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顺雷:青年人的“榜样”——也谈腐败

  有人说:把中国当官的排成一排,隔一个杀一个绝对不冤枉。此话一道出了当今腐败的严重性,二道出了老百姓对腐败者的切齿痛恨,三则希望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此话不免夸张,但不得不察。

  腐败与体制无关,各个国家都有,是个全球化的问题。它是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形成,约束来自于外界和内部,外部的包括了法律、制度、规章和媒体、社会舆论等。法律的权威对每一个公民都有威胁,但确切的说那是潜在的,法律在腐败行为发生时乃至发生后都未必能触及并惩戒腐败主体,因而往往被无视;对于媒体,他们虽然对腐败事实狠狠曝光,却因腐败主体的精巧伪装而被消解,若是媒体被腐败主体操纵,那就更无实际意义了;至于舆论,我想中国老百姓是最具有忍耐力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所以老百姓的舆论监督作用大多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这样看来,腐败无疑是“高收益低风险”的,胡鞍钢先生对公务员腐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当公务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腐败的动机;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

  至于内部的约束,则是天马行空,一个人一个样了,人是欲望的化身,这是本性决定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了无休止的索取,马斯洛老先生把这种需求分成五个层次,但对每个层次的深度和宽度却没有进一步的定义,其实也无从定义,比如金钱、女色、权利等,它对一个人有多大的诱惑人类就会对它产生多大的需求,因人而异。需求过度,就是贪,人正是因为贪才走上腐败的道路的。

  腐败源自需求,与人性有关。人生来就有差别,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一样的背景,等人类开始有认知能力的时候,面对差距就会有心理的不平衡感。外部的刺激,激励了一部分人的斗志,同时把一些人的贪念正强化了,带来了本不该有的需求,内化为动机,外化为行为,企图减少差距。正当途径无效或效率不高时,不正当的途径就取而代之。外部约束的消解提供了间接条件,腐败客体(比如受贿者)则提供直接条件,哪怕是“贪心一闪念”,腐败行为就有可能发生。

  对于腐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哎,象我们这样儿,没权没钱没地位,想腐败都没机会。”可能是玩笑话,但周围如果都是这种声音包围着,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觉。要知道,当代青年对腐败是怎么看待的呢?“腐败虽然在道义上遭到贬斥,但如果只有通过腐败才能办成事,那它就没有什么不好。这种有用即善的看法事实上漠视了一切伦理规则的限制。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最恶劣的影响在于通过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教育着人们:只有适应这种严重扭曲的经济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何清涟语)——“腐败最终’ 深入人心’ ,并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我们可以称之为’ 腐败文化’ 。”(杨龙语)多么可悲,腐败给我们的年轻人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父辈们不能不深思。无怪乎丁学良先生大呼“救救大人”,我们的父辈还没有从文革那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年代走出来吗?在招聘会上,会计专业的学生通常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如果领导要你做假账,你会怎么办?”女性大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如果老板要求你向’ 客户’ 提供特殊服务怎么办”的龌龊问题,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来不会有什么可犹豫的,但站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却犹豫了,这是父辈跟子辈们开的玩笑吗?

  腐败的程度有一个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无到有,从紧张到从容,颤巍巍走出第一步,人的思想就会越走越远,胆子也越来越大。腐败行为包括了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要素。当官的位高权重,当老板的有钱有女人,二者互相依赖,相互需要,达成权钱交易。可以这样说,每一个腐败的领导者身后都有一个大款,杀一个腐败的头可以同时砍一个有钱的脑袋。领导的宝座本来就是用钱“买”来的,因此,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以后便开始翻本,有的还要变本加厉。为办事而收钱,买与卖的关系,等价交换,从情理上说得过去,心里坦然了,闸门打开一个小缝,洪水就会象野马脱缰,肆无忌惮了。

  有人认为当官难,“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原广西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语),难在“钱推不掉”,难在“领导让我贪”,这就是“腐败无奈论”,颇为盛行。连黑脸姜瑞峰都认为:“目前执纪难,办案难,尤其是秉公难,但更难的是回拒说情难,回拒收礼难,这是一种看不见的难。”他因办公案而结私愤,家里多次被袭击,可见当个清官就更难了。中国人的关系网很庞大,人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国内的一些腐败案件看出,很多集体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想独善其身只有“告老还乡”的选择,除非你真的能量很大,惩奸除恶,把腐败分子一锅端!听说过“跑部钱进”的说法吗?很多地方部门在北京有办事处,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建立和维持关系网,找靠山,已是不争的事实。

  法律就象点燃的蜡烛,当你伸手的时候,必然会付出代价,它应该起什么作用?警戒作用:让你明白,一旦伸手,就会被烧,就会疼;惩戒作用:果真伸手,必然被烧。这种惩戒具有必然性,即时性,适度性(伸其一指,烧其一指,伸其一掌,烧其一掌,很科学)。惩治腐败也是一个道理,必然和适度可以保障,但即时恐怕就难了,不能及时,“惩治倒是行得通的,关键是监督要实在,可目前的外部监督流于形式,虽有些部门有所谓”三级监督网络“,但上级对下是鞭长莫及;同级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下级还得看上级脸色,靠上级过日子。所以这三级监督完全是一纸空文。

  史上朱元璋皇帝治贪力度极大,凡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就枭首示众,拨皮实草,摆放衙门公座之旁,以示警诫,但他还是憾言:“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同样不可谓不大,有多少红头文件下发,三令五申?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和尚的经再好,也被小和尚念歪了。又有多少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虽效果显著,但腐败依然在发生,有人形象地说,腐败案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一茬更比一茬高。古语有云: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道理很显然,欲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养性,严以治家?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此反躬自省,着意修身;中国老百姓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上有老下有小,结发夫妻是个宝,要知道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家族腐败”决非个例,如不约法三章,晓之以利害,后院起火那可是一发不可收拾。

  要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源头上抓起。不管完善制度也好、强化监督也好,还是打击要有力,强制性的保障不可或缺,但人并不是在受到强制时才行善的,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由人来执行的,人是感情动物,思想太复杂。反腐败要治根儿,怎么也不会治到腐败者的灵魂深处,那是由其本人最终决定的。所以腐败跟人的素质有关,素质跟教育有关,所以要加强教育,可目前我们是穷国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困难很大,需要更大的投入。

  高薪养廉吗?怎么个高法,尺度如何把握,多少才能满足?用高薪填补腐败者可能贪的钱,是不是相当于政府在“行贿”?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适度提高薪水可以,但不能授之高薪,纵其矫情。当“官”成为更大的肥肉时,难免更大的腐败。胡鞍钢先生还说:“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廉洁动机;当廉洁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他的收益包括什么呢,精神奖励对他们可能没什么用,金钱地位倒可以满足,女色可以吗?早已有人说反腐要管住“下半身”,腐败者有这种需要怕是件尴尬的事情,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可以争取一部分人,毕竟还是很有意义的。

  说一千道一万,他律再重要,也比不上人的自律重要,奉劝那些有腐败倾向的同志:“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及时收手吧。

  作者:武汉理工大学 吕顺雷

  作者:吕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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