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光:农民的劳动价值论

  一、当代中国农民的劳动“无需价值插手期间”吗?

  案例1: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十几万农民为国家修建公路长达10年分文未得。

  河南省新县地处大别山区腹地,大革命时期是“中共中央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解放前的新县总人口不到10万人,却为革命牺牲了5. 6万人,从这里一起成长的共和国将军有43位,省部级领导干部有200多人,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之一。战争年代的创伤和建国后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使新县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是个“三不过一”的国家级贫困县,即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不到一亿元,财政总收入不到一百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到一百元。全县17个乡镇中有14个是晴天通、雨雪阻的土公路,大部分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民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来运送货物。32万老区人民长期面对如此封闭的交通条件和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只能满足于“咸菜稀饭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数我”的最低生活标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划拨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改善山区交通状况。但是,这种“以工代赈”性质的特殊扶持政策,既给老区人民带来了出行方便,也给新县农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于1992年至2002年连续担任三届沙窝镇党委书记,亲身经历了新县十几万农民修筑国家公路长达10年却分文未得的全过程。

  譬如,沙窝镇地处鄂豫皖三省结合部,国道106线与省道1637线在镇政府所在地呈X 型交叉,构成连接华东地区与华中地区公路的交通枢纽。其中镇境内的国道公路干线有14公里,修建于“民国”时期,一般宽度为6米,属于沙土路面;省道公路干线9公里,修建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路况更差一些。历经多半个世纪的风雨摧残,路况日渐不堪重负,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舞厅”,新闻媒体多次呼吁河南省公路交通部门给予高度关注并尽快解决。1992年6月,我刚到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时,上级要求我们立即组织全镇劳动力搞义务投工,迅速掀起“人海大会战”,原来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国道、省道公路干线的路基改扩建任务。由于全镇的整半劳力合起来仅有1. 5万人,其中长年外出打工青年农民就有8000人,真正留守在家务农劳力不足7000人,大都是“386061部队”(指妇女、老人、孩子)。因此,无论是人力还是经济能力(当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70元),要想在短期内完成修路任务显得十分困难。但是地方行政强制性的摊派任务是不容乡村干部和农民违抗的,也是难以推脱掉的。于是农民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年要到筑路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50天左右,一共干了8年,每个劳力投工总量在1000~1200天左右,按当地市场工价折合现金为15000~20000元/ 人。农民不仅耗费掉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消耗掉自备工具和衣食等费用。我经常会看到农民劳动时被震裂的双手滴着鲜血,他们常常吃冷饭菜,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在国道施工过程中,刘湾村的一位农民被山上滚落的石块砸死,安葬费和家属生活补助费全部由镇政府和村委会筹集解决,上级公路主管部门置之不理。农民们辛辛苦苦修路8年,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好像是白白耗费的“多余劳动”。然而,一旦公路施工任务完成,市、县交通部门就把这两段公路干线变成商品路设卡收费,当地老百姓到镇上赶集,硬要交纳过路费。农民们气愤地说:“这两段公路都是俺老百姓掏腰包修建的,反过来又要留下买路钱,这是哪门子理呀?!”为了支援其他乡镇改扩建公路,县政府每年硬性向沙窝镇农民摊派修路集资款100元左右,由县交通局的施工队和社会上招揽大大小小包工头“代劳”。新县公路建设最热火的几年里,一个仅有几十名工作人员的县交通局竟然两次搬迁,投资几百万元新建起豪华办公大楼和宾馆配套设施。人们不禁要问:修建国家公路的补助款究竟流失到哪里去了?新县十几万农民辛酸的修路史,也许会成为一段“永远揭不开的谜”。

