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我生在一个荒诞的年代?

  一

  前天,一个和我长期在论坛交流的女性网友告诉我,这个论坛的一位博士先生经常发短信骚扰她,在QQ和她聊天的时候要求她做他的情妇。我问她,为什么他要求你做他的情妇,她告诉我,他需要写作的源泉,因为离开了女人的身体,他的写作也将僵死。他需要不停地更换异性的身体,不断地在异性之间发生性关系,让他的身体获得刺激,从而才有写作的动力,而博士先生的妻子,根本已经不能激发他写作的热情了,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感觉到身体在枯萎,灵魂在死去。我发火了,我对她说,你是傻啊还是怎么了?你才是个大学生,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和他上床,你为了什么,你用你的身体让他获得写作的灵感吗?这都是屁话,这是无耻的畜生发情的最佳理由,畜生唯一比人类不高明的就是畜生一旦发情,就会毫不犹豫地扑到母兽身上,纵情地发泄它的性欲,人类难道真的和畜生豪无差异?我知道人类有许多高级的理由:我们要求性解放、我们要求性高潮、我们要求体位革命、我们认为一夫一妻是基督教遗留给我们的最为可耻的遗产……我们的理由太多,总而言之,我们要的是打碎一切一切旧道德,让我们尽情地做爱,让我们尽情地在肉体的欢娱之中享受生命,让我们回到那伟大的原始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博士先生所要求的伟大革命、写作灵感的滋养!

  这样事情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我大概确实生长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吧,我大概确实是落伍了吧。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我这么年轻就成了个老古董了。我拼命地回想我过去的生命,希望从中找出一个理由,为我现在的道德观念辩护,为我现在的落伍辩护,为我寻找一个反抗的理由!

  二

  我的父亲与母亲在结婚之前只见过可怜的几次面,那是文革之中。母亲常说,她当初冤枉才嫁给了父亲,我的外公是个工人,在那个年代,工人意味着特权阶层,有粮票,逢年过节,还能发上肉,并且外公家里有三间平房——那是阔绰的象征,不过,我知道她是开着玩笑这么说的,其实她很爱我的父亲。父亲也常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不俊俏,因为人长地结实、能下地干活,才要了。每次他们说完这个几乎永无休止且不断反复的“笑话”之后,总是相视而笑。我知道,这是他们回忆青春年代的唯一笑话了。此刻,父亲必定想起了他青春时的英俊与风流,母亲也必定想起了少女时那欢乐——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父亲与母亲并非永远不吵架,但在我记忆之中仅有一次,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了,但是他们确实吵架了,而且吵得很凶,父亲死后,母亲告诉我,那是她们一起生活的23年中唯一一次吵架,因为父亲赌钱,母亲又说,因为当时父亲家穷,没有钱,没有房,又是贫下中农,所以象父亲这样的人能娶个工人的女儿是很大的荣幸,所以父亲从来是让着她。我也知道,父亲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菜先夹给母亲,我也知道,父亲从来不愿意让母亲去上班,只要家里够用,他就让母亲在家里做饭稍微干点农活。

  父亲中年去世之后,我问母亲,要不要再嫁人,我不会介意,因为你很年轻,未来的路很长。母亲说,我生是爸的人,死也是你爸的鬼。从此,我不再问这事,我知道,再问是对母亲的侮辱!几年来,依然如此,母亲永远在家等着我回家,等着我回去陪伴她,哪怕是短短几天也好。

  我的母亲与父亲在结婚之前就这么见过几次面,母亲常说,她在结婚之前连父亲的面也没见过,都是媒人撮合的。

  三

  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世界开始荒诞了,原有的和谐开始被慢慢撕裂,一切都是在以一种让人战栗的高速运转着,象风一般飞驰着。

  我发现,我想象中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不再存在了,这个世界遍布着可怕的荒诞,只有唐·吉诃德还在坚守着他的高贵,疯子一般冲向那辆风车。我不知道是塞万提斯的善意呢,还是塞万提斯的恶意,唐·吉诃德在与风车的战争中终于一败涂地。我生活的世界开始裂变了,一些让我羞涩的词语开始冲入我的耳膜。他们开始彻底地冲击我的世界观,冲击我那自以为是的淳朴。我发现,这个世界到处遍布着无耻。在这里,金钱开始吞噬我们。我开始知道金钱的重要,这个曾经在我们高中时候被诅咒为“阿堵物”的东西以他狰狞的面孔在我们周围旋转着。在我读过的书中,最让我震惊的一直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拉斯缔涅与拉斯科利尼科夫变成我自己,一个挣扎在新的物欲横流的青年。我开始明白,左右这个世界的是权利与金钱,我们都是物欲底下可笑的玩具。

