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以科举制为主导的无党无派的政治体制的构想

  坦率地说,目前中国这种政体很难长久维持,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的方向,绝大多数学者认定走西方的道路,搞多党政治,搞投票政治。这样做虽然是大势 所趋,人心所向,但在中国缺乏群众基础,成功的概率不高。有没有第二个改革方向呢?中国向来不是党派国家,我们是否可以建立现代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的运行逐步复归为一个无党无派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呢?

  本文就这个问题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深远意义作一些探讨。

  一

  建立科举制度,先要破除对西方投票选举制度的迷信。这不是要全盘否定投票选举,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两面性,但在不同的人文基础条件下,投票选举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因此投票制度所处的地位及其在某一政体中的重要性不尽相同。

  官员的选拔有多种办法,除了投票之外,还有世袭、推荐、考试、抓阄。人们选择那种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历史条件和组织的性质来决定。比如军队和商会,性质不一样,官员的选拔方式就不一样了。用投票的方式选拔军官或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商会会长都是不适当的。不同的国家的政权组织的性质是不同的,有的类似商会,有的类似军队。对政权组织的性质的正确把握是我们选择官员选拔方式的基础。在未明确政权组织的性质之前是不能断言那种选举手段是最好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权组织作个简要分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全部历史的真实写照。中国所有的政权都是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由军队转化而来。先秦中国以宗族为基本的生产、生活或军事单位。新政权的建立,往往以某一宗族为革命军主力,以全族皆兵的方式投入战斗。在军事斗争中打败所有的对手之后,整个宗族上升为国家管理阶层。秦汉以后,中国的新政权仍由军队(而不是行会、商会、宗教团体)演变而来。这些军队或由内部生成或由外部侵入。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也无一例外是靠军队,而且新政权的第一代官僚基本上是军人,国家政体是以军队管理体制为样本仿制的 。

  秦汉以后的革命军和先秦的革命军都具有以下特征:1 、在权力结构上,是一元的,组织要求其成员,完全让渡个人权利,把个人生命融入组织之中。2 、在利益分配上,既论资排辈,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3 、在财产占有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性质的组织,在取得国家政权后,把其原有的性质保留在政权组织之中。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所有的财富和人员,都是这个政权组织的战利品。好比满洲人,可以把大清天下一切人和物作为它的战利品。只要把“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王’改为‘党’,我们也可领略到现代政府的传统面目。

  资本家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会与人共享么?不会;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牺牲了无数的战友和亲人而取得的权力,有谁会拿出来与人共享!“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依靠武力建立的政权只会因为武力而死亡。因此,中国政权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反对者的挑战,维护国家的稳定,捍卫自己的地位。这就导致了中国政权组织长期保持其最初的军队模式。军队模式的组织必须是权威统治、高度集权的,不宜用投票选举制度。

  政治文化的演变是连续的,来自中国基层的现实告诉我们,投票选举在中国很难站稳脚跟。

  何清涟在讲到“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燃”时说:“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宗族对地方事务的把持已‘规范化’和‘程序化’。湖南省怀化地委办公室1995年对湘、黔、桂边界地区4000个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作了调查后,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宗族势力已经凌驾于共产党的村级组织之上,族权已代替了基层政权。”[1] 尽管这些宗族势力不会影响大局,而这些事例反映出的中国社会人文基础对民主政治(投票政治)的存在和发展的不利影响却是全局性的。

  在天下太平时,尚且有传统势力夺权;无法预想,一旦失去政府监控,目前农村投票选举产生的政权有几个还能继续生存下去。

  一种合理的组织形式,应该有较强的生命力,应该可以脱离保护独立生存下去。可中国基层自发形成的政权组织中,生存力较强的仍然是传统型组织。宗族只是它的最古老形式,华西村、南街村等,则是它的现代形式。这类组织的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有极高的权威。他们管人、管物、管财、管工作、管生活、管思想作风、管穿着打扮,…好象没有他们想管而管不了的 事。可这样一类极不“民主”的政权组织,却能深孚众望,把人民组织成一 个坚固团体。

  即使失去政府保护,这类组织仍可能顽强生存下去。

  西方的民主国家,以民主乡村为基础。西方的民主乡村是自然形成的,能经受生存竞争的考验。比如以色列,它的农村基层组织基布兹,就是完全自发形成的以投票选举和决策为组织手段的组织。这些组织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三十年就已经存在了。对经济组织,中国的改革者宣扬适者生存、不适 者淘汰;对政治组织,是否更应强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呢?

