  13日下午3时,苏联骑兵200余,携炮6尊,乘船越境,向胪膑县库克多博卡伦进攻。

  卡官因兵力单薄不战而退。

  10月15日,苏驻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之苏联人员被东省特别区法院判刑,19日东省特区当局以“有接济共党嫌疑”,对苏联远东银行实行监管,由市政局,总商会和银行公会组成保管远东银行财产委员会,21日南京外交部电令驻德国公使蒋作宾中止与苏联谈判,这一系列事件对于苏军的全面进攻起了火上烧油的作用。

  10月26日,苏军百余名攻占奇乾县,同日黑河电灯公司被炸毁。

  10月30日,苏军再占同江。31日早9时,苏舰7艘突然破坏拦江索,进入富锦江岸,与中国军队激战,有少数骑兵登岸。中方的“利绥”,“利川”舰先后自沉只有“江亨”舰参战,但仅发炮三发便自沉(有其与苏军激战一小时,不实),舰员争相逃命,此即富锦之役。午后7时,苏船21艘由松花江上驶,骑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陆,节节进逼富锦。9时,苏舰7艘靠近富锦江岸,步骑炮兵约六七百名登陆。东北军不战自溃,11时富锦县城被占。中国军队退向桦川。苏军将“文武机关分别焚烧”,通讯机关尽数破坏。将锦昌火磨等“所有面粉”“分给贫民”,并将“械弹及军需品尽数掠去”。11月1日晚,苏军步骑炮兵由东门撤走。2日晨苏舰陆续撤走。

  以后苏军连续起动进攻,至11月11日成立了哈尔滨戒严司令部,15日宣布戒严。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时,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苏方资料都称苏军当面只有7632人,但在技术兵器上占有优势),大炮三、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三十众架开始了大规模地进攻满洲里和扎贲诺尔。首先在满洲里投掷炸弹,国民党驻军司令部、电车房、三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当时满洲里防疫医院院长被炸身亡。据国民党军队称当时是“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同日在扎贲诺尔车站方面已于10时被苏军占领,凌晨四点查罕敖拉广信公司煤矿也被苏军占领,矿区被炸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矿经理孙鹤云被捕,不久又被释放。

  十八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国民党受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呼伦贝尔盟渔税局李局长正值在扎贲诺尔矿也中弹身亡。

  与此同时,满洲里车站战况越来越激烈,进攻扎贲诺尔的苏军也调到满洲里方向,苏军发起的进攻非常凶猛,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当时炸毁民宅多处,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苏军以战胜之师,猛烈攻击到满洲里车站南山头,国民党军队濒于危急关头,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苏军进展缓慢。此时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国民党军失去外援,战事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苏军飞机投弹甚密,双方越战越近,最后达到了刀刃相交。喊杀之声,闻于数里。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门前的战斗最为激烈,但由于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伤亡甚众,加之外无援军渐渐不支。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时,国民党军队弹尽授绝,无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贲诺尔方向猛烈进攻,试问突破苏军包围。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最厅不得突围,被苏军迎头堵击,将国民党军队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苏军攻击,无可奈何只得退回满站,随后苏军炮火猛烈轰击市区。当时.市区秩序大乱,一些无业流氓乘机枪掠民财、—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毁、焚烧。此时,国民党军队仍拟扼守四门,进行背城一战。后经当时满站政、警、绅、商各界在一起协商;认为情况十分危迫,国民党军队已弹药尽绝,而援军又一时不能开到。苏军则越攻越猛,越逼越紧。如果再少许延长时间,势将要牺牲众多生命。另一方面考虑当时侨居满市的日本人比较多,其生命财产:又没法保护。根据这种情况,于是便一面请求国民党驻军梁忠甲族长考虑满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又推举胪膑县长齐肇豫赴满站东巴里木地方,当时市政公所翻释股长赵永禄赴八十六号小站.在苏军炮火猛攻之下,分别与苏军司令官交涉停战。当时,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国民党军队全部武装。

  同时,国民党军队要求苏军进入市区要严守纪律,并对解除武装的官兵保全生命,并要求优待。苏军全部答应了条件。不久即停战,这样国民党军队战斗三天无效,苏军进入市区。

  国民党军队被解除武浆,全旅被俘官兵约七千余人,轻伤六百余人。梁忠甲旅长,李、张两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送往苏联境内:魏副旅长阵忘,其余官兵伤亡两千余人。苏军进入满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点,随即设立了总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在满洲里车站设立了政治探访局,局长为戈彼乌成员。苏军首先给予工人、农民面粉和钱币以便生活。然后将战时民间被抢物资收集到一起,张贴布告,让失主前来认领,并在发放物品时拍摄了照片作为宣传材料。

  苏军设立的政治探访局专门搜查流窜到满洲里的白党和反对苏联政府的人。当时满洲里俄侨尼基金中学校长戈拉肖夫,房产业主会长果洛阔夫、教堂神甫伊兹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贲诺尔矿华俄职工约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后押解苏境。同时在各机关职员中进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长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苏联。

  市区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秩序管理,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点。

  苏军占领后几天,一些商店开始营业,苏联的卢布和中国的银圆同时使用。教堂也开始礼拜,个别学校复课,还开放了几个电影院,专门放映一些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电影。

  至此,东北军一线全面崩溃。

  11月23日苏机12架轰炸海拉尔。呼伦公安局等自海拉尔向博克图站撤退。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方资料与此相近:

