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人文文化的缺失与东北的腐败现象

  新的世纪开始的几年里,似乎在预示:东北地区在这个十年里将要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地区。果不其然,先是慕马大案、刘涌事件、以及杨彬等一系列的事件都将东北地区推向了前台,最近田凤山又因在黑龙江省的所作所为黯然落马。而后,又有了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

  尽管腐败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但从哈尔滨国贸城事件开始,到近期仍在震动之中的田凤山事件,这种存在于地域上的显著性和广泛性不能没有文化上的深层次背景。我认为,人文文化的缺失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失衡状态,必然导致权力失去了制衡的利器。

  东北地区人文文化的缺失

  东北地区真正的近现代本土文化形成于清末。随着为了对付境外列强入侵的压力,清政府于清朝末期对于东北地区实行了开禁政策。这样,大量山东、河北移民迅速涌入这一地区,开始形成近现代的东北文化。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文化的特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移民中存在着经济型移民与政治移民两种类型。东北地区早期移民中,政治性移民占有一定比重,(即流人文化)但在近代移民过程中,却是以经济移民为主。这也就自然导致了其文化殖民地的特性。即在经济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系统,但在文化上却长期依赖于其文化来源地。因而,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在人文文化上难以有所建树。对照美国移民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经济移民以外,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另一重要源头是宗教移民,可以笼统归于政治移民一类。因而,美国早期清教徒在人文文化上具有着强烈的独立追求。这一点在东北移民过程中难以看到。但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另一面,却可以在东北文化中清晰地表露出来。这就是移民过程中所形成的叛逆性和现世性特征。

  无论是哪一种移民,在其决定迁徙的动机中都包含着对于原有文化、经济等宏观背景和体制话语的批判。这种批判态度本身必然地形成叛逆性的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化中来就成为整体性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对于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冷漠态度和割裂情结。同时由于东北地区一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这样,又缺乏体制性的因素来建立中国传统式的文人社群。这样,在东北文化的形成期开始,在整体上没有与经济、行政制度相应地建立起自身的人文文化风格和文化辐射结构。而且由于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开始在城市里成为优势话语,传统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辐射与整合的能力更丧失贻尽,传统人文文化难以形成自己的市场。

  同时,在以经济移民为主体的移民过程中,现世性的追求必然成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这种现世性本身也意味着对于技术文化的承认和对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否定。因此,在价值的天平上必然地倾向了现实技术型的文化价值观。

  在日伪殖民地统治时期,这种技术型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肯定而且加强。其表现为城市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各种现代化大学的出现。但这些教育都是以技术型和行政型的人材培养为主,而故意忽略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中人文教育的一面。而且从日伪统治者来说,自然对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和西方现代的人文文化都持有敌视态度。故意摧残残存的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并压制与现代教育制度共生的西方式的人文文化的形成。

  解放后,东北地区作为建国初期大规模建设的地区和资源的重要地区,一直偏重于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任用。在东北地区的高校为例,工科院校的比重明显高于综合性院校和其它院校。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南岭校区(原吉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都属于全国性的一流工科院校,而且其它的理科、农科、医科、以及其它一些专业性院校也都在全国同类院校中位置明显靠前。尤其是考虑到东北地区是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人均指标就更为突出。而人文科学中有全国具有影响的高校只有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而且在综合性大学的建设上,也表现出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偏重。这样,实用型人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比例很不相称。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人文知识分子的缺失一直成为东北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解放后,东北地区政权的建立、对于原有企业的改造、苏联援建的大企业的建立、后期自主建立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都使行政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型的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了社会的话语特权。虽然在几十年里,行政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型知识分子也有着一些矛盾,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技术型知识分子不再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伍,而日益成为了行政型知识分子同一平面上的竞争者和合作者,而且二者之间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转化的共生性系统。而人文知识分子则被彻底地边缘化了。当然这种边缘化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在东北地区尤其突出。这使得本身就很微弱的人文知识分子声音几乎完全失语。

  从移民时代开始,经历了殖民时代和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东北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式的以行政官僚、技术官僚为主导的社会格局。人文知识分子只成为了这两种话语的一种点缀,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话语。因为没有人文精神、或者说独立的思想作为内核,那些伪人文话语充其量只不过是技术话语的一部分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东北近现代文化的形成缺乏本地资源的基础。近代对于中原文化的直接移植过程本身就是以非本地资源为人文文化的产生资源,它必然带来人文文化与本地资源之间的脱节与对立,殖民地时期虽然阻断了中原文化的源头,但却是以奴化教育为人文教育的根本,同样是以外来文化为资源构建人文文化,当代东北地区恢复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但也同样恢复了人文文化与本地社会资源之间的断层状态。因而,东北地区的人文文化资源长期处于一种能指与所指的漂移之中。这更加使人文文化无法对于社会生活形成有效的制约。

  而且这种人文人材的缺失与传统人文文化资源的缺失贯穿着东北文化发展的脉络。这必然造成东北地区人文话语的缺失。因此,东北的人文知识分子常常成为社会上的失语者。在社会上难以产生相应的影响力。

  为什么人文话语的缺失和腐败相关?

