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立之:孤独的蛇口——关于一个改革“试管”的分析报告

  今年是鄧小平发表南巡讲话1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2周年、蛇口工业区成立23周年、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130周年。而蛇口人正筹划着纪念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招商局的130岁生日。

  百年轮回。100多年前,李鸿章说,“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自此启动。10年前,鄧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久后,他又评价:“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蛇口工业区更快。”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自蛇口始。

  在我们试图描述蛇口的时候,我们却想起了世界的另一端,巴西的西北部亚玛逊河畔,一个叫做马瑙斯的小镇。大约100年前,马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马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玛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马瑙斯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都市。马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马瑙斯气泡一样地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我们讲这样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似乎危言耸听。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的蛇口时,发现昔日的风生水起的蛇口确实在它23年的历史尾端强弩之末地蜷伏着,沉默,并且孤独。

  孤独的落潮:高贵和勇猛的蛇口正在世俗或平淡

  夜色里,站在蛇口的小山上向东望去,只见深圳的灯火五色斑斓,喧哗流泻,映红了半边天。而身边的蛇口黑黑的、静静的,如同喧闹的海滩上一只无人理会的螺号。

  有多久,世界不再听到蛇口人的声音?

  深圳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甚至建议记者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祭奠蛇口》,在她以为,蛇口已经死了。

  一位生活在蛇口、自称“半球先生”的网民说:“蛇口命运一直以来不被自己掌握,一个政策蛇口成为全国和世界关注的焦点,再一个政策蛇口已经成为了深圳的一个行政管理区,再后来一次变化蛇口就成为了被南山区管束的小片区。大起大落在蛇口表现的淋漓尽致。……蛇口毕竟只是我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试管’而已。一旦‘试管’的使命完成,蛇口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就难以避免,这是人情、也是国情。”

  由一个直接受到中共高层关注的试验区变成了一个普通企业,由中国经济改革的“鼻祖”成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参照物。今天的大陆人谁知道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原来就是蛇口的一间财务室?谁知道中国排行第三的平安保险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谁知道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企业的“深中集”曾是蛇口一家焊铁栅栏的小作坊?谁知道中国第一份让中共高层认可的超产奖诞生于蛇口?

  有当地人煞有其事地说,蛇口属水,是靠水起家,逢水化吉,见火就败。蛇口兴旺是从1979年修建六百米长顺岸码头的“第一爆”开始的,衰落是从1988年鄧小平视察过的“海上世界”发生严重火灾后发端的。当地人讲,半岛的福址所在是水湾头的龙眼,可自从一座烂尾楼把龙眼压住以后,蛇口就再没喘过气来,就连它旁边的兴隆大厦也不兴隆了。他们先是在争夺南海石油后期服务基地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后又是在港口建设风头中被盐田港和妈湾取代,蛇口在一帆风顺后经历了近12年的低迷。1990年9月,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区合并成立南山区,区政府所在地设在南头。蛇口的行政地位降到历史最低点。

  这种水火克星的说法,本身就充满了宿命色彩,与奋斗不搭界了。

  蛇口的衰落与停滞成了蛇口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与此同时,世俗气息开始在这片曾经斗志昂扬的土地上蔓生。

  现在蛇口主要是靠卖房卖地赚钱了。从老蛇口向南油一带幅射,房地产业还算有一些亮点。蛇口工业区的起步从渔民村开始,现在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一位打工者说,我不想打工了,买两套房出租,不比搞什么开发强?

  蛇口早期创业者之一的谭先生,字斟句酌地比较着蛇口的过去和现在。过去的蛇口纯净、明亮、清新,犹如一个热血青年,欢蹦乱跳生机勃勃。现在的蛇口呢?圆熟了、理智了、稳重了、平静了,变成了那个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肚弥勒佛。

  一位到蛇口求职的干部发现,当他说自己到这里一是为干事业,二是想挣点钱时,他发现对面的人事干部正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说出如此“出格”的话。

  从蛇口人的心态到作派上,蛇口已经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内地化了。

  孤独的冲刺:一只被抛得最高的球

  1979年1月31日,由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袁庚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蛇口工业区,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并组织实施。其时,袁庚任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蛇口比深圳早落地8个月,是个“早产儿”。

  当时,大陆刚从“文革”的恶梦中挣脱出来,人们的脑袋上还死死地套着老祖宗的“紧箍咒”,处在不敢乱说乱动的阶段。但是,鄧小平想出了一个冲破祖宗陈规的办法: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这条“血路”,需要一个赤膊上阵的急先锋,被历史选中的正是当年62岁的袁庚。当时中国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机会,但只有袁庚条件最好。一是所处地域好,人在香港;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一个已知天命,悟透生死,不能轻易被吓倒、难倒的人;三是他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影响力、是最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最懂得改革要害所在的人;四是他有特别强烈的改革欲望。

