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我们珍视和期待广东什么?

  25年来,提起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说到广东。

  广东至少在最近的两千年中(除了鸦片战争年代外)从没有象过去25年那样吸引人们的眼球,招致那么多羡慕、向往、嫉妒、竞争和争议。25年前的广东是一个边远、贫穷和低调的地方。但时势造英雄。在那条著名大河的三角洲地区,在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结合部,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广东人创造了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奇迹,不仅把珠三角打造成了世界著名的出口加工区,而且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在改革开放方面领跑中国。

  广东模式被演译成很多版本在全国各地复制。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东北和西北的人们十分虔诚地检讨着自己和广东人的“观念差距”。因此,破译广东奇迹的秘密,揭示广东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对其他地区的改革以及整个宏观改革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广东奇迹的秘密

  为破译这个秘密,我们特意来到蛇口,拜访了老八路出身、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人”的袁庚先生。1978年10月,解脱康生制造的冤狱才不过三年的袁老,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重返久违的香港,袁老看到了大陆穷折腾期间香港发生的惊人变化,同时也注意到香港奇迹与广东贫穷和内乱之间某种令人尴尬的互动关系。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广东人偷渡逃港,香港获得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加工制造业迅速崛起。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初,逃港之风仍甚,袁老就亲眼见到漂在深圳河上那些偷渡丧生者的尸体。他痛心疾首。1979年2月,历史终于出现重大转机。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直接部署下,在蛇口圈出了一块只有2. 1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做试验区,袁老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负责人。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也要稿一块和香港差不多的地方,吸引人才创业,遏止逃港风潮。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动机却拉开了整个中国城市改革的序幕,使蛇口成为城市改革的起点和后来深圳特区的发祥地。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袁老许多初衷都未能进行到底。事隔二十多年后,他仍在真诚地检讨自己,说他在蛇口问题上犯了三大错误:一是当时准备批给他的地方比他选中的地方大好几倍,他没敢要;二是当时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三是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大资本家要在蛇口投资入股,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他谢绝了。以至蛇口终究没能做大做强。袁老对我们述说的这一鲜为人知的改革序幕,使我们领悟到中国的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一样都是始于危机压力和青萍之末,同时更领悟到中国改革的坎坷。

  蛇口兴起之后,广东悄然遇到了三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三个历史机遇中的前两项是很难在其他地区复现的,各地学习广东时务请注意):

  第一,由于改革之初很多优惠政策只给了深圳,因此使深圳成了当时全国政策最宽松最优惠的外贸窗口和出口加工区,资金和人才迅速聚集。很多部委和国有大公司都在深圳设立了窗口公司。由于当时我们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香港开放,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深圳就有了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在整个八十年代很少有哪个单位或政府的一把手没去过深圳就是证明。后来,开放的范围在广东进一步扩大,首批四个经济特区广东就占了三个,整个珠三角事实上都已对外开放,为迎接第二个战略机遇作好了准备。

  第二,在广东大建特区的同时,香港的加工业却达到了顶点,急需产业升级和移出加工业。这时的深圳和珠三角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香港加工业转移和形成“前店后厂”的理想地区。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香港转出加工企业五万多家,留在香港的企业不足原来的10% 。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成了“世界加工厂”。原来逃到香港的广东打工族如今以老板身份回到珠三角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后来又有大批台商进入广东。事情到此好象还缺点什么,就又有一个“天赐良机”送给了珠三角。

  第三,几乎与第二个机遇同时,农村联产承包一推开,农村劳动力就过剩了。于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涌向珠三角,成为广东二十多年似乎永远不用长工资也永远不用给任何福利待遇既廉价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广东的崛起真是“天做之成”!

  公平地说,广东的崛起是因为广东抓住了上述机遇。但广东持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无数第一而且至今综合竞争力仍是第一,则是因为在上述机遇下深化体制改革的结果。这一点在深圳表现的尤为突出。

  广东在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创造性贡献,官产学各界均有大量研究,不再详述。笔者认为,对广东高速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体改因素有如下几项:率先放开价格、率先实行财政包干及后来的财政分成、率先批租土地、率先实行人才招聘和分配制度改革、率先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率先从住房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引进合资独资和股份制并成为两大股票交易市场之一、率先完成较成熟的海关制度建设、(在深圳)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并逐步法制化、率先拥有地方立法权、率先拥有(至今仍如此)与全国人民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权等等。