  人文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的砝码。它是一种生产思想,生产价值取向的社会力量。它作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尺度对于现世的价值标准作出调节和制衡。没有这种话语对于具体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追求,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的个体必然陷入一种对于社会资源和其它生存个体的掠夺式竞争之下。共生性的系统将被迅速地打破,从而走向社会系统的割裂与毁灭状态。宗教对于现实社会的制约表现于此,人文文化对于全社会的贡献也正表现于此。尤其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人文话语一直作为一种社会理性成果为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提供着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同时也提供着监督与制约机制。不能想象,没有近代以来的人文思想会产生出近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个只以经济发展、物质发展为一切的模式中,缺乏人文文化思想的机制必然要带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面失衡。

  东北地区这种人文资源的缺失在当代商业性话语的引入面前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其实,在商业性话语没有侵入的时候,这种问题也以其它方式一直在张扬着,如官僚主义的盛行、等级制度的兴旺、行政的一元化领导等在东北都很有市场,但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变相的腐败而出现,)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文文化的缺失也就意味着共生式的思维的缺席。既没有传统宗法式的传统人文思想的制约,又缺乏现代社会法制化民主式的人文思想的实现,东北地区就成为一个纯粹的二元式的你死我活式的现实利益互搏,而不是几种力量搏奕式的共存式发展。

  从东北文化的形成时期开始,东北一直缺乏原生的独特文化价值。从日伪时期开始,体制文化一直对本地文化作着一种策略性的割裂,在日伪时期,统治者一直采取着一种利用通俗城市文化打击土生文化和西式启蒙文化的策略;解放后,计划经济不只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管理的层面上,长期共存的条块分割使得东北地区的人文文化只有全局性的宏观背景,而缺乏地域性的微观背景。这必然造成了文化资源和文化理念上的断层。这更加加重了本土文化的资源开发与社会大众话语之间的断裂局面。

  人文话语的缺失一方面表现在八十年代之后,东北文学艺术生产的衰落上。在八十年代之前,东北地区的人文话语作为一种变相的技术话语和行政话语曾经有着一段不错的历史。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曾经拥有自己几十年的辉煌。但作为新中国的三大电影基地之一的长影在新时期显然没有了自己在艺术上和市场上的人文追求和价值取向。与北影和上影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与西影等相比,也显得毫无生气。这主要并不表现在国企病上,(因为其它制片厂也是一样),而是表现在以人文文化为基础的艺术追求上。除了主旋律的影片生产之外,它明显地失语。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作为一个主旋律影片的生产基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就本质而言,主旋律影片中更多地是表达着一种官僚话语和技术性话语,而非人文话语。

  另外的一个明显表征则是在新闻出版行业内。东北的各级新闻出版系统明显地表现出独立精神的缺乏。在南方报业和北京的各大报业竞相改革的时候,东北的各级媒体牢牢地被行政话语和技术话语所限制。尽管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凭借长期形成的经济资源度日,但却在社会上明显地缺乏自身的文化功能。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载道精神还是随着近代文明而来的以市民话语为基础的启蒙精神都难以在媒介上表达自己的声音。它们都成为了行政话语和技术话语下面的一个子系统,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独立品格,不再思考自己对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新闻监督本身是抑制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是人文知识分子话语的重要阵地。由于新闻机构长期以来并没有跟随社会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尤其在东北地区,新闻话语几乎完全成为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的发言场,这就使其完全丧失了对于这二者的监督能力。

  应该说人文话语的另一个讲坛应该是高校和各级教育机构,东北地区的高校在八十年代之后,日渐成为教育企业,人文话语本来就微弱的呼声也为技术型话语和行政型话语所压倒。东北地区的合校风潮在全国走在了前列,而本来就日渐式微的人文学科更难以发出声音。同时由于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文话语和社会话语的割裂,外界的市民呼声作为研究资源传不进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作为思想传不出去,也就自然难以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由于缺乏来自于传统的宗法式的人文话语和来自于近代科学的现代人文话语作为日常百姓的信仰资源,其它的极端式的思想很容易乘虚而入,鍅耣功在东北城市里起源就是一例。)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人文话语的弱化。那么,这种人文声音的失语就使得社会的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的话语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制约。人文话语的缺失从社会角度上来看,缺乏现代式的舆论制约和乡土式的宗法制约,也缺乏对个体生命的道德制约。这样,个体的感性需求就会无限地膨胀。自然会使腐败成为新东北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凤山本来不是一个胆大妄为者,而是一个行政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尽管起自农村,但起码日后受过高等教育,失去了舆论和法制的监督以及人文精神对于个体的制约自然会使其一步步地失去了自身的约束;国贸城案件中副市长的朱某,本来是一个出身于高校的地道知识分子,但连起码的人格都丧失殆尽,走入歧途;慕绥新、马卫东学历、学养基于前两者之间,但牵动更大。这一切如果只用个人操守和社会体制来说明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身边的人、身边的话语对他们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成长的历程对其每一个决定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文话语的缺失必然造成个体对于道德思考的缺乏。这一点在技术型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而且由于人文话语的缺失,社会舆论和社会制约机制长期处于弱势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难以建立,这是产生腐败的更重要的原因。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应该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否则,东北地区的发展仍然不会出现良性循环状态。而腐败是制约全面发展的最大敌人。它代表着无组织力的增长,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力量制约它的疯狂增长,任何有效的系统都会因为它而出现扭曲乃至于崩溃。在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文话语应该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应该成为一个首先建设的关键。

  作者电子邮件:jfei_1@163.com  

  作者: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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