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谁能监督省委书记

  时下舆论在大陆特说如何监督省委书记,我也来凑个热闹,谈一个我与一位已经下台的书记的较量,如果他还在台上,可能就不会有这篇短文。

  1993年,我就从内地的政府机关去了香港某中资媒体作记者,当时年轻气盛,再加上受香港传媒狗仔队的影响也喜欢多管闲事。风闻某高干子弟在马会抢占位置,被媒体曝光,港记并不知道肇事主角是何许人也,但我是知道那人是某省委书记的子女。一打听他在一个港商的公司做事,而这位港商在那个省份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路还未建成,已经开始收费,港商的投资款是从国际大财团融资而来,奇怪的是港商的融资却是由那个省里政府背景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提供担保,也等于说这位港商几乎是空手套狼。更绝的是投资回收期从先前15年降到8年,而且还有利润率的保证,若收的路费不够,要由当地的省财政补足。

  经过初步的调查,我觉得这里面有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的嫌疑。我先写了篇稿子,内容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签利润回报率和为外商担保,文章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国际金融强力反弹,导致高盛国际、日本财团对这单公路生意的强烈质疑。文章刊出的当天,港方以亲中身份,状告记者阻碍国家的改革,阻碍外商投资中西部。那个省的领导也向北京打报告,向我施压,报馆高层则责怪我破坏了爱国人士的生意。我申辩,内容如果有错,我辞职,至于人情,爱国商人的爱国行为与我无关。后来有人传出话来,要动用黑社会收拾我,这激起我更大的愤怒,掌握了更多的资料,以备不测。

  软硬兼施,屈从于压力,甚至人情,我从此罢手,不敢再管这事。之后不久,那条路还是如期动工,居然从头到尾国家计委都未立项批准,现在,那位港商已成功套现,逃之夭夭。不过,后来,那位港商因为炒恒生指数,公司惨遭清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在《东方日报》刊登追讨800万贷款的公告,也不顾及这位港商的爱国面孔了。

  省领导要把当地的交通搞上去,港商要体现爱国行为,支援西部建设,一单生意就这样做成了。至于幕后的事天才知道,那位高官也软着陆了。

  至于那位高官,我的评价是深得官场运作精髓,虽然他文化不高,但有一副亲和的面孔,善于关怀下属,对谁都客客气气。但在那个省,众所皆知,他的儿子包销某品牌酒,圈过地,身家也是不菲。那位高官基本不会说任何违背上面的话,每一句话都符合文件精神,可以说“搞改革的胆子小,搞钱的胆子大”。相反,他的省长搭档都是媒体明星,经常有想法,谈论这评论那,最终官运不济,郁郁寡欢而逝。时下的一些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只要你经济搞得好,百姓有饭吃,你贪不贪反而百姓懒得管闲事。恰恰是穷的地方告状的多,有的地方恐怕吃一顿饭也去告状,有的地方即使高官赚得身家上亿,百姓也不管不问。经常采访一些地方,有的地方对腐败见怪不怪,觉得不腐败才是怪事,与此相反的是,像井冈山、延安这些革命地区告状监督干部的就比较多,地方政府的执政稍有变通也会招来非议,这当然有观念原因,有历史传统原因,恰恰这些穷地方揭露出来腐败案子往往又比发达地区多,倒不是发达地区没有腐败或少腐败,而是那些地方百姓心里承受力的缘故,也有些官员认为,自己治理的地方因为环境不宽松,政策不优惠,外资吸引少,民营经济发展不起来,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一些官员找到政绩不佳的客观原因。

  贪官,本质上讲就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就是政治上的反动。但是贪官却恰恰用政治来遮风挡雨,前面所举例的那位高官,以“爱国”、“支援西部”来遮挡众人的视线,程维高以“郭光允诽谤领导”,危害安定团结来收拾异己;成克杰在广西水灾时,撤掉那些“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公仆。那些政治词汇背得顺溜的人却捞钱也捞得顺溜,他们把政治也作为腐败的挡风墙。有的人明白省委书记腐败的能量大的原因,省委书记最大的权力在于用人。一般而言,一个省的大事是由省委书记碰头会提出,省委常委讨论决定,经济事务由省政府去执行,干部调动则是由省委组织部去执行。有的技巧高明的书记,甚至不提名,也有旁边的人揣摩领导意图,把领导喜欢的人提拔上来,正是这样用人方法导致书记的绝对权力,一言九鼎,这就为书记利用权力寻租打下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昆虫型文明,个体与个体之间虽然也讲利益,根本的是讲感情,在上下级关系中,昆虫文明带来“忠与义”,被上级提拔,不知感恩,当然就不能算忠义之士,在官场就很难混下去。那感恩的奥妙就多了,低级的直接送钱,高级的为领导的亲戚、朋友营利,而且也可以做得合乎规范,这样的交易有时还难找到破绽,经常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八十年代,省级高官公然搞腐败的少,那时搞的多是“不正之风”。百姓的议论多是台上他讲,台下讲他。我也听过一些省委书记作报告,说实话,那时候,书记大多还是能言行一致,有理想有追求,何以到了今天,会提出监督书记呢?除了资本的魔力与人性自私释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在相当一些干部心中有末日情结,对未来预期不好,趁说话管用,先把钱捞到再说,否则,权力过期作废。

  中央现在反腐也真是动真格,听说中央纪委组织部的巡视组也要对省级班子的腐败负上责任,但是也不能小看了省级干部运作政治关系网阻碍查处的能量。

  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哈韦尔,是一个剧作家,曾坐过20年大牢。后来,东欧突变后,他成了总统,他统治的社会从社會主義变成了资本主义。他在《失去的乐园》里写道,最令他痛心的不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家,而是他得利用资产階級来巩固社会基础,而那些资产階級的代表人物恰恰又是些共产党前高官。今天对中共执政威胁的恐怕也不是资产階級,要提防的恐怕也是那些“政治正确”的腐败分子。

  《凤凰周刊》总第123期

  作者电子邮件:j-zh-y@vip.sina.com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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