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中国官场上的零售与批发

  1931年大萧条时代,美国国会附近道奇饭店的地下室,有一个身体笨拙的年轻人,一个晚上就到公用洗澡间冲了4次澡,第二天早上刷了5次牙,而且每次间隔只有五分钟。他满脸堆笑地与人打招呼。这位得克萨斯州的青年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75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最自然的方式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要向上爬就得结交人。

  这一招还真灵,不到三个月,这个叫约翰逊的年轻人,就成了众议员全体助手组成的团体“小国会”的议长。依靠这种一对一的交往技巧,当年的这个年轻人最终爬上了总统宝座。著名评论员马修斯把这叫作“零售政治”。

  与约翰逊相反的是,里根是利用广播、电视赢得民众支持的“批发政治”高手。里根在家的镜头总是穿着格子花呢衬衫和牛仔裤,脚蹬一双靴子,不是在清理刷子就是在修补篱笆,民众反感华盛顿的那些官僚,里根的“批发”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是到华盛顿工作的,但他也属于华盛顿。”

  零售与批发,多有利弊。与一些有用的人打交道,零售更有优势;争取选民,批发更好。马修斯还发现,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

  乡党打败技术官僚

  马修斯说出了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社会政治游戏的精髓,并非是一种政治哲学,却是官场成败的法则。

  用马修斯的分析来比照中国的官场生态似乎也有意义。对于中国,零售政治似乎还不太透明,批发则有透明的端倪。由于权力的批发是高度垄断的,官帽也是垄断的,所以就有大量的一对一零售,即使公众认可度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而最善于零售的不是智商高、学历高的专家型干部,恰恰是那些乡党式干部,相当于有了个陈永贵现代版。

  这些年来,中国的最高级干部已相当“精英”,有的文理兼通,既有从政的艺术,也有治国的本领,但省级或省级以下却是乡党的天下。搞斗争,知识型干部远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人位居高位,文化不高,作风强横,“一脸猪相,心中嘹亮”,最嘹亮的是善于管理干部,网络势力,与下属相处好像很亲和,拍着下属肩膀“好好干”,钻营是他们致胜的法宝。他们隐忍有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渐成气候。

  这些乡党也抹上时代或者现代的油彩。文凭是党校的文凭,有硕士、博士头衔,穿着英国毛料西装,脚蹬旅游鞋,别人要吃健康食品,他们更喜欢鱼翅鲍鱼,这类人贪钱出事的最多,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最多。

  仅举重庆为例,重庆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干部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型知识分子,但几个县与市区合并,不少乡党干部占据权力要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干部日益被边缘化,技术型干部擅长批发却被善于零售的乡党打得败下阵来。近期有消息人士说,重庆的高干有好些出了问题,有的贪赃枉法,有的买官卖官,正受到中央的严厉查处。那些出事的就有不少乡党。

  可能有人问,乡党何以能同化大城市的磁场并成气候?我想有几个原因:干部任用标准,太注重综合锻炼,当然最好的综合锻炼是任县级领导,而县级是乡党出产最多的地方;干部任用把实践经验惟一化,神化实践,忽略知识和素质;乡党的乡土情绪发酵,一个乡党成为大乡党,会把千千万万个小乡党提将上来,以壮大势力。重庆也曾强调过干部“正规化国民教育”,试图以学历剔出乡党,但终就难以奏效。

  精英被边缘化

  记得朱镕基说过,既要用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更要用有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理论水准的干部。也许他看到了乡党大规模的存在。舆论把现今胡溫执政称为精英政治,但至少在中国的基层却不是这样,而是乡党政治。以前我天真地认为,加入WTO 以后,中国会适应国际轨道,应让具国际视野的精英执政,但在有些省市,精英恰恰被边缘化,在重庆尚且如此,在那些贫困的西部大省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官场里善于批发、能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而今何在?

  仅举徐匡迪、薄熙来为例。1996年,笔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过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他认为要用知识经济的理念来构建上海的经济结构,上海要成为人才高地,不只是拥有几个院士,而是年轻人愿意到那里拼搏。我不想掩饰对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政治人物的喜爱,并且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人才会有希望,可惜的是他现在不过是一个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长。凭我的观察,他是一个善于批发的人,他的零售恐怕不行。

  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在记者眼里是一个有浓厚西式风格的政治人物,本人并不赞成大连的一些作法,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作风亲民,有韬略,善于推销。如果我没记错,他好像在党代表选举中曾落选过。他刚离开辽宁,就有人说:“不要把城市建成欧洲,农村却像非洲。”在他风光的背后,其实也可以看出他在官场里的处境。

  几种类型的干部

  用零售与批发来解读中国的干部问题,还难以反映个中微妙,依据此一框架作一个延伸,评价一下几种类型的干部:

  工程师主义:强调四化干部,上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作过大型企业老总的技术型干部,他们作风严谨,素质很高,但有理工科思维,思考问题有程序色彩,少了点人文,还需要“批发”训练。

  乡党干部: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能力不强,但相信厚黑学,钻营取巧。应该设置门槛,把这些人边缘化。

  团干部:有创造的激情,有游说的技巧,有的欠缺对复杂事物的把握,对做事的流程并不太熟悉。

  知识分子干部:近年博士纷纷从政,他们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有理想主义情结,常常以哲学思想介入政治,忘记了政治已是现实政治。

  这几类干部都各有短长,在干部问题上,能否把人力资源概念引入干部任用,讲究激励,讲究政绩考核,讲究配置。能否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技术官僚搞执行,靠制度竞升,比如绝对不要把团干部派来做水利局长,水利局只能是专业出身的人担任。是否应该更多的启用更市场化公司里的CEO 做干部,这些问题都有待新的探索。

  作者:蒋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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