  50多年前, 与28岁的袁庚一起到香港与英军谈判的国民党少将余兆祺评述他“盛气凌人, 不知天高地厚”。袁庚在二战日本投降后担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对香港的发展心知肚明。大“文革”期间,他被定为“美国特务”,坐了五年半牢房,放出来时已是1973年。当时,56岁的袁庚失去了时间概念,行走困难,说话声音含混。有人问他是不是数年没见到过有生命的东西,他说:“不,还有蚂蚁,我对蚂蚁很有研究。”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让你必须掂掂他的份量。

  1978年,袁庚再回香港,成了招商局的负责人。

  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是惟一伴随中国走过百年改革之路的企业,是中国百年找寻现代化之路的见证人。百年之后,历史再次选中招商局作为大陆改革的突击队。

  资本家给袁庚上的第一课,就是拿钱当钱。招商局买了一座楼,卖楼的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天星期五,袁庚开了2000万的支票给对方,对方拿到支票,马上用车以最快的速度,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关门休息两天,星期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2000万存3天的利钱。

  袁庚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

  而这个第一课随之诞生了那句在大陆改革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标志性语录: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

  当年,蛇口的特殊“特”在中共高层始终给予特殊关注和关照。其中有三件大事都与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江澤民有关。

  在修建蛇口的一个码头时,袁庚为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这一制度后,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这个办法使工人为国家多创产值130万元,而工人每人每月平均得到的超额奖金24. 3元,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 弱。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于是,原来一天能拉131车的工人只能拉20~30车了。

  袁庚拍案而起,但又管不了人家,只好求助“尚方宝剑”。胡耀邦看到这个情况反映的当天即提笔批示: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胡的批示几分钟后送到谷牧办公室。谷牧马上做出反应,请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澤民等人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恢复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国大陆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蛇口的通讯问题也是一个人为造成的难题。蛇口电话太难打,为解燃眉之急,袁庚以招商局名义与香港一家公司达成协议:由对方负责供应及安装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并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讯系统。

  结果,有关部门怒不可遏,邮电通讯乃国家专控专管行业,岂能容忍一个企业擅自与境外联系?

  通讯问题,惊动北京。江澤民匆匆飞抵蛇口。江澤民说,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要做必要的斗争。

  在江澤民的斡旋下,蛇口的通讯问题终得解决。

  解决供电问题的过程,几乎是解决电话问题过程的一个复制件。

  袁庚等人早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达成协议:由对方投资铺设海底电缆,将电输到蛇口,电费明显低于内地。但有关部门以涉及主权问题等种种理由进行阻挠。蛇口被迫实行每周“停二开五”的计划用电。由此引起11家外商联名控告工业区违反供电协议,要求赔偿损失。袁庚只能又一次借助江澤民和中央权威强行冲破阻挠,使从香港买电的设想变成现实。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美国《财富》杂志在分析中国高层心态时说,如果把改革比作抛球的话,中国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掉下来,但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的多。蛇口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也最容易被当成出头鸟一棒子打死。先行者的角色注定了蛇口必须孤独地承受孤独。

  孤独的争辩: “灵魂工程师”预言要走上“邪路”

  袁庚曾向胡耀邦吐露过心思: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蛇口风波”让袁庚第一次感觉到改革的艰难。

  由于改革中大陆出现了信仰和价值观上的严重困惑,原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和某部调研员曲啸等三人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而成名。

  1988年1月,3位“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导火索是由曲啸的一个关于“淘金者”的说法引起的。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

  蛇口一青年反驳他:“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有意思的是,很生气的3位专家竟然在争论中拿出了大陆传统思想教育工作的“撒手锏”,让敢于挑战他们的青年亮出名字,表示要向上反映他们的问题。那位青年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争论的问题在当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大陆的媒体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蛇口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李燕杰的问题——他们创办了3个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一个是招商银行,该银行起家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结算中心是为了消除工业区内部企业分别到银行存款或贷款的时间差和利率差而建立的。结算中心运转两年后,袁庚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创办招商银行。这一设想得到了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全力支持。1987年,招商银行在蛇口诞生。现在招商银行被列为世界前500家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世界排名第13位。美国《环球金融》杂志称,招商银行是2000年度中国本土最佳银行。