  中国社会中的“民主”的组织与西方社会中“民主”的组织的生命力显然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根源,不是生产力水平高低,也不是自然环境的优劣,而是人的个性差别。西方民主制度即投票决策制度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未被中国人接受,或者说中国人的成长环境不能塑造出‘少数服从多数’的个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投票制度在中国执行得不好。

  我们先看柏杨先生的一段话:

  “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边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

  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2]

  柏杨先生的这段话,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少数服从多数’是西方民主政治(即投票政治)的基础。同时也给了中国人一个警告:如果在中国实施西方的投票政治,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那些少数派不是屈服于多数的裁决,而是另立山头。中国的一些民主斗士,不去观察中国的国情和民心,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天经地义的,可我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经常可以发现藐视多数的现象。毛泽东在一次接待工作中,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放心大胆地抽好啦”,这与“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

  何其相似。民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民主仅仅是生活中民主的一个投影。

  没有生活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就不会有政治上的“少数服从多数”。

  为什么西方人能接受“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中国人却难接受,柏杨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西方人从小就培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个性(即民主的个性)。

  民主的个性是在少儿时代,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塑造的,对此特定环境作全面分析,非本文的任务。这里仅从与人的社会化关系最密切的家庭角度,粗略分析此问题。我们先看几个零星的例子:

  1 、以色列的农业人口中,大约有40% 生活在基布兹(共产主义公社)中。

  基布兹的孩子出生下来,便进入育婴室。他们不是社员的私有财产,而是公社的儿女。有专人照顾教养,从小就集体生活,不与父母住在一起,母亲一天喂几次奶也有规定。孩子们从小过集体生活,家庭观念淡薄。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就因其丈夫受不了公社对家庭生活的干预而离开了公社。

  2 、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婴儿体质不合格即被抛弃。儿童从七岁就受严酷的锻炼。成年后,始终生活在军营中,回家会见亲人只能偷偷进行。六十岁后,才能回家过日子。

  3 、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讲一位移居美国的华人,因为孩子逃学,而轻微处罚了 孩子,结果竟然被美国法院起诉。因为这位家长的行为,触犯了美国法律。

  从上例可以发现,西方孩子的家庭生活受到集体或国家的强力干预,家长的权力被国家或集体剥夺了。而中国政府尊重家长的权利,给予家庭充分的自主权,几乎不干预孩子的家庭生活。中国和西方孩子的家庭生活的差别与中国人(中华文明)、西方人(西方文明)形成各自的个性特色应该有关联。上述例子,尚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的全貌,我们再从另一角度补充说明此问题。请看下面两则西方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1 、康帕内拉(1568-1639 年)认为,私有制所以形成,“是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因此主张共产共妻,“一切同岁的人彼此称为兄弟,比自己年长二十二岁的人称为父亲,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人称为儿子。”[3]

  2 、《共产党宣言》中说:“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階級异口同声地这样叫喊。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资产階級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在康帕内拉和马克思之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就大力宣扬公妻制了。所以马克思说公妻制“差不多一向就有的”。由此看来,西方人漠视家庭的重要性是普遍的、是一惯的。如果一种文化把家庭视为罪恶,而要把它铲除,在这种文化圈内的国家对家庭的蔑视和干预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因此,基布兹、斯巴达和美国对家长权力的剥夺,对家长权威的破坏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是西方文明的特色。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和义务,如此即造成了一个父母做主的环境。在父母做主的环境中,孩子们的事务的决策靠父母。父母权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然推演为长辈权威,领导权威;父母决策推演为领导决策、权威决策。

  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西方的父母由于宗教的、人权观念的原因或集体的干涉,而与孩子以基本平等的关系相处。在没有权威做主,而又有权威维持秩序的环境中,任凭孩子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的决策方式就成了孩子们的“政治原则”。这一 原则伴随孩子们一起成长,并由生活领域衍射到政治领域。这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来源。知道了民主的来源,就懂得了获取民主的途径。追求民主要从孩子抓起,从人的社会化环境抓起。若能引进美国管制家长的法律(或许要同时普及基督教),剥夺家长权力,打击专制的父母,保护孩子的人权,并下大力气执行。三、五十年之后,当那些在民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成为中国人的主体时,他们会自觉组成民主的乡村、民主的城市、民主的国家,用不着任何人强迫,也用不着任何人教导。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充满矛盾的,我们一旦得到了西方的民主,就会失去亲亲尊尊,失去家庭的温馨,变成一个和美国一样的地方,——“在那里,孩子不关心家长,家长也不关心孩子。

