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未来十年就是到2015年以前。说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首先应该对到2015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有一个判断。

  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即重工业一旦在全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达到一半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就算是基本完成了,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关系看,一半就是1,三分之二就是2,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系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本,“霍夫曼系数”已经达到3,80年代中期的“亚洲四小”都达到2,都是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标志。中国在改革开发前由于特殊的发展战略也曾达到3,但不是正常的工业化道路,改革以来进行了很大调整,80年代出现了轻工业的超前增长,重工业比重虽之下降,但是到90年代以来,重工业的比重又开始上升,目前的“霍夫曼系数”约为1? 25,所以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到2015年“霍夫曼系数将可能超过2,工业化任务也将进入到后期阶段,人均GDP 将达到3500美元。

  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是城市化的高潮,中国由于过去一直采取工业化超前战略,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相比极不同步,所以在未来十年中城市化高潮还会更“高”一些。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不仅人口要进城,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资金还好说,目前就有较多剩余,主要是土地极为稀缺,因为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平原只占12%。工厂、城市和道路都要建设在平原,而平原又是中国最宝贵的农业资源。中国有超过19亿亩耕地,其中坡度低于8度的平耕地只有9亿亩,主要在平原,都是耕作条件最好的优质耕地,以粮食亩产来说,平耕地的亩产量是其他耕地的两倍以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平均在1千公斤,亚洲国家膳食结构不同,消费粮食少一些,也要500公斤。中国到2015年人口将超过14亿,人均500公斤总量就是6亿吨,1998年是中国粮食产量的高峰,达到5. 1亿吨,但是自1998年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以及退耕还林等原因,耕地减少了6364万亩,年均减少超过1千万亩,产量也减少到今年的不到4? 5亿吨。虽说有粮价下跌、农民减少种粮的因素,但耕地减少的影响更大。如果由于耕地不断减少,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甚至继续下降,到2015年的供需缺口就可能扩大到1. 5亿吨。长期以来,世界的粮食贸易量稳定在2亿吨上下,如果有四分之三让中国买走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没有粮食,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统统提不上。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笔帐,1998年以来中国耕地面积减少如前,而非农人业口增加了5140万人,人均城市化占地是1. 23亩,去掉退耕还林面积也要0. 8亩,按此计算,如果到2015年中国的非农业人口再增加3个亿,中国的城市化率也才达到45%,耕地却要占掉2. 5亿亩,这怎么了得?所以,土地以及粮食供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关系就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

  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最显著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轻工业主要是生产吃穿用品,所以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需要地表以上的农产品资源,而重工业主要是生产住和行的产品,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金属和能源,资源指向也就从地表以上转为地表以下。中国虽然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但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却都在世界的5%以下,人均排在世界80位以后,所以相对于需求来说极为不足。以钢铁来说,去年中国的产量已经是美、日产量之和,今年的总消费量将达到2. 5亿吨,明年可能上升到2. 8亿吨,但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看,人均消费都是1吨钢。中国对钢铁的需求可能还要高一些,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正在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消耗的钢铁还有满足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内容。二是中国的人均平原面积太少,为了减轻城市化与农业在土地资源上的矛盾,必然要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这就会使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水平比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容积率高就高楼大厦多,而高层建筑每平米所消耗的钢材比一般性建筑要多出三分之一。人均1吨钢2015年14. 5亿吨,差不多是目前全球每年的钢铁产量的两倍,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两年钢铁生产和投资的增长率太高了,已经高得“离谱”,认为人均500公斤即总产量7亿吨都不可能,但是,去年浙江的钢材人均消费量差不多就是500公斤,浙江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就是未来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吗?但是仅有需求还不行,还得看供给条件,自己生产不足就得进口。今年中国铁矿砂的进口量超过1. 5亿吨,已经超过日本,已买进了世界可贸易量的30%,7亿吨就得把目前世界铁矿砂的全部出口都买下来,而14亿吨世界铁矿砂的产量就得翻一番。

  与石油比较,钢的矛盾还不算最突出,因为世界铁矿砂的可采储量还有3500亿吨,如果中国需要供给还可能增加,但目前世界石油的可贸易量只有16亿吨,而且产量增加的难度很大,后备资源也不多。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的原油至少是1吨,美国是4吨,日本是2吨。中国从1993年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今年的石油进口将达到8千万吨,比去年要增加1千万吨,到2015年如果人均消费一吨油,总量就要14亿吨,国产能力可能只有2亿吨,就要进口12亿吨,等于要把全球四分之三的贸易量买下来。由于世界石油资源的短缺,大国的石油利益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但是中国人均石油消费上不来也搞不成现代化,目前中国私人轿车的保有量只有400万台,家庭拥有率只有0. 3%,而发达国家都在70%以上,如果没有宽敞的住宅和家庭轿车,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目标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差距矛盾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制约。

  此外,还有水资源的制约问题。

  环境因素也是很大的制约因素。中国由于缺油,未来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煤,而煤的燃烧会排放大量有害气体污染大气。中国的有限的平原面积90%集中在沿海,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都会在这些地区展开,为了尽量减少占用耕地,工厂和城市都会在有限的地域上集中,也就会造成有害气体、液体和气体排放物的集中,其集中程度可能只有日本才能相比。但日本是岛国,国土呈狭长状,海洋大气环流的运动,使日本比较容易净化大气,工业和城市污水也可很快流入海洋。中国则不行,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受海洋季风的影响,大气主要是自东向西流动,例如每年刮的台风,运动方向都是从海洋向内陆吹,就不容易净化大气。河流也比日本长得多,不利于污水的排放。

  还有就业问题。轻工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而重工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所以进入到重工业主导增长阶段,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到重工业主导增长阶段,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力明显衰减。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达到7%以上,就能基本上吸收掉当年新增的劳动力,但是近几年中经济增长率都在8%以上,却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的趋势。中国由于改革前的特殊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工业产值超前增长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的“二元结构”矛盾,至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高达3. 7亿,可实际约只需要1. 5亿人就够了,富裕的劳动力就是剩余,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重工业化的趋势,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就出现了“三农”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到2015年虽然中国的人均GDP 增加到3500美元,而农村仍然是9亿甚至是10亿人口,中国说什么也不是现代化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只能意味着富者逾富而贫者逾贫,社会发展就难以保持稳定。

  总之,在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将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有些问题如能源、矿产供给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就会显得极为尖锐,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制定好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因为篇幅所限,这篇文章重点是谈限制因素,中国实际上还有很多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有利因素,就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实现在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

  2003年11月27日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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