  广东之崛起并非偶然。但二十五年光荣与梦想,确实值得广东人骄傲。

  广东相对衰落的秘密

  广东当了二十多年冠军之后,近来忽然有人说广东衰落了,甚至还有广东危机云云。有不忿者替广东算了一笔帐,把GDP 增长率、出口创汇额、综合竞争力等等加减乘除一番,得出结论说广东仍然第一。广东目前仍然第一,我信。但笔者在广东确实深切感受到广东人的底气越来越不足。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今年江苏的招商引资额已超过广东;广东没有土地可供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不那么重视广东,把深圳做好的黄金交易所方案批给上海了;深交所年底恢复发行又没戏了;二板市场还是遥遥无期;CEPA强调零关税和原产地原则之后,加工业要向香港回流了;深圳特区“不特了”云云。

  回京后笔者也感觉到似乎舆论不大关注广东,大家一窝蜂炒东北。连CEPA这种与广东最密切的大事,广东与香港已开了六次协调会达成了一系列“紧密经贸安排”,似乎都不大有人理会。到是上海和北京与香港搞的挺热闹。这事真是有点——怪了!难道广东真的衰落了?

  不错,广东确实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显示出种种增长乏力和相对衰落的迹象。为什么呢?广东人自己似乎觉得广东周边的种种环境都开始有点和广东过不去。好象本来大家对广东的爱情挺瓷实,近年来却冒出若干第三者,搞得大家意乱情移。事情果真如此吗?非也。这时候真用得上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句名言: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笔者认为,广东增长潜力相对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广东身为改革前锋,却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

  广东由于体制变革所释放出的能量和空间在二十年间基本用完,而别人现在和你体制趋同,但处在利用能量和空间的起点或中点,正所谓“后发优势”。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广东就已显示出种种疲态。虽有邓公南巡对改革的推动,但好象是推动了全国,广东自己并没有怎么动。广东只是作为榜样被人学习和模仿。在整个九十年代,似乎只有深圳搞了一套行政方面九个法定化的规矩,但也未见得有多少人知道。其他就没见大动静了,好像广东率先在全国完成改革了。

  曾有人在网上痛陈深圳当前的种种弊端,深圳市长也曾礼贤下士认真对待,又出台一套行政三分制方案,后来又都没了下文。当年袁庚先生在蛇口搞的一整套开政改风气之先的民主评议干部、媒体独立报道、舆论监督权力等等制度创新,也随着袁老的退休而销声匿迹。那么,深层次地看,广东在改革方面有哪些显得“虎头蛇尾”呢?

  第一,深圳特区真的“不特”了。但究竟怎么个不特法,大家的评说并不一致。普遍的看法是,深圳那些优惠政策现在大家都有,深圳还有什么可“特”的?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把改革仅仅看成“简政放权给优惠”的全国性误解。对个别地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度里普惠化是早晚的事,国家也难以忍受区域不平衡的长期化,我想这一点深圳乃至广东早就明白。但大家忘记了一点:深圳还是全国最早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至今也没谁宣布深圳不是这样的特区,二线关的铁丝网和五千守关人仍在,边防证也还要。但至少十来年深圳没进行什么象样的综合改革试验。深圳越来越象一个副省级城市而不是什么改革试验区。现在去深圳,很难再感受到当年那种改革先锋的朝气和锐气,某些传统体制的味道(如官场习气)好象比其他地方还多了些。

  深圳如此,广东其他两个特区更不必提了,二十年来它们也就办办展览开开会才比较引人关注,好象人们早就忘了广东还有这两个特区。

  第二,在人们的印象里,广东是最早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的,因此个体私营经济对广东的贡献率现在理应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错了。以广州为代表的一批城市至今仍以国有经济为主,远不能和江浙相比(我没有半点说国有经济不好的意思,只是觉得这种现象出在广东有点怪)。

  第三,象广东这种长期依赖外来打工族发展的地区,政府管理方式特别是人口户籍制度的改革居然慢于国内很多地区,也是一件怪事。著名的东莞长安镇,户籍人口只有3. 5万,实际常住人口70万,年创汇已经超过25亿美元。本镇拥有上等级的公路200多公里。一个科级建制的镇,二三十个公务员管理着比内地很多地级市人口还多的城市,可谓是一个管理的奇迹。但也有尴尬事。按级别编制本镇只配备了15名交警,管不过来200多公里路,只好雇了一些交通协管员。某日,有港商驾车途径长安,因违章被协管罚款。港商忿而向省有关部门投诉,说在广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先进地区居然还有如此不讲法治的事情,不是交警凭什么罚款?让人无法解释。(排版时做个案处理)

  第四,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笔者没料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广东人民早就富得流油,人均GDP 都1. 4万了还不富?但广东却有沉重的两翼和非常贫穷的北部山区。甚至广东新当家人在视察了清远山区后都连呼:“没想到广东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其实,广东内部的经济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和全国一样突出,富的只是珠三角。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发展在广东都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看来广东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基本是眼睛朝外,对自己的落后地区及更大经济腹地的建设着力太小了。

  公平地说,广东、深圳改革迟缓并不完全是广东、深圳自己的责任,有些事他们也左右不了,比如金融体制。全国改革十几年来步履维坚,广东也不可能单出头。但广东在体制上能够操作的空间仍然很大,广东自己的努力却很小。

  广东将再次“领跑中国”吗?