  孩子到了十六七岁,就和朋友们一起离家出走了。“[4] 既要西方的民主,又要东方的父慈子孝,这种两全齐美的路子恐怕是不存在的。所谓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无非是一种投票政治,它到底有多民主值得怀疑。这种投票政治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基础上的,‘少数服从多数’能否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不是毫无疑问的。哈耶克说 :“不管什么人,不考虑到他的全部经历所塑造的个性,我们就不能断言,他的某个特定的自觉行为,是我们可以具体指明的具体环境的必然结果。”[5] 在‘少数服从多数’未成为群体中多数人的自觉行为时,投票决策就是一种勉强的、被动的、低效的组织手段。用这种手段撮合起来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中国目前这种人文背景下,传统型政治模式还是较有生命力的,即使因腐败而灭亡,取代它并长期生存下去的新政权也不会是投票政权。若用全息理论分析个人家庭乡村国家的关系,就能更清楚认识到,有什么样的个体、有什么样的家庭,有什么样的乡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古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蕴藏的道理甚为深刻,有待我们开发利用。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全息论不是很深奥。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民主,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民主,是因为中国人顽固不化,还是我们的方法不对?从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论定,是我们的方法不对,自相矛盾。孙中山、蒋介石、鄧小平及现在的领导人,谁都没有把民主作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却要在政体中(成人中)嵌入民主制度,当然难免走过场或出问题。如果中国一定要走西方那条道,就一定要走好,要走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可是,没有外来强制力的干预要中国人放弃最基本的价值观几乎办不到。因此,建立西方的投票政治这条道前途渺茫。中国须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自己的路。科举政治是取代投票政治的方案之一。建立科举制度对今天中国有重大意义,

  一、可以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巩固社會主義制度。

  二、修正中国的指导思想,引导民族魂回归,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作准备。

  三、克服难以克服的全局腐败和官僚腐败。

  这些目的不是一定能达到,但从理论上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下面逐个把这些构想拿出来供大家批判,希望在批判中对爱国主义者有一点点启发。

  二

  中国历史演变规律是天下数家天下一家天下为公,与此相应的政府权力、中央权力逐步加强,集权政治体制日趋完善。与此相应的选举制度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之路。投票选举是西方选举制度的特色,考试选举是中国选举制度的特色。“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公元前1115年),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公元前202 年)。”[6] 科举制度是考试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果。

  中国建立科举制度的历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步向大众开放,选举制度走向规范,走向公正、平等的过程。隋朝之前,选拔官员曾采用九品中正制度。这项制度在曹丕称帝时正式颁布,其做法是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士,出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

  并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士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选用的原则“盖以论人才优劣,所谓世族高卑”。这与“唯才是举”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到了晋朝,“中正”官职全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选拔官员的原则完全以家世门第为重,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公元587 年,隋文帝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创建科举。

  初规定每州每年推荐有才学的贡士三人,后又下令,凡京官五品、地方官刺史,要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所推荐的人,都要通过考试才录用。

  到隋炀帝时,推举人才的科目已达到十科。

  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把科举制度的发展推向高潮。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同时,‘选贤与能’‘唯才是举’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考试,以求非常之才:“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7] 。常举即定时定科目的考试,是科举制度主要部分,其科目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等。明法、明字、明算诸科属专业技能,史科、童子亦非重要科目。只有进士、明经二科是唐代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凡考中进士的人,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做官,不合格者,只好先做幕僚,等待机会。

  自隋唐至宋,经过五百年的实践,中国的科举制度臻于完善。这种完善是在旧有的知识体系范畴的完善,这种完善也意味着停滞。清朝末年,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下令:“科举不 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停止。”[8].在停止科举之后的岁月,中国的学堂是建立起来了,而中国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却被‘政党分赃制’取代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建立了会计师、律师等各项专业考试制度。对‘学而优则仕’的批判虽成为历史,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并未得到重视。国家权力仍然被党把持着。‘党’是个小集团,相当于古代的宗族或门阀世族。

  把官员的选拔范围局限在党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迁,已显出狭隘和自私。目前的官员选拔制度,给人的感觉不比九品中正制好多少。

  国内外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对的呼声很高,共产党承受的压力很大。

  上文已论证,投票政治在中国行不通,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难保证中国不会因此而分裂。建立现代科举制度,则可以跳出党派争端,造就一个无党无派的社会,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生活之路。

