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隐:谁为自杀负责?

  这几年,在我们津津乐道经济增长率如何如何提高的时候,却常常忽视了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应忽视的增长数字。我这里所要说的还不是腐败,而是与腐败几乎源于一辙却比腐败更加让人忧虑的事情,这就是自杀。

  据卫生部公布,我国每年约有200多万人自杀,其中25万自杀身亡,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个死于自杀。据此,中国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高自杀率国家。不仅如此,尤其让人忧虑的是青少年自杀率的急骤攀升,一般人群的自杀增长率为17% ,而青少年增长率则高达200% ,成为此类人群死亡的首要因素。

  面对这一触目惊心的现象,指责其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给社會主義抹黑”之类罪名已经不多见了,但却仍未引起某些高层权势人物的重视和深思。一些专家学者倒是十分关注,纷纷探讨“深层次原因”。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原因,并未或不愿触及真正的“深层次”,仍只不过作些冠冤堂皇的表面文章罢了。譬如:“精神抑郁”。为什么患精神抑郁?置精神抑郁的原因何在?再譬如:“心理压力过大”。不是“生活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幸福的社会”吗,“盛世欢歌”唱得震天响,哪来的什么压力呢?

  当然,按照内因外因论,人们的心健康,尤其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自当不容忽视,但若把自杀的主要原因仅仅归之于个人,从而忽视对于客观社会的拷问,那不仅有失公正,而且舍本逐末,缘木求鱼,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疗治的方法。有篇文章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自杀者其实多为他杀。”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可见客观社会才是造成自杀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大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和一位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到基层检查青壮年扫盲工作,当有人汇报到几个青年因患精神病不属扫盲对象时,这位领导大发议论:“这怎么可能呢?这些青年都是长在红旗之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怎么能得精神病呢?我们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出现精神病的条件……”

  恕我不再赘述这位领导的豪言壮语了。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正是这位高谈阔论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批斗也竟然成了精神病患者,到处一见毛主席像就磕头,痛哭流涕地向他老人家忏悔自己的罪过。“老人家”自然听不到他的忏悔,“革命群众”也不吃他这一套,无路可走他只好自杀。这位领导的下场,也有力地印证了“自杀多为他杀”的论断。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上面这位领导的那段“绝妙好辞”,简直无异于“警幻仙曲演太虚境”。但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样的“太虚幻境”,居然成为我们追求了多少年的伟大目标。陶醉在这种幻境里,也许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忘掉一切烦忧,那真是“最民主最幸福的”人间天堂了!

  然而,世间一切迷人的美梦总有终结的时候,而人们从梦中惊醒之后,那种惶悚与失落才是最大的折磨呢。面对精神家园一片茺芜,人们还有什么希望和操守?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公理?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绝望之际,选择自杀,或许是洁身自好的一种高明之举吧。

  美梦破灭自然令人沮丧,但若再继续重复梦中癔语,那就益发的可憎了。一些人出于一己之私利,一方面“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语)一方面编造新的谎言,制造新的偶象,以便使那种早就大白于天下的编局长久维系下去。这,才是当今中国最为可悲的事情呢。

  当然,新生之路自然是有的,世界上也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中国人必须像鲁迅先生所说那样,勇敢地“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毅然决然地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倘能如此,那么,自杀这一让人无限忧虑的社会问题或可得到有效遏制,整个中国也会重现希望之光。

  作者电子邮件:611weng@163.com

  作者:刘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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