  二十年多来,不仅广东认为自己最优秀,广东内部许多城市都认为自己最优秀。加上近年香港经济一直低迷,广东有些人便不把香港放在眼里了。广东二十多年来以香港为师而起家,现在部分学生认为香港也不过如此,自己的家已弄得象模象样,可以出徒了。香港不行了,那么谁做珠三角的龙头呢?广东内部若干诸侯之间就暗暗较起劲来。最微妙的是广深之间。笔者看到,珠三角内部事实上正在上演一场合纵连横的大戏。

  在深圳风光了二十年之后,这几年广州悄然兴起,尤其是把番禺一划进来,广州顿时从沿江城市变成了既沿江又沿海的城市,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珠江两岸的夜色已经有点象上海外滩了;南沙大港正在建设;以广州为中心通往港澳的高速公路也快规划完毕;广州市区的道路整顿更是早见成效,“终于甩掉了堵车的帽子”。而深圳恰在此时开始堵车了。广州的一系列大动作使深圳感到自己正在边缘化,于是深圳官产学一起动员起来要重新定位自己,“深港一体化”的呼声最高。然而,香港和中央对这一呼声似乎很矜持,迟迟不见回应。眼下的深圳真有点不知何去何从。恰在此时有学者冒叫一声:干脆把深圳变成第五直辖市吧!把深圳官方的神经搞的很紧张:君勿轻言,这问题哪是可以随便说的?广深之间这一较劲,周边的小兄弟们更不知何去何从。东莞一会儿听说要以深圳为中心,一会儿又听说要以广州为中心。看来“小珠”内部真是到了整合期。(排版时做个案处理)

  就在“小珠”内部有点小家子气地闹腾合纵连横之时,广东的新当家人出来说话了。这位有多年东北学习工作经历的领导人似乎天生大气,一出手就超越了“小珠”内部的龙头之争,抛出一个小珠、大珠、泛珠一起整合的大战略,而且给出了一系列方程式,让人为之一震。根据这个战略,广东再次面临重大调整期:国家和东盟的10+ 1战略的实施、CEPA的出台以及广东周边各省的奋起直追,给广东带来了又一次重大机遇。广东应“南进北拓”,向南呼应10+ 1和CEPA,向北应拓展广东的战略腹地,联合周边数省共同南进,与港澳一起形成“泛珠三角”的战略联盟和区域合作态势。此说一出,广东马上就有了新气象。有经济学家出来算帐,说只要此战略成功,泛珠合作区就占了全国土地人口的1/ 5和GDP的1/ 3。言外之意,另一个三角洲就又不在话下,广东重新“领跑中国”也就当仁不让了。

  笔者衷心希望“泛珠概念”成功,因为中国太需要广东这部发动机了(当然也需要其他发动机)。但是,泛珠要想弄成,广东的外功和内功都要十分了得才行:

  第一,“泛珠感念”的歌德巴赫猜想不是9+ 2也不是11+ 2而是1+ 2,即粤港澳关系。香港是否愿意放下身段重回“大珠”当龙头,对“泛珠”能否成功第一重要;第二,周边数省的态度至关重要;第三,中央的支持至关重要;第四,“小珠”内部的整合至关重要。要想实现“泛珠”战略,深港首先要一体化。要使深圳尽快与香港联合形成泛珠地区的金融制高点和物流制高点,深圳还要成为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区,认真学习和试验香港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同时,广州要成为泛珠地区的重化、加工、交通、文化中心,成为其他数省与深港连接的枢纽。这一番整合应是建立泛珠的起点。

  第五,广东自己沉重的两翼和贫穷的北部是连接周边数省的战略通道,不先自己整合好就就谈不上连接。

  结语:我们珍视和期待广东什么?

  我们珍视广东25年改革的先锋精神及又一次“领跑中国”的勇气,我们祝愿广东成功。

  我们期待广东不仅在发展方面而且仍然在改革方面为中国的未来作出新的示范。

  原刊于《中国改革》2004年第一期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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