  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階級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階級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階級。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是想做‘权臣’”。[9] 科举制度下,唯才是举的原则将得到充分体现,知识分子将恢复其历史地位。知识分子是在最大的范围内选拔出来的,业务素质不会比现在的官员差,知识分子的政治品质如何保障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比较一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异同。

  1 、道德标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道德标准是“大公无私”,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是“仁”。儒家认为“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仁是爱的道理,公是仁的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公是仁的方法。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唯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10]。显然,共产党员的道德标准与传统知识分子是一致的。

  2 、社会理想,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国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说法有差别,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

  这种中国化的“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就象孪生兄弟,无法分别(下文将详细比较)。它们最明显的共同点 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理想。

  3 、階級立场,传统知识分子与商贾在意识形态上有冲突。商贾就是今天的资产階級,站在资产階級对立面的,当然是无产階級的天然盟友。而共产党是无产階級的代表。所以,共产党的階級立场与传统知识分子的階級立场相近。知识分子或许会蜕变,站到无产階級的对立面,可我们也没有办法确保共产党永远不退色。

  共产党或许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化身,只要消除西化的意识形态,把西化的知识分子改造为传统知识分子。新官员的德就有了一定保障。而把西化的知识分子改造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最佳办法恰恰是科举制度。一方面我们可以引用一些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道德规范,作为科举的考核标准,重建中国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党对官员的要求反映到考试考核内容中去。这不是要党同伐异,而是以历史学家的态度公正评定历史。除去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鄧小平的党性,把他们都视为久远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理当占据重要位置。除去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党性,把它们视为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共产党必然要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只有把共产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作为科举的重要的考试内容,才是公正的。当我们把反映共产党的观点的材料和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选集作为考试内容时,在考试机制作用下,用不着国家苦口婆心说教,人们自然会熟读共产党、毛泽东的文章,主动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此时还用得着担心社會主義道路不能巩固吗?

  隋唐以前,功名的获取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获取儒学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儒学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而在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获取,需要社会成员掌握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知识,这就使文化教育及儒学教育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 。当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时,儒学的立身行事的标准潜移默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于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自然的统治意识。

  与此类似,当新社會主義精神在利益激励机制作用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时,把党的宗旨化为知识分子的追求,进而转化为全体人民的 理想,造就一个全民一党——无党的社会,就是一件顺水推舟的事。中国的政治民主,也以机会均等的形式得以实现。——所有的有参政愿望的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学历有均等的机会进入国家管理层。——这也许是中国特色的真正可行的民主化道路。

  科举制度将打破党垄断官场的局面,网罗大批人才进入官僚体系,扩大了政权的群众基础。

  科举制度还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大大加强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的稳定。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更是强有力的全民动员手段,它可以激发大众的学习热情、政治热情,可以整合社会规范,统一意识形态。与它的社会效应比,选拔官员反而是次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现有体制作些修改,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国民党统治大陆二十余年既被驱赶到台湾,在台湾统治了五十年既变成了在野党。共产党不是神仙党,从历史的角度看,开放党禁是无法回避的。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维护一党专制,而是如何有个最好的结局。佛祖教导人们:一滴水,把它放入大海,才能获得永生。共产党把自己的心与人民的心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在人民中永生。

  三

  科举制度实行的时间长了,官员中党员数量减少,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是一 体的、不可分割的。共产党融入了人民之中,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功成身退,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在中华文化中永生。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作为中国将来的指导思想的只能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一个方向,儒学实际上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理念。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地是共产主义,儒学的目的地是大同社会。如果我们能证明,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相同或基本相同。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就可以结合了。中国人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方面: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资产品和财源极大丰富,足以用来按需分配。二、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三、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四、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五、階級差别消失,国家消亡。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作比较。

  1 、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全民所有,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全民所有”

  与“天下为公”,犹如“下岗”与“失业”,同质异名。

  2 、在产品分配方式上: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但按需分配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因为,人类的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源,过去不是无限的,现在也不是无限的,将来到了共产主义,依然存在资源的丰富和稀缺。丰富资源可以按需分配,而稀缺资源却只能采用别的分配方式。大同社会的产品分配方式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种说法,要比“按需分配”高明得多。这两种分配方式都是:丰富资源共同占有,各取所需;稀缺资源不善利私藏。

  3 、生产力水平:共产主义 的生产力水平很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马克思等人没有确定。