  我看见我的刚进大学的那些来自乡下的女同学开始穿着入时、开始花枝招展、开始不停地更换男朋友、开始在外边的同居生涯、开始有说有笑地议论着将来美好的都市生活和她们未来有钱有势的丈夫,我也亲眼看见了我那一个个来自江西农村兄弟开始谈论着如何让自己的成绩更好,如何在某个单位某一个更好的工作,如何让自己以后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如何让自己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当然,我的兄弟并非都很乐观,有一点他们苦恼着,因为他们好象也发现了一点,靠一张文凭并不能买通整个世界,能买通整个世界的是背后的权力。他们绝望着,但是又把所有的青春与精力都投入到一场永远没有归途的战争之中,面对着一本讲授一些根本不是真理而自诩真理的书,他们都当成了伟大的作品,每天早上就开始起床背诵这些伟大的作品,背诵这些作品中的要义。因为我们的老师早已经布置了考试内容,只要你们能把这些内容给背诵出来,考试必定能得高分。

  我成了一个边缘人,因为我嘲笑着伟大作品的价值,我嘲笑着整个教育机器。这确实是一部运转得十分完好的机器,他象一个巨大的工厂一样,投入了资金、劳动、以及其他成本,我们都是这个大工厂中的一员,我们都期待着我们出厂的时候能在自己的身上敲一个合格证。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整个青春年代都在学一些毫无用处的废物,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浪费掉着四年的青春,因为我们期待着未来。“未来”,一个奢侈的词眼,这个词眼能带来财富,能让我们这帮在大学里受尽穷困折磨的学生走出那山旮旯的大学,能让我们产生疯狂的魔力,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把汗水撒在一些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再记得的可耻的真理之上。

  四

  大四的学姐要走的时候请我们三个原来在文学社撑台面的人物狠狠吃了一顿。她是个善意的好人。她有说有笑,刚从上海应聘回来,带回来一头的金发,告诉我们,外边的世界很大,别以为文学能当饭吃,文学屁也不是,哪个单位要你文学啊?都不要,要的是你的技术和文凭,你们这几个弄文学的,以为有了文学就有了一切,头脑要清醒点,到时候饿死的是你们,不是文学?她骂得很凶,我们多少也知道这并非是无缘无故地骂,她在背叛了自己之后把她的愤怒发现到我们身上。

  她是我们文学社的前任社长,她的小说细腻而又精致,透露一种离世的忧伤。在我们刚进大学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几个都把她当成了我们的文学前辈,我们阅读着她的小说,听她给我们讲《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宁娜》、《简爱》,我们把时间都耗在了学校的图书馆里,因为那里的西方文学名著数不甚数,我们似乎都领悟了什么是“灵魂在杰作中漫游”。非但如此,我们的身体也开始漫游了。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无休止地重温文学中的话题,我们总要把各自的见解争执到最后。而社长看着我们这几个不要命的青年为文学问题天天争执感到特别的有兴趣,这好象是她以前所走过的路。于是,我们仨再加她,成了一个在大学里总是不断争论的群体。我似乎想起我们当时开的一个玩笑了,在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变态社会里,总是有几个文学青年能集合在一起,无论黑天白夜,为了观念而不断地争执,甚至为了文学而决斗。

  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躲避荒诞的最好的理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藏身之处——文学。我们龟缩在文学之中,以为文学可以打破一切。

  学姐去了一趟上海回来之后,她大概是绝望了,她告诉我们,在上海,光房租就是江西的十倍了,你们以为靠写几个字能有什么出息啊,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上海的一切就是围绕着钱,没有钱,你一无所有,文学是什么,文学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废物——中看不中用。我反问她,当年的你为什么这么热中于文学,而现在的你,为什么又如此地憎恨文学?

  她的回答干净利落:

  文学害了我,为了文学,我失去了我早该得到的一切。现在,我要去追回那一切,容易吗?

  这是一顿不怎么愉快的“最后的晚餐”。

  五

  晚上散步的时候,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哭了,她告诉我,那个男人不要她了。她说,这是她活该。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她是女篮的队长,人很高大,但因此也颇为显老。她是新疆的汉族人,千里迢迢来到江西上学。据她自己说,坐火车回家一趟都要一个礼拜,而且她的家境也不是很好,所以每年只能回家一趟。但她很客气,每次从新疆回来,都要给我们篮球队的小伙带点葡糖干回来。因为经常训练的原因,我渐渐跟他熟悉起来,毕业之后,我们仍旧保持着联系,经常发个E —MAIL互相问候。她告诉我,她在上海工作几乎没有任何节余,因为房租太高,也因为单位的工资太低。她说她的工资才2000,而房租就要1000,所以一个月根本就剩不了钱,不向家里要钱已是万幸了。她还告诉我,她现在有个男人,那男人是个有妇之夫。但是她爱他,我实在不懂爱情是个什么样的鬼东西,她不求钱不也不求人,就是因为爱情把一切都交给一个有了妻子的丈夫?我狠狠地骂了她一次,要她脑袋清醒一点,但是她不听我的,她相信伟大而又神圣的爱情,她相信她的爱情将会获得胜利,她最后会拥有这个男人,她会拥有整个世界。

  我能理解,她在一个三流的大学耗尽了她的青春年华,岁月不留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残酷,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急需要安定,急需要把自己绑定在一个男人身上,这是她唯一的安全!