  案例2:新县长期使用农民劳动积累工建成的乡村集体林场收益分配却没有农民份儿。

  新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典型山区县。全县大办集体林茶场的历史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特别是“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高潮中。譬如,曾经被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乡村集体林场”荣誉称号的武战岭林场,建于1974年冬季,陡山河乡占用4个行政村、20多个生产队的山场面积达3983亩。当时由人民公社统一抽调7个行政村4000余人,连续苦干了5个冬春,农民严格按照“水平线,绕山转,上到岭,下到边,三尺深,三尺宽”的规划标准,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一共栽植杉树153万株。有人算过一笔帐,农民修建水平梯带总长,可以缠绕地球8圈。经过15年的艰苦创业,武战岭林场林木蓄积量达3万立方米,总价值1531万元。但其全部收益都归乡政府支配,几乎成了几十名乡干部的“摇钱树”。1988年至2000年间,陡山河乡政府每年采伐该林场林木纯收入高达100万元以上,用于新建政府办公大楼、购置小汽车、弥补招待费缺口和乡干部奖金、福利等行政性支出项目,提供山场和参与集体劳动的农民根本插不上手。新县乡村集体林茶场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即由各个生产队分摊山场面积,由农民集体投工造林,统一抽调农村劳力管理,林场收益由乡镇政府统一支配,农民既不参股又不分红。二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仍习惯于“大兵团式作战”的治山造林模式。新县县委、县政府又提出:党政一把手每年都要搞“万千百造林示范点工程”,即县领导抓万亩连片造林示范基地,乡镇领导抓千亩连片造林示范基地,村级领导抓百亩连片造林示范点。这更加助长某些领导干部为单纯追求政绩而搞瞎指挥。近20年来,新县农民每年人均投工50天左右,长年外出打工农民搞“以资代劳”,人均摊派40~60元不等。这样使农民普遍产生了厌倦情绪甚至对抗,有时又故意毁坏幼林,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强烈不满。乡村干部也逐渐感到,现在是“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灵,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案例3:山区农民参与社区公益性劳动既无报酬又倒贴钱的怪现象。

  时下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农民“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留下半年休闲”,甚至还说什么“九亿农民八亿搓(指赌博),一亿不搓到处溜(指农民工)”。这根本不符合当前农村的真实情况。新县十几万农民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不过他们参与社区公益性劳动既报酬又倒贴钱。譬如每年正月十五日前后,全县农民都要参加县、乡、村造林示范基地和县境内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公路沿线义务植树;在水稻插秧之前,农民还要参与公路改建、道路整修和水利设施维护等;春夏之交,农民要集中起来参与对山林松毛虫统一防治;每到夏季高温天气,农民要自带工具和干粮参加集体林场幼林抚育、垦复、压青等;每当夏季汛期到来之际,农民要参加集中防汛等;秋收之后一直到来年的春节前,全县上下掀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可想而知,山区农民一年四季哪有多少空余时间?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已经向9亿农民许诺:逐步取消所谓的“两工”(指农民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然而,“费改税”结束之后,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到底由谁来管?农民参与社区公益性劳动谁来买单?这至今仍是一个迷。

  案例4:农民一旦走出大山的羁绊就会变得身价百倍。

  新县政府官员自称:“他们用不到20万亩耕地,养活了全县32万人口”。实际上新县立地条件差,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8000万公斤左右,农民增收渠道非常狭窄。于是,大批的农民主动走出山门,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寻找就业门路。全县目前在国内打工人数有大约6~8万人,人均年纯收入5000元左右,每年的现金收入达3~4亿元;从事涉外劳务输出的农民工有4000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年纯收入50000元以上,每年的现金收入高达2亿元。新县每年的劳务总收入估计在5~6亿元之间,占到县内GDP 总量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县财政收入10倍以上。其实走出大山的农民工基本素质不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占20% ,初中文化程度占60% ,小学文化程度或文盲、半文盲占20% 。所谓的“出国研修生”中间也有小学毕业的,但他们在出国前经过3个月强化语言训练,都进入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大企业去做工,平均月收入比新县县委书记工资还要高出3~5倍。为什么山里人在城市或国外做工与他们留在家里参与集体劳动竟然会有天壤之别呢?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基石