  “11月17日清晨苏联太平洋第1师和骑兵独立第9旅的部队向离边境40公里远的密山开进。骑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灭了不少中国部队,于傍晚时分抵达了密山敌军的后方。及时赶到的步兵击溃了奉天骑兵第一师和白卫军的几个团。敌人的损失光被击毙的就近1500人。

  苏军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缴获了7面团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后贝加尔地区,中国部队的兵力将近16000人。可我军只有7632名战士。布柳赫尔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11月17日凌晨3时库班骑兵第5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步兵35师尾随其后,越过河的冰面,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向扎贲诺尔集群后方挺进。中午在该城以东10- 12公里处切断铁路,从后方进攻扎贲诺尔。切断敌人从满洲里的退路。中国部队的一个营为了避免被包围,向骑兵旅侧翼发起突击。红色骑兵以勇猛的冲锋把敌人打的溃不成军。第二天骑兵在步兵第8团的支援下再次进攻扎贲诺尔。争夺扎贲诺尔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敌人虽然完全被包围,而且他们的技术又不如我们,但是还是进行了前所未见的抵抗。他们把工事修的非常坚固,以至野战炮兵和榴弹炮兵都未能炸毁战壕和掩蔽部的盖板。经过两昼夜战斗18日苏联军队终于打跨了敌人的顽抗,冲进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部队包围了满洲里的中国部队。向他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敌人决心防守,步兵第1旅、骑兵第3旅和一个炮兵营从嵯岗至扎贲诺尔方向增援。布柳赫尔命令立即发起总攻。11月20日清晨起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拼命企图突围。他们企图在布里亚特蒙古族骑兵营的阵地上突破。汗讲诺夫从塔昌卡(一种苏式马车,苏军常常在上面架设重机枪做为机动火力)上向进攻的中国士兵散兵线扫射。这只是敌人的诱惑性突击,敌人的主力企图向南突围。后贝加尔集群的所有炮兵和装甲列车都参加了作战,航空兵不断从空中不断从空中进行轰炸。由于伤亡惨重,中国部队只好缩回城里,接着也就投降了。只有少数残敌逃进小山深处。

  敌人第15、17旅被彻底击败。战斗结果:俘虏8000多人,打伤近1000人。俘虏中包括西北战线长官(西路护路军司令)梁忠甲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近250名军官。敌人被击毙1500人。我们缴获了敌人所有的火炮、两列装甲列车和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

  我军希望不再继续流血战斗,号召敌军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的官兵放下武器投降。

  然而这项和平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苏联军队被迫继续进攻。于11月23日占领嵯岗车站。

  四天以后占领了海拉尔城。“

  根据苏方资料,在这次战斗,苏军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而崔可夫在回忆录认为苏军俘虏了张学良,实际张学良在中东路之役中一直呆在沈阳,崔可夫将梁忠甲当作张学良。

  中东路事件的解决

  25日黑河市政筹备处令佛山县停止办公,办理迁移事宜。12月9日,该县商民迁至乌云。11月26日黑龙江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决定,从本日起在齐齐哈尔宣布戒严,并委任窦联芳为临时戒严司令,所有驻省军警均归该司令指挥。

  由于战事不利,但加上得到南满铁路方面日军有异动情况,反对与苏作战的张作相力劝张学良和平解决,经过谈判,12月3日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停战议定书》(又称“双城子会议纪要”)。规定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由苏方推荐中东铁路局正、副新局长;双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5日,蔡回沈阳报告。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为正式会议代表。5日吕荣寰辞去中东铁路督办职务。11日,郭福绵代理中东铁路公司督办。

  11月16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开始举行中苏预备会议。22日,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在伯力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

  苏方推荐鲁德义、简尼索夫为中东铁路正、副局长。

  伯力协定实际恢复了中东铁路的原状,但对于此时已不能再败的东北军来说,总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中,不过此伯力协定一经发布,即被认为丧权辱国,大受攻击,蔡运升更因此去职。南京政府后改派莫德惠与苏联交涉,苏方要求莫去苏之前,将引起中东路事变的祸首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去职,在张作相的相劝之下,张学良将张国忱免职。

  至月底,东线、西线交战的中、苏军队开始撤退;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恢复;在哈尔滨松北收容所被拘禁的1400余名苏方人员被释放;东省铁路新组成的理事会通过《伯力协定》中关于东省铁路的3个条件,即:(1)中东铁路为中苏两国之企业,本诸1924年协议经营之;(2)恢复该协议缔结时之原状;(3)审查1929年7月10后发布的关于铁路之命令,标志着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1930年1月1日,1日苏联新任中东路正、副局长到哈尔滨就任,恢复机务、车务、电务、会计等处苏方处长及苏联工作人员职务。前中方副局长郭宗熙复职,代理正局长范其光仍任理事。4日中东铁路局命令,在中东路辞职的铁路员工一律复职。6日,苏方局长令总会计处补发去年7月10日以后去职的苏联职工薪金。11日,下令裁撤去年7月10日以后录用的中国职工280余人。8日哈尔滨—满洲里恢复通车,13日中东路由满洲里至海参崴间恢复通车,中东铁路实际恢复了中东路事件的状况。

  1月10日被苏军俘虏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及所部官员自伯力回国,抵达满洲里。17日调回黑龙江省城整补。3月4日梁旅再次调驻满洲里,不过3月8日梁忠甲即病故,续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东北陆军第十五旅旅长兼任护路军哈满司令即是日后义勇军的名将苏炳文。

  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东铁路的结局

  1935年2月23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获日币14000万元,1945年8月14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面三刀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者: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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