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金博:打掉腐败分子最后的希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此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追捕外逃贪官活动,他们在国外“自由主义”的天空下接受“荫护”,过“安全”生活日子已经以分秒计算了,但是我们自己给贪官留出的逃避刑事处罚的漏洞——“公务费用抵扣犯罪数额”是否应该堵起来正在考验着我们执法者的法律意识和反腐意志

  取消“公务费用抵扣犯罪数额”的规定——打掉腐败分子最后的希望

  近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行为人提出在贪污、受贿之前为公务活动垫付了一些费用没有报销,或者在行为之后将犯罪所得用开公务开支,以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作无罪或罪轻辩护,司法实践中,检、法机关查证后,一般对其辩解的费用以“无实际占有”为名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一旦辩解的公务费用数额大于犯罪所得数额,那么该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公务费用抵扣犯罪数额”的作法,既给犯罪分子逃避法制制裁提供了可乘之机,也肋长了违法违纪行为的蔓延。犯罪分子尤其是其中某些领导干部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财务监管失控,社会上票据管理混乱的漏洞,大肆编造虚假的公务开支,伪造票据,便条或以私人或他人开支的单据,充当公务费用的凭证。甚至出现其拿出的单据比受贿、贪污额还多的现象。在没有办法辨别查清其支出单据是否为因公支出,贪污、受贿罪成为永远没有既遂形态的犯罪形式。不仅如此,本应追缴的犯罪所得通过抵扣,变相地成为犯罪分子的既得利益。公务费用内容中送礼行贿、公款吃喝等以公务之名行肥私之实的违法违纪现象突出,但在实践中对这种行为的处理却出现了盲点,一方面司法机关将这此费用抵扣犯罪数额,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也不再进行行政处罚,结果行为人既可以肆意挥霍、侵吞公款、行贿受贿,双可以借以逃避法律制裁。

  在抵扣案中,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已实现了对财物的实际非法控制,具备了非法占有财务的主客观要件。行为人之前存在的未报销的公务费用不能使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非法占有状态归于消灭。行为人在犯罪所得用于公务活动,只是在实现了实际的非法控制后对财物的处理,同样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的认定,从证据学的角度看,如果把所谓的因公支出从贪污、受贿额中扣除,那么在行为人已把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所得财物用于了“公务开销”,在被告人职务尚存,业务活动尚须继续开展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得出行为人不准备将余下的财物进一步用于业务活动,而一定是非法据为己有的结论呢?如果将“非法占有”理解为对财物的永久占有,哪么所有犯罪后将赃转送他人的、甚至只要行为人有“转送他人”打算的,也可以认为是无实际占有或者不想实际占有而不认定犯罪,显然有悖于立法的愿意。当然,犯罪所得用于公务活动,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在量刑时要以从轻。

  公务费用可以通过材务报销,这是很普通的道理,但实践中所看到的抵扣案件中的行为人,都不通过这一途径,而是瞒着单位,采取刑法上所禁止的犯罪行为“获得补偿”,在这通常下,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无人知晓,非法获得的财物也由其一人支配,事后的“支出”行为同样不为人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其私自支出的费用从其个人犯罪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就会给这些费用的最终性质确定带来困惑。因为这无异于毫无根据地强行确认这种个人行为的单位性质,事实上,也就混淆了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原则界限。如果我们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要是单位负责人)原本就是基于单位的整体利益而利用职权收受其他个人或者单位数额巨大的财物,并最终确实用于了正当业务支出,那就应当依法认定其为单位受贿犯罪,依法追究单位及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如果不是因单位整体利益收受其他个人或者单位数额巨大的财物,而收受的财物确实存在公务费用,司法机关也不应当以犯罪数额“弥补”行为人的损失。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并不影响通过报销解决行为人与单位存在的财务问题。

  公正、合理的司法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而“扣除法”则显然改变了司法活动正确的价值导向。因为对于掌握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言,我们对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贪污。基本防线应当设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上,这样有利于廉洁自律精神的养成。而实践中的“扣除”的做法,事实上是在促成并不断强化所谓“只要为了单位或者集体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任意挥霍”的不良社会观念,因此,其潜在的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实际上起到了鼓励犯罪的作用,其现实危害更是不可估量。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言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它要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要体现与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行为是否为罪,应依法律规定为标准,公务费用抵扣犯罪数额的这种作法,无异与法外立法,因为到目前为止“两高”或全国人大并无相关的司法解释。抵扣的做法也有悖贪污、受贿犯罪立法本意。贪污、受贿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法律之所以将贪污贿赂罪单列一章,其立法本意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犯罪比普通侵财犯罪危害大,社会负面效应深,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在实践中也是大案变小案,甚至撤案的原因之一,严重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

  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检察院 牛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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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牛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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