  比招商银行晚些时候成立的平安保险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1988年3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现在它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三大保险公司。第三个成果是1982年成立的南山开发(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赤湾港和赤湾港石油基地两大上市公司,总资产42. 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4. 7亿元人民币。

  孤独的老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袁庚本身是一个多种矛盾的集合体。他是一个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立志背叛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了解西方在经济、文化上达到的高度文明却必须保持立场坚定的中共党员,他的竞争观念、规则观念、效率观念、信用观念比当时一些大权在握的人超前20年。因此,他的优势与弱点无可避免地呈现在蛇口所走过的道路上。

  得失之一:想用有限的权力搞一个“乌托邦”,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使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无疾而终。袁庚一直想创造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他说,政治上要搞民主,把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为此,他搞了民主选举蛇口管理层。3700个大学生和工程师中产生15个候选人,通过差额选举选出7个。袁庚还默许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拼命保护那些有可能被“以言治罪”的年轻人。这样一搞,左邻右舍就很有意见,并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有人说这是政治早熟,袁庚不同意,但这些做法在袁庚这个政治权威淡出后,立刻无疾而终。

  得失之二:政府是否应该从企业行为中撤出?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还是一个弱势政府?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还是强化直接调控功能?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的问题。蛇口在创业之初,政府干预经济的事情不少。《蛇口消息报》负责人奚尚仁说,袁庚的乌托邦梦想美丽诱人,但也有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原生性缺陷。袁庚曾拒绝了港资7大财团的入股倡议;搞了长期亏损的平南铁路;有“鳗鱼投资”的惨痛损失;有当年整个特区都靠贸易迅速致富,而蛇口却排斥贸易,错失超常原始积累机会的战略失误;袁庚现在后悔不已的是,如果当时没有种种个人的、社会的局限,让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也许后来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更令他伤感的是,袁庚引为自豪的这三家企业,现在都已搬出蛇口。

  得失之三:袁庚既有用政治生命做赌注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旧文人总想表白自己的清高和难以理解的谦让。典型的事例是李先念当初想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却只敢要了9平方公里的蛇口。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决定建议提拔袁庚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组部批准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职决定。他要求让他继续去当他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中组部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任仲夷,终于如愿以偿。对袁庚此举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身边人给的解释是:为了入党时的初衷。放弃职务和地盘,就是放弃了制定政策、立法和权力,放弃了改革的生存空间。

  得失之四:袁庚身后再没像他那样的人出现,无法保证蛇口改革思路的连续性。思想超前、才华横溢、有资历、有权威的袁庚退休后,蛇口无形中丧失了它在大陆改革棋局中的分量和意义。

  孤独的“招商之子”: 先驱变成了大后方

  22年前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是因为招商局的介入,才摇身变为一个企业全资拥有并开发管理的国有工业区。它曾经的辉煌来自招商局,说到它的今天,更不能不提招商局。

  2001年蛇口工业区的主要利润来源构成如下:招商供电公司9260万元;招商地产1. 6227亿元;招商石化4708万元;招商创业1. 2553亿元;招商港务( 现已被招商局剥离蛇口工业区) 8000万元。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蛇口工业区主要盈利点仍在房地产、水电等不可再生资源( 招商创业就是生收房租的单位) ,蛇口在吃“老本”,而且许多“老本”来自历史性的垄断。北京《IT经理世界》记者曹建伟先生如是描述蛇口的没落:“20年,蛇口成就了招商局集团的繁盛,自身却逐渐褪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逐渐搬离蛇口,华为和TCL 的分支机构也正在筹备离开。相反,经营状况恶劣的公司却难清理出去。为了让经济贡献能力强的公司留在蛇口,蛇口可能不得不压低租金价格。”如此看来,“老本”能吃多久都成问题了。

  这种局面从何而来,在未来又会如何延续呢?曹建伟认为,蛇口在招商局整盘棋中的地位由“先驱”变成了“大后方”,这一变化昭示了蛇口未来的命运。在1984年前,外资经济在蛇口这个“政策特权平台”上得到了有效输出,培养起了成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在全球服装、玩具业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标准。此后,这个工业区的经济仍然在增长,但蛇口开始由盛转衰,这一年,沿海经济开发区兴起,至1988年达到293个,蛇口失去“试管意义”,并面临众多开发区的竞争。

  此后,袁庚离任,外资及制造业迁移,石油、港口均难挽颓势;到1994年,蛇口原来产业衰败,陷入华侨城、深圳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区、龙岗工业区、南山开发区等包抄竞争中,守城吃城。