  劳动价值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伟大发现。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传入中国已经有多半个世纪,但是党和政府并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理论地位去指导社會主義建设实践。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城市工人阶层的劳动创造仅仅体现为“八级工资制”,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的农民“按劳分配”原则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譬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几乎剥夺了几亿农民大约15% ~20% 的劳动成果。而对农民实行强制性劳动名目之繁杂、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政府每年组织农民搞大规模的义务劳动,占去他们大约40% ~50% 的劳动时间,又没有任何的劳动报酬,这实际上是剥夺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的时间。从根本上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工分制”也不能叫做按劳分配。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的土改是以乡村为单位,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即在耕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在距离上远近搭配。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差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历史遗留得以延续。正是由于“工分制”的事实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先决条件即各地农民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差距悬殊,才造成农民劳动收益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马克思曾经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况且到了人民公社的晚期,由于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产队内部按人头与劳力分配的比例是3:1,几乎变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其实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集体生产时期,农民从开春后一直忙到年尾,平均每年一个农业劳动力至少要出300多个工。尽管如此忙碌,农民的劳动收入却不得温饱。现在有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农民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偷懒“磨洋工”。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自明清以来的500年历史间,中国广大农民最少偷懒而建设成效又最大的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建成了极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和相当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那么,为什么几亿农民劳动的价值量与其收益分配又发生严重的脱节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里,惟一能够展示农民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场所——农村集市被强迫关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政策,长期把几亿农民禁锢土地上,使农民失去活动的自由,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出来。

  改革开放至今的26年间,整体上看中國9亿农民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环境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首先,目前农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是低效益的。2003年中国农业产值只占GDP 总量的不足15% ,大部分农民“种田赔钱”以至耕地撂荒。而“费改税”之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和乡村“三提五统”以及各种名目的“三乱”收费,又直接从农民口袋里掏走大约15000~20000亿元,这是剥夺农民劳动成果的一种原始手段。农民每年承担所谓的“两工”,也是古代劳役地租的一种“翻版”。因此,农民劳动力真正形成商品是乡镇企业职工和“城市农民工”总人数大约在2. 5亿人,占农村总劳力的40% 左右。农民工从事的工种是最脏、最累、最差、最苦、最危险且报酬不高的重体力劳动。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9亿农民还没有争取到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参与劳动的平等权和分配的平等权,甚至农民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也是极其有限的。与这种不公正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企业家阶层和国家干部以及个体私营业主阶层等等,他们的劳动及其收益分配情况比农民好多了。譬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城市工矿企业搞“利税包干、绩效挂钩”以便给管理者和工人们涨工资、发奖金和补贴的时候,农民们却面临着“土地大包干的效力释放殆尽”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接下来搞“股份改制”,几乎使全国人民通过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行业部门垄断经营的“固定”资产,甚至成为一部分职工占有的“私有股份”,城市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由此参加了国家和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补贴;这时的9亿农民又陷入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加重的恶性循环之中。知识分子阶层自从“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特别是鄧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尚方宝剑,使他们很快恢复到“倍加的或自乘的脑力劳动”的地位,享受着较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国家干部基本上随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待遇提高而“水涨船高”,每隔一年自然进档一次,成了“旱涝保收”的庞大阶层。个体私营业主阶层则得益于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和政策环境的逐步放宽,时刻瞄准体制转轨的“空挡”谋求自身发展壮大,如今已经变成了时代“弄潮人”……总之农民伯伯们已经“落伍啦!”他们的劳动似乎也贬值到“不值得大学问家一提”的可怜地步?!

  2001年江澤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會主義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应当如何去深化对社會主義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呢?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内容,大都集中在知识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精神生产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企业家管理劳动或资本劳动化、劳动资本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价值形成、转移和分配问题等等。尤其是对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及其财富分配等问题的认识相当混乱,甚至被马克思批判过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劳动价值多元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再一次浮出水面。而对于9亿农民的劳动价值创造与收益分配问题,理论界却避而不谈,甚至有学者认为今天中国的农民比马克思150多年前讲到的“产业工人”还落后。这种借用“软刀子杀人”的所谓理论创新,辜负了9亿农民的企望,也误导了决策者的视野。党的十六大明确地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求“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其目的在于“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一切有良知的学问家们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精髓即“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这是消除人们对当今9亿农民的劳动歧视和社会歧视的理论依据。同时,作为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标准的价值尺度是根据全社会平均的劳动技能、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的劳动强度计量出来的,9亿农民理所当然应该纳入社会总劳动中去平均。事实上近20年来,我国农民工(涉外的和国内的)和乡镇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劳动不仅对社会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富有效率的。进入21世纪,我们再不能无偿使用农民的劳动了,国家应该彻底解除9亿农民身上的枷锁,放手让他们到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竞技场上拼搏去吧!

  作者电子邮件:zhxg@xytc.edu.cn

  作者:张新光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农民的劳动价值论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