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峰:当“公器”被个人潜拥有

  媒体担负着向最广泛的公众传播信息的责任,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媒体的所有制及它所传递的信息的指向性上,而且更体现在操作它的传播者身上。媒体的根本属性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工具、技术。而使用这种工具的人,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力因素。因此,操作媒体的传播者,是在使用“公器”活跃在社会关系中。那么他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而是一种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符号”,这个符号连同其意义,决定了他们在促成“公器”运作的同时,他们本身也成了一种“公共资源”:传播者与物理媒体共同构成了社会媒体,媒体是传播者的延伸。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殊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由此可见,构成“历史行为功效”的因素之一就是传播者。所以,转播者本身就是背负着传播工具这种象征符的社会存在。通俗地讲,媒介工作者,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他们在工作的同时以及工作之外,就潜在地拥有着他们所属的媒体,他们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工作之外的一切),都被媒体的潜暴光而赋予了特殊意义。

  媒体被媒介工作者潜拥有之后,媒介工作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与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联系。媒体赋予了媒体工作者特殊意义及身份,使得他们在工作之外——只要能被公众关注到——也在潜在地使用着公共资源,无意识地无偿地借用着媒介品牌做自己的事情,获得各种好处——以各种意识到的与无意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道德的与不道德的形式。正是媒介被他们个人潜拥有,他们的很多活动在无意识之间进行着,所以难以被我们所认识,就连媒介工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

  比如,新闻记者,他们的新闻采访活动,被他们自己以及社会公众认知为是新闻活动,他们是在工作。而在他们的采访活动之外,也就是在非工作时间里,他们的个人活动也在有意无意地借用着媒介身份进行,这期间就难免会获得一些“意外”的好处。只要公众知晓他们的记者身份,即使他们本身也没有意识往这方面联系,公众也会在意识里将他们与“记者”联系起来。如果一个记者去餐馆吃饭或者去菜场买菜,只要他们向老板明示或者别人在一边暗示,他是“记者”,那么老板则会本能地联想到“他是不是来采访的?或者是暗访的?”“我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他来对我是不还是不利?”如果是采访,而且对他不利,那么,他则会联想到“向他送什么好处”,舍财销灾。有的则干脆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违规乱纪。有偿新闻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媒介做为“公器”,被记者时时刻刻地潜拥有着,只要别人知道某人的“记者”身份,“公器”就像照妖镜一样,使得别人不得不送礼,以免受“公器”的暴光而受损。新闻腐败产生的根源,也就在于这种潜规则。认识不到这一点,惩治和防范新闻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出书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从倪萍的《日子》到鞠萍的《萍聚》,从赵中祥的《岁月情缘》到白岩松、水均溢、崔永元等人的一系列书。主持人出书,在形式上好象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拿白岩松来举例。他从主持《东方时空》到主持港澳回归、国庆五十周年盛典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其名已家喻户晓。只要一提到“白岩松”这几个汉字,人们的意识里就会出现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的形象。在观众的意识,“白岩松”已不是自然人的名字,而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这个符号对应的意义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一切个人与非个人的活动,只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们都会与“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联系起来。人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叫“白岩松”的自然人在干什么,而“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在干什么。因为在这之前,公众的意识里已经有了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假设:他就是那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这个些公共资源已经预先被他个人潜拥有了。并且这种意识也已经在公众印象中“培养”起来。所以,“白岩松”在公众视野里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器”之下的一个符号的活动,都被当作时刻在使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来识别。这是“他”永远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他”一从事这个特殊工作之时,“公器”之下的“白岩松”就被当作“议程”设置好了,通过他的一切工作,在公众印象里积累起来,直到“他”将“公共资源”与品牌个人拥有,并在公众印象里巩固起来。所以,主持人出书,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公器”那个符号在出书。他们的书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公众是冲着拿个符号去买“他”的书。也就是说,他们在出书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利用“公共资源”(电视台主持人这个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商品(书)做宣传,从而实现促销的目的。这是他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而与此同时,书商在宣传促销的时候,更是赤裸裸地将“中央电视台”等注目的字眼高挂起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因此,公众在买书的时候,首先不是冲着对书的作者的自然的信任度,而对于“公器”之下的那个符号的诱惑。这种潜意识地利用“公共资源”促销的行为,实质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腐败”的客观行为就是他们“贪污”他们所使用“公共资源”过程中所凝聚到他们身上的无形价值,这种价值以无偿广告的形式促销他们的产品(书),再以稿费、版税的形式回款到手上。从而实现将“个人对‘公器’潜拥有”向金钱上的转化——广告宣传中,“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等“公共资源”被他们以事实存在的形式而私有化,然后再在“集体无意识”之下免费地使用——社会其他人没有这种特权。

  当“公器”被个人潜拥有,记者可以去搞“有偿新闻”,主持人可以免费地促销自己的书,“公器”里其他的工作人员可以去捞取特别好处(如导演赵安)……

  媒体做为“公器”为个人潜拥有,这是媒体工作的必然,是无法回避的。作为促成媒体运作的主体,媒体工作者,在“公共资源”的光环下,时时刻刻为自己的活动无意识地“宣传”,也是无法回避的,更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种“潜拥有”的背后,媒体本能地赋予了个人特权,这个特权也承载了相应的责任。这就要求着媒体工作者要时时刻刻严格自律,不要有负众望,不要“走穴”。这种潜规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但很少能被我们所认识。媒体工作者自他踏入媒体工作之门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他要遵循这个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更注定了他们应该对“公器”负责、对“公众”负责。

  作者电子邮件:jungmenffon@sina.com

  作者:姜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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