  而蛇口的母公司招商局,此时心态已不同于往日。通过蛇口已渗透到10多个产业领域的招商局,其参控股公司至2002年达250多家。对这个庞大的公司机构而言,蛇口的价值由“产业运作平台”逐渐变为“资本运作平台”。一些招商局的异地投资失败后,招商局以上市公司和蛇口工业区资产置换及售壳等方式,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留给蛇口工业区消化。一旦招商局需要保持核心上市公司财务健康,蛇口工业区作为国有企业成为最佳的资产置换平台,或者说是容纳和消化不良资产的最佳“口袋”。

  对蛇口而言一种最危险的结果是,如果招商局集团逐步把蛇口工业区的优良资产装入强势的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方便,其融取的资金并不主要用于改造蛇口,而是用于招商局集团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新扩张,使得蛇口工业区成为大量不良资产的“堆场”,那么,蛇口的彻底改造将可能永远成为口号。

  关心蛇口的人们为蛇口“支招”:尽早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引入强势股东,为工业区注入大批资金和全新开发模式;尽快在医疗、教育、基本建设及社区改造等方面寻求深圳市政府的支持,退出“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应根据地区特点和现存优势,锁定核心产业,获取最大收益,比如在深圳市政府的扶持下,把蛇口建成现代物流园区,或与深圳高科技园区衔接,发展高科技产业……

  孤独的呐喊: 超越袁庚你敢说吗?

  如今的“海尔人”、“华为人”、“万科人”的名字,已经比“蛇口人”的名字更加响亮。广东的中山、东莞、惠州、顺德这些曾经看着蛇口眼热的地方如今早已超越蛇口绝尘而去了。蛇口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改革典型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界,正在向历史的深处退去。

  2002年是招商局成立130周年,也许是这一点唤醒了人们的使命感,《蛇口消息报》很有勇气地喊出了“超越袁庚你敢说吗”的豪语。文章说,如今蛇口工业区里的人们,无论与自己的过去纵比,还是与国内的同胞横比,都可以说算是“富人”了;祈望二次创业中的人们,仍然有当年那种强烈的“穷人致富的冲动”。

  这样的问话费劲地喊出来,没有人接。“富人要有穷人致富的冲动”的号召,竟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蛇口抨击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蛇口虽然备显落寞,但它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尊,甚至是骄傲。

  虽然早已划归南山区的下属区,但蛇口人往东走,会说去“深圳”而不说去“去福田”或“去罗湖”;回蛇口,一定说“回蛇口”,而不是“回南山”。

  这里的人们还有很强的“试管情结”。当时一个房地产界的专业人士苦笑:“我们搞了个不错的试验,结果发现没人学我。就开了两次推介会,结果还是没人学!我承认,我们还真是落寞的精神贵族。”

  蛇口人一边自卫,一边也学会了自嘲,其中最难听的大概就是“蛇口现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里的一块鸡肋”。

  不知道蛇口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孤独。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版图中,全面开放已成大势,“试点”和特区迟早是明日黄花。

  蛇口先天外向,自称他们“与时俱进”,此“时”乃欧美最发达国家的时刻表,他们跟内地用的不是一个时区。蛇口人习惯了他们向外学,内地向自己学。殊不知,“开放搞活”已成为过时的官方语言,WTO 和全球化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的日程表。蛇口不但成了不再有人看齐的“落寞的精神贵族”,甚至一些早先的“创业者”也纷纷“二次置业”出蛇口,留下的房子成了出租屋,像一个个标本在诉说蛇口的历史。

  蛇口先天有跟中央要权力要政策的优越感,有通过香港跟世界亲近的资本,却由此短于扮演跟地方政府TEAMWORK的下级角色。于是,擅长远交的蛇口眼看自己的发展受到用地瓶颈的限制,却难以像近邻福田、罗湖那样跟深圳市政府伸手要地。半球先生也不能不承认:“跟市政府不合作的确不明智,现在连深圳市地铁的规划也绕着蛇口走。地铁原来要走的是工业大道,后来改走后海滨路,2/3的蛇口享受不到地铁的好处了。”这话不论几分对,蛇口人的孤独和悲凉是真实的。

  蛇口人吴大辉则直言“蛇口模式”注定要成为历史:一、“蛇口模式”只是在一个没有旧的错综复杂的体制环境笼罩下的小小新区域中的“创新试管”,一旦打破管壁,将试管的内容融于天下,其示范意义就受到了相当的局限,“蛇口模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二,“蛇口模式”是一个“怪胎”,它集政府和企业职能于一体。由于种种原因,既没能依靠政府的权力造就企业的迅速扩大,企业自身的定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又模糊不清,因此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机会,使蛇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

原载香港《凤凰周刊》总第83期

  作者:常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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