  大同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供了一个参考,——“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如果一个国家的物资财富足以支撑福利社会的各种需求,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就及格了,就可以进入社會主義或共产主义。

  4 、思想水平:生产力的发达和人格的升华是进入共产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

  当今美英等发达国家,没有进入共产主义,不是受制于生产力,而是精神因素不及格。共产主义对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各尽所能”,大同社会对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相同。

  5 、社会管理模式: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階級和階級差别,国家也因此灭亡。

  所谓国家灭亡,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更不是人类群体的瓦解,只是国家的功能转化。由階級压迫的工具转化为群体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有管理就会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如何产生呢?“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基本相同或互补。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分歧仅是手段的分歧,而不是目的分歧。达到一个目的,往往需要多种手段的结合,比如从北京到上海,要坐汽车、火车还要走路,单靠一种手段,很难达到或根本达不到目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分歧是汽车与火车的分歧,它们的结合不仅可以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得良好,就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是契合的。梁启超在《中国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欧洲所谓社會主義者,其唱导在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墨荀商韩以及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不带有社會主義色彩”。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比如公妻制,马克思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的一大特点,可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没有公妻制的说法,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篡改马克思的学说呢?中国共产党员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人,他必定具有中国人的一般个性。必定具有中国人的一般的生活理念。这些基本的个性不是马克思主义塑造出来的,而是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惯是在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力量作用下从事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的结合,已经是反驳不了的既成事实。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调整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以满足现实的政治需要。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草创与守成孰难?”……“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 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的学说,一种草创的学说,而儒学是一种维护现有秩序的学说(可以维护君主制秩序,同样可以维护社會主義秩序),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克服骄逸之端是儒学一惯的目标,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在人性分析方面做得很不够,除了階級斗争之外,它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防止‘骄逸之端’的谋略。这也许是苏联崩溃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国没有比苏联更高明的维护现有秩序的办法,恐怕难免重蹈苏联后尘。

  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工具,都有两面性。当儒学掌握在反革命的手中时,是一种反革命的学说;当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为维护新秩序服务时,它就变成了革命的学说。好比魏征,可以为太子李建成服务,也可以为李世民服务。当他站在太子的立场时,曾欲谋害太宗,可太宗并没有因此而杀掉他,反而以其为国家栋梁。我们为何不可化干戈为玉帛,与儒学和解,与“封建文化”和解,与自己的先人和解,汲取先人的智慧和力量呢?儒学与现代化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此外,我们也可静心想一想,中华民族的复兴,复兴什么?

  不就是把先哲的理想发扬光大么。没有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就无所谓复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马克思主义多么风光,都与中华民族无关。我们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所创下的一切丰功伟绩,功劳都归马克思。中国的先人脸上有一点光彩么?这尽管不是认贼为父,是否有点喧宾夺主之嫌呢?

  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民族魂,民族魂必须是自己的。夺人宅舍的灵魂,或许可满足躯体的一时之需,但终究要离去。调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为传统文化正名,是中国迟早要迈出的一步。在马克思的保护伞的覆盖下,中国人永远站不直。为传统文化正名实质上就是为活着的中国人自己正名,为中国人找回自信。

  当中国人在精神上独立自主,——既不依靠马克思,更不凭借哈耶克时,开天劈地的帷幕即将拉开。

  儒学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一种是非标准。儒学文化的延续主要不是靠书本,而是靠人传人心传心,类似一种遗传现象。因此,受政治体制变化的影响不大,无论我们如何否定它,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它时刻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儒学文化的表现。儒学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儒学得以延续的物质载体。所谓复兴儒学,所谓儒学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大家研读经书,而是把我们身上感性的儒学,上升为理性的学说,再用这种学说来指导实践,这就是常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将在科举制度的发展中,在国家的变革中,逐步确立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必须令西方的“人权”“民主”相形见绌。必须有“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强大功能。

  指导思想是国家的灵魂,人事制度是政治体制的核心。这两项内容的大转变,通常须要改朝换代。如果我们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这种转变。中国就有福了。