  她哭着说,她和那个男人的事情被他的妻子知道了,她妻子跑到她单位去骂她是不要脸的婊子、烂货、人尽可夫的荡妇,大概世间所有能形容女性不道德的名词在那一瞬间都从这个妻子的嘴里蹦了出来,她只能从单位里跑出来。她给那个男人电话,但是那人男人再也不接他的电话,过了几天,连手机号码都换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纵。面对这个让她绝望的城市,她告诉我,她现在正在哭泣。她告诉我,她想找回在大学里失去的幸福,但是,她现在一无所有,已经没有脸面去单位上班,已经没有了原来甜蜜的情人。留给她的只有眼泪和苦楚,这难道是当时那帮初进大学校门,笑得那么开朗、那么动人的少女中的一个该有的命运?

  六

  曾经文学社的三个好兄弟中的一个经常在网上问我,你最近还写东西,还在坚持读书吗?我反问他为什么不?他说,他已经不读书了,也不弄文字了。为什么不?他没有理由,他只是说他的工作很安定,他的生活也很好,他很满意他的世界。我想起那些不眠之夜,我想起与他的辩论,突然觉得一切都很可笑,仿佛那一切都是尘封千年的往事。他有他的理由,不过和我们以前的社长的理由很接近,唯一的不同是他不会诅咒那些弄文字的岁月。

  我想给自己找一个继续弄文字的理由,这理由是,文字中包含了追求与诉说。他反驳我,还弄文字你就是傻比,乘现在年轻,和你老婆好好过日子,说不定将来发了,可以泡几个年轻的妞玩玩。

  我知道,他陈述的是一种十分伟大的理由——一种地球人大都据此生活的理由:活着、发财、享受,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之上。我突然想起尼采的肺腑之言:“上帝死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小说中,伊万接着尼采的话继续说道:“假如没有上帝,那就无所不可了”。荒诞的大幕拉开,这这个世界里,勾引少女的博士先生可以毫不犹豫地为自己辩护:我不是道学君子,我没有为妻子保持贞操的义务;曾经当过我们半个文学老师的社长可以骄傲地宣布:金钱战胜了一切;那被荒诞的城市遗弃的少女在城市的角落里哭泣:谁在逼迫她一步步走向命运的死角?

  你愤恨吧,但是不无法阻止虚构在这个世界到处蔓延,朋友继续反驳。我已经无心作答,我想起一个十几年的老朋友,他比我早八年离开了学校,从此开始打工,他的母亲在他十四岁就死去了,父亲又是一个长年患病的残废。他在底层的痛苦之中无力得挣扎,他一直拼命来养活父亲和他自己,他把他的青春和汗水都撒在臭气熏天的制衣场的车间之中。他从未想过是哪一种荒诞在压迫着他,他总以为他用力气可以摆脱这永无尽头的荒诞。他永远不会去想这荒诞背后的秘密,资本已经成为制造世界的第一劳动力,在特殊的国度里,权力与资本勾结在一起,拼命要把他浑身全部扒光,只让他有一口喘气的时间!他不会知道,我们都是这部不需要道德、理想的伟大机器里的一个零件。

  七

  读过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人,恐怕都会记住小说中那几个狂放不拘的人物。他们象野马一样奔驰在路上,挑战着一个世俗世界,以一幅玩世不恭的姿态,向一个玩世不恭的社会开战。他们胜利了吗?我不知道,当印有切·拉瓦格头像的T 恤和帽子红遍整个大学的角落的时候,我发现这位好称“革命专家”、“本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成了一个大众的最时髦的玩具。理想在这个时代被当成一种时髦,可以随时印在衣服或脑门上,而灵魂深处,空乏得一无所有。走出大学的校门之后,我们马上学会了玛丽莲·梦露的风骚,穿梭在都市的霓虹灯下搔首弄姿,再一次与流行合流。前一次,我们是在大学的校门内歇斯底里地高呼着“切”——一个响亮而又伟大的姓氏,仿佛自己就是理想的代名词,后一次则是彻底把自己推进肯得基的夹心面包之中,咀嚼着过去的理想,然后做一个稍有别扭的动作,把新的流行一口吞进肚子。无论是“切”还是肯得基,都化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告别革命”之后便是“拒绝崇高”,在市侩的品味中,我们生活得美满温馨。

  我们告诉自己,渐渐成年,渐渐知人世,我们可以和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把道德、理想全部郑入城市边缘的排水沟。唐·吉诃德先生再勇敢,恐怕也无力与一个永无止息的巨大魔怪搏斗到底,更何况,他那幽灵般的仆从正在一边不停地嘲笑着这荒诞的理想家。我们,一个个从乡村来的孩子,刚开始都怀抱着信念,把汗水,把青春都耗费在了一本本把真理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著作之上,我们怀着并不高尚也并不龌龊的追求从乡村来到城市,从高中来到大学,从恐惧到适应,从淳朴到合流,在狰狞的风车面前,一个个倒了下去,又一个个接着我们的所走的路,继续与风车作战,继续在路上倒闭。

  死,在一条谁也不知道堆了多少白骨的荒诞之路上向我们招手!

  作者: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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