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一百多年后的闲谈:关于“戊戌变法”

  一个多世纪前,康有为以一介书生,历时七年、前后共七次伏阙上书,率领弟子们奔走呼号,力排重阻,倡言变法,终于惊动朝野,感动了清帝。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诸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就此拉开序幕;到同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标志变法运动的结束。前后历时103天。

  这103天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鸦片战争后历经内忧外患折磨的晚清社会积累的全部民怨的喷发。政治腐朽、道德败坏、割地赔款、最后是甲午海战败得一塌糊涂,社会危机鼎沸,人怨汹汹,朝野上下急需寻求一种新的出路,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此之前,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相加之和,也不足以和这次变法相比;在此之后,迄今为止所有的革命和变革,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内,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这次运动的继续。

  因为只有这次变法运动,才超出了以往富国强兵的变法俗套,才“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因为只有这次运动,才首次提出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才是为推动中国进入世界近现代化行列的求变。

  在这一百天内,康有为及其弟子们充当了变法的设计师,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利,频上奏折,递条陈,呈各国变政考,提出全面改革的建议。如政治上改革官制,裁减冗员,广开言路,选拔通才主持新政;经济上抛弃崇本抑末的传统,兴办农工商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文化上废除科举,兴办学堂,鼓励民间办报。

  在这一百天内,光绪帝根据维新派及其他言官的奏折,连续发布变法谕旨。如政治方面命令裁撤京内外大批衙门冗员,鼓励官民上书论政;经济方面允许绅民创办农工商实业,直至私人办兵工厂,奖励发明创造,引进西洋经济科技;文化方面命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学堂,设译局,允许自由开报馆,成立学会等。

  在这一百天内,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超过历年总和,士民的奏折多达650余件,光绪帝颁布的除旧布新谕旨共280余件,可谓目不暇接,马不停蹄,风鼓雷动。

  大变、全变是这次变法运动的主旨,和平地骤变是这次变法运动的方略,士子发动和皇帝推动的结合是这次变法运动的动力,通过除旧布新达到自强是这次变法运动的目标,伸张民权是这次变法运动的精髓所在。

  正因为如此,这次变法运动的悲剧性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仅缺乏经济基础和民众基础的骤变根本不可能,而且无实权的皇帝和无权力的维新士子结合形成的变法集团的软弱,有实权的太后和有权力的守旧官僚结合形成的反变法集团的强大,如此力量的对比使变法运动直到最后也难以走出关键的一步:改革官制,设立制度局取代旧官僚机构,以总揽改革全局、制定和推行新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这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至为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取得进展。依靠旧的官僚机构变法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这次极其短暂的变法运动迸放出极其瑰丽壮观的光芒。特别是那大变全变的主旨,伸张民权的精髓,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千年未有的变革新风。在当时就造成京城内外“舆情翕应,绩效若飞”,“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时尚。后经百年沧桑,不仅光彩不减,反而增添了新的魅力。

  过去的一种定性观点是:戊戌变法是一场改良运动。其实,戊戌变法是一场形式上改良实质上革命的运动。她要改的就是“行之二千年”的“祖宗成法”,她要变的就是千年未变的专制制度,她要借鉴的就是“万国之良法”,她最终要建立的就是近代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不过她采用的是和平手段、君主立宪的形式。

  过去的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属于改良运动。其实,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都是以改良面目出现而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运动。洋务运动的着眼点是在坚持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的经济技术方法通过改良实现自强,戊戌变法的着眼点是全盘借鉴西方制度良法从政治变革入手实现自强;洋务运动变的是事器,戊戌变法变的是制度;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中遭到了彻底破产,戊戌变法却断送在包括洋务大员在内的守旧派的屠刀之下。

  过去人们认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软弱的资产階級改良派。但是,全观戊戌变法的前前后后,这些由布衣书生结合而成的维新派所表现出来的屡败屡起的锐志,大刀阔斧的气魄,不成功则成仁的风骨,匹夫发愤勇担天下大任的雄奇情怀,足以让当今一些奢谈改革而力行平庸的精英们汗颜!

  过去人们常说,光绪皇帝是一个软弱的傀儡皇帝。但综观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那打破常规任用维新志士的气度,明定国是发布变法动员令的果决,“乾纲独断”连下变法谕旨的魄力,不顾太后掣肘痛斥守旧官僚的猛气,为变法舍身被囚的精神,足以令当今言不离改革而行动上畏畏缩缩的另一些人羞赦!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政变发生后,军机四卿之首、“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本来完全可以走脱,但他坚决不走,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力劝梁去日本使馆躲避,自己却坚守浏阳馆。日本使馆人员劝他暂避一时,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以可免之身,守必死之所;以青春之躯,祭自由之花;言之壮烈,足贯神明;千古以下,为之悲歌!

  另一位“戊戌六君子”、御史杨深秀在政变发生后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毅然上书,责问慈禧太后皇帝何以被废,要求太后撤帘归政。其堂堂胆烈,百年之后仍使人凛然敬畏!

  1898年8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等逃亡国外,许多参与维新的人或被拿捕,或被革职。

  专制者能砍下“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能逼走康梁,但却绝对阻止不了气壮山河的变法精神的延续。

  百年雄魂仍在,世纪浩气犹存!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孟令伟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历史长河 » 一百多年后的闲谈:关于“戊戌变法”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