  四、

  科举制度提供了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员的新方法,也使克服腐败成为可能。

  所谓的腐败,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官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危害国家安全,财主、文人、军人等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危害国家安全。一个社会的堕落,绝不仅是官员堕落。治理腐败不能两眼死盯着官员,仅在官员身上做文章,腐败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腐败自古以来一惯是整体腐败,全局腐败。当社会发生全局腐败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有高级官员,有普通公务员,有资本家,有记者,有法官,有律师,甚至包括医生教师和军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不比中央更干净,民间也不是一片净土。把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或把政府权力移交给民间,不是在清除腐败,而是在转移腐败,扩散腐败,和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是一个道理。剥夺官员的权力,减少了官员危害国家安全的系数,却增加了资本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系数。整个全局腐败的总量并未能减少,国家安全更没有保障。在局部腐败时,可以通过权力转移遏止腐败,在全局腐败时,权力下放这种手段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治理全局腐败要针对整个社会,要掌握全局腐败的根源,从源头上下手。

  全局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私心恶性膨胀,以至藐视一切社会规范。治理全局腐败必须解决私心恶性膨胀问题。私心有多方面,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对钱财的追逐。治理全局腐败先要克服拜金主义意识形态。克服拜金主义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强化宗教信仰,二是打击聚敛意识。

  在中国这个最世俗的国家只有选择第二个办法。——打击聚敛意识。聚敛意识因聚财者的地位、名声的提升而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打击聚敛意识就是要抑制聚财者的地位和名声。

  历代中国政府大都采用过抑制聚财者的办法防止全局腐败和官员蜕变。唐政府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凡官人身及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太宗规定:“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12]这些办法有没有现实意义呢?一个国家的人事体制、阶层结构往往具有极大的惰性,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是某个基本模式。今天中国社会官员和商人的关系依然如故。要防止官员蜕变,还是必须先控制全局腐败,让官员在心理上远离聚财者。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抑制聚财者的极左路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是诱导全局腐败的极右路线。极左必然发展为极右,极右必然发展为极左。与其在左右之间剧烈震荡,还不如回归中庸之道,——借鉴古人的办法,对资本家保持心理压力,而又维护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我们或可规定:

  1 、官员与资本家不准私自接触,工作接触要有二人以上在场,并且不准在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中进行。

  2 、高级官员的近亲中,不允许有资本家;若有,必须与之断绝关系。

  3 、高新技术行业、国家扶持的行业的资本家及重要人士不受此法规限制。

  这样做的目的是遏制掌握权力的人与掌握钱财的人之间的非法交易,扫除惟利是图的主导文化。从大局、从整体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并不反对以法治国,问题是,这些法律应该是一些怎样的法律,是从实际出发以效果为原则,还是从本本出发以西方为准绳。在一党治国的前提下,西方意义的“法治国家”是不可能建立的,以西方为样板的法律,在非法治国家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依靠西方式的建立在“民主”“人权”基础上的法律,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官员蜕变问题。

  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必符合“民主人权”原则,但必须是实用的、立杆见影的。一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为社会承担的责任也要越大,这才叫公正。

  在公正和‘人权’之间,我们选择公正。所以,尽管这项法规侵犯‘人权’,仍有执行的理由。

  我们以前没有制定官、商隔离的法规,有不少官员与商人结成了亲密朋友。

  也有不少的官员的亲人在经商办厂,要把这些朋友亲人拆散,不现实。只有在科举制度实施,新型官员进入管理层之后,这项法规才能落实。在落实中,对新型官员和旧官员也要区别对待。不把官员与商人拆开而要治理腐败,成功率极低。

  如果这两者缠得太紧,分不开了,那就只好同归于尽。革命是清除社会污垢、振兴国家的没有办法的办法,革命最大的成果是国家管理阶层人员替换,即把那些危害民族利益、危害国家长远利益的官员驱逐或消灭,代之以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官员。权力交接之后,才可扭转国家的方针政策。建立科举制度,将使我国的人事、人事制度发生质变。理论上,它可以向官僚体系输入大量的新鲜血液。在此基础上,只要操作得当,就可以不流血而更新官僚体系。

  中国官员的组织功能与西方官员大不同。官员是中国的栋梁,是中国得以凝聚的核心。把官员的培养、选拔、使用、监察工作做好了,中国的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注释:[1]《现代化的陷阱》P294 [2]《丑陋的中国人》P12[3]《太阳城》   [4]《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第60页    [5]《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   [6]吉林文史出版社《清朝典制》P385      [7](《新唐书》第44卷:选举志)   [8](《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第383 页)  [9](《中国精神》第489 页  海天出版社)    [10](《朱子性理语类》 性理三)      [12](《中国社会通史》 隋唐五代卷第254 页)

来源:读者投稿

  作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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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游客 说:,

    2005年05月05日 星期四 @ 08:43:26

    1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观点